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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年春，察哈尔部西迁途中，鄂尔多斯草原，年轻的额哲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归降，而是整个部族命运的转折。父亲林丹汗病逝后，察哈尔汗国失去核心，额哲既要安置部众，也要在明廷与后金之间作出选择。
额哲出自博尔济吉特氏，是林丹汗之子。林丹汗被视为北元末代大汗，属于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一系的后裔。明朝建立后，元廷退居漠北，但蒙古大汗的名号并未立即消失。到达延汗时期，蒙古诸部重新整合，察哈尔部仍保留着相当的政治号召力。
林丹汗继承汗位后，试图恢复达延汗时代的权威。遗憾的是，后金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手中迅速崛起，科尔沁、敖汉等部相继倒向后金，林丹汗的处境越来越孤立。他不愿受制于人，甚至与明朝联络，共同牵制后金。
皇太极即位后，多次出兵西征察哈尔。林丹汗一路退往青海，原本想在那里重新整顿力量，却于1634年因天花病逝。大汗一死，原本依靠汗权维系的部众很快分散，额哲只能与母亲苏泰太后率部返回鄂尔多斯，局势已经难以挽回。
多尔衮率军西征时，察哈尔内部的归附行动接连发生。林丹汗的福晋巴特玛噪较早投向后金，随后，囊囊太后娜木钟也带着部众归附。她向多尔衮说明了额哲母子的下落。后金军的压力，加上部族离散的现实，使额哲最终接受了归顺安排。
这次归附，对皇太极而言意义重大。额哲带来的不只是部众，还有传说中由元朝旧宫廷保存下来的制诰之宝，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印信。它未必等同于秦汉以来那方玉玺，但在蒙古政治传统中，象征旧元皇统的合法性。皇太极得到此物后，政治声望明显增强。
有意思的是，皇太极没有把额哲当作普通降臣处置。1635年，他将嫡长女马喀塔封为固伦公主，指婚额哲。次年，马喀塔正式下嫁，额哲成为固伦额驸。皇太极还把察哈尔部编入八旗体系，并封额哲为察哈尔亲王，使其保有一定身份，同时将部众置于清廷直接控制之下。
这桩婚姻维持得并不长。1641年，额哲去世，马喀塔年仅十七岁。额哲没有留下能够承袭王爵的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后来，这个女儿嫁给豪格之子富绶，即和硕显亲王，成为亲王嫡福晋，但婚后没有留下子嗣。
额哲死后，承接察哈尔亲王爵位的，是他的异母弟阿布鼐。阿布鼐是娜木钟所生，出生时间大约在1635年额哲归附前后。由于年幼，他起初只是被安排管理部众，直到顺治八年，即1651年，才正式袭封察哈尔亲王。
按照蒙古旧俗，阿布鼐后来迎娶了嫂子马喀塔。那一年是1645年，马喀塔二十一岁，阿布鼐只有十一岁。这段婚姻带有明显的政治与部族传统色彩，并不只是皇家婚姻安排。马喀塔后来被尊为固伦温庄长公主，阿布鼐也借此维系了与清廷的亲属关系。
但亲属关系没有消除阿布鼐心中的隔阂。他长期不赴京朝见，对察哈尔部归附清朝始终难以释怀。顺治年间，清廷忙于入关后的政局，且天花流行，对蒙古王公朝见之事有所放宽。康熙亲政后，情况发生变化。康熙八年，即1669年，康熙帝将阿布鼐召至盛京，随后将其幽禁，并让他的长子布尔尼承袭察哈尔亲王。
布尔尼表面上接受安排，实际上对父亲被囚一事十分不满。康熙十一年、十四年，他曾两次入朝，却没有真正放弃反抗打算。康熙十四年，即1675年，三藩之乱正牵动清廷兵力，布尔尼认为时机出现，联合弟弟罗不藏及部分察哈尔部众起兵，企图夺取张家口一带，并救出阿布鼐。
消息传到京城后，康熙迅速调集兵力，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满蒙八旗兵平叛。布尔尼军队缺乏稳定援军，很快败退。后来，科尔沁亲王沙津在草原上追击并包围布尔尼兄弟。罗不藏一度借故脱身，兄弟二人重新会合，最终仍被射杀。
叛乱平定后，阿布鼐也失去了继续幽禁的可能。康熙下旨将其处死，执行方式为绞杀。至此，额哲一脉先后失去承继者，察哈尔部从北元旧王统逐渐转变为清朝统辖下的旗地，而那枚象征旧朝权威的印信，也完成了它从蒙古汗廷遗物到清朝政治象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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