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冬，武汉一间办公室里，唐棣华得知父亲被判处死刑，连夜赶去见丈夫黄克诚。案子牵涉旧日与日伪合作、走私鸦片等问题，证据经过审查，判决已经报请有关方面处理。她没有替父亲辩解，只是含着眼泪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想见他最后一面。”
这句话，成了黄克诚在整起案件中唯一一次开口提出的请求。
黄克诚一向不喜欢特殊待遇。战争年代，他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时，部队物资紧缺，干部和战士按照规定领取生活用品。有人见他经常熬夜，火柴用得快，便私下多领了两盒送来。
黄克诚知道后，当即把火柴退回去，并批评警卫员：“官兵一样，不能给我开口子。”话不重，分量却很重。带兵的人一旦先享受特殊，队伍里的规矩就会慢慢松动。
他的棉衣穿了多年，袖口和衣襟反复缝补。有人要给他换新的，他摆摆手：“补一补还能穿。”毛巾也常被剪成两半，一半自己留下，另一半给身边工作人员或伤员使用。
1942年，黄克诚被评为节约标兵。许多官兵这才知道，他每月所得并没有全用于个人，而是常常补贴伤员和部队生活。军中有人称他“铁算盘”，并不是说他冷硬，而是说他用钱、用物都要问一句：是不是用在刀刃上。
这种作风并非当上高级干部后才有。黄克诚1902年出生于湖南永兴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见过底层百姓的艰难。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又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处在物资匮乏的环境里，使他明白，一件棉衣、一盒火柴，背后都连着部队的生存。
1941年，黄克诚与唐棣华结婚。那时黄克诚39岁，唐棣华23岁。婚礼没有铺张仪式，住处也很简陋，床上铺的是军用被褥。两人的共同话题，反倒是书。黄克诚走到哪里，身边往往带着一个铁箱，里面装的不是贵重物品，而是书籍和文件。
唐棣华出生于1918年，早年在山东大学化学系求学，接触革命思想后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她曾被捕，获释后继续参加进步组织，后赴延安工作。到苏北阜宁任职期间，她与黄克诚相识，随后结为夫妻。
婚姻开始时，黄克诚把原则说得很清楚。他告诉唐棣华，夫妻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工作不能因家庭关系受到影响；军队文件和谈话内容，也不能随意打听。唐棣华接受了这些约定，跟着丈夫辗转各地，很少把个人生活放在工作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职务变了，家里的规矩没有变。他对孩子说，不许借父亲的名义办事，不许把公车当私车使用，个人前途要靠自己的本领。
小女儿生病时，家里没有动用办公汽车，而是叫三轮车送医。小儿子结婚，也没有让公车去接新娘，只能骑自行车完成这件事。亲属来找关系，他同样直接拒绝。大哥的儿子没有考上湖南革命大学，黄克诚当时正是学校负责人，也没有替他安排入学，只让孩子复读。
他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怎么走，要靠自己。”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唐棣华的父亲被查。由于唐棣华参加革命后长期与原家庭少有联系，她此前并不了解父亲在旧社会中的具体活动。案件审理过程中，相关材料显示，他曾为侵华日军办事，并涉嫌走私鸦片。面对证据，老人仍拒不承认，案件最终作出死刑判决。
办案人员得知死刑犯是黄克诚的岳父后，曾考虑这件事会不会给审理带来压力。但黄克诚没有找人说情，也没有要求重新处理。他只对妻子说：“功过不能相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唐棣华听完，没有再为父亲求情。她知道，丈夫如果因为亲属关系改变判决，损害的不只是个人声誉，也会让许多人怀疑党纪和司法的公正。
不过，她毕竟是女儿。临刑前，她向黄克诚提出请求，希望能到汉口见父亲一面。这个要求没有涉及改判，也没有要求免罪，只是想完成一次亲属之间的告别。
黄克诚没有拒绝。执行前几天，他找到负责此案的同志说明情况：“组织决定我不反对，但唐棣华同志应当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毕竟是亲生父亲。”
这也是他在岳父案件中提出的唯一要求。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第三位。此后的政治风雨中，夫妻二人也经历过长时间的困难，直到后来得到复查和恢复名誉。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整理遗物时，留下的物品并不多：缝补过的内衣、修补过的胶鞋，以及大量读书笔记。那些旧物没有显赫标记，却把他几十年不肯搞特殊、不肯以权谋私的生活方式，清清楚楚地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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