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投资于人”应调整增长理念，提高资源配置精准度

李迅雷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迅雷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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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需要调整增长理念和政绩考核导向

“投资于人”并没有单一主语，主语不仅包括政府投资，也包括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居民部门其实一直在进行“投资于人”，例如对子女教育、培训以及自身学习的投入。随着中国本科以上学历者比重不断提高，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在持续增加。从政府角度看，“投资于人”需要更多反思当前以“投资于物”为主的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和增长模式等问题。

当前拉动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近年来，出口依然较强，但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下降9.4%；社零消费增速也只有1.2%。这意味着三驾马车中有两驾的动力已经不足，原因在于过去“投资于物”较多，长期强调稳增长、实现GDP增长目标和翻番目标。这些目标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没有一种增长模式能够一劳永逸。中国长期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主，西方国家基本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投资短期看是内需，中期看会形成新的供给，长期看则对应债务增长。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超过300%，并超过美国；中国人口占全球约17.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却达到30%左右。结构性过剩问题的长期化，也意味着“投资于物”需要有所约束，并要求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GDP增速目标只是预期性目标，全国人大对政府考核既有预期性目标，也有约束性目标，如新增就业属于约束性目标，按理说约束性目标应比预期性目标更加重要，必须要完成。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实际评价仍主要以GDP增长率为目标，故对政府部门的考核都更加重视GDP增速和稳增长的目标，相比消费，投资是政府可以把控的，因此成为较好的抓手。“投资于物”能够立竿见影，而促消费属于慢变量，难以迅速见效。如果今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将更加侧重“投资于人”，可以考虑将就业率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以“投资于人”促进就业、经济转型和服务业发展，改变当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因此，“投资于人”并不是简单的投资行为变化，而是涉及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仍然知易行难。

当前确实存在“投资于人”提出较长时间但获得感不足的困惑。要增强获得感，需要对“投资于物”进行一定约束。除制造业存在供强需弱外，交通运输领域的过剩问题更加突出高速公路、高铁、城市轨道交通、民用航空以及城市公交等领域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过剩。如果仍按照过去依靠投资拉动来实现GDP增长目标的思路，在制造业投资意愿下降后转向基建投资，在传统基建投资空间下降后再转向新基建，就需要进一步审视这些投资活动是否真正有效率，能带来现金流等，并根据当前及今后人口流动的方向和产业等，开展更细致的、有前瞻性的研究。

二、公共服务投入应跟着人口流动，提高“投资于人”的精准度

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推进“投资于人”，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的显著变化。当前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城镇化进程放缓，但人口仍在持续流动：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向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人口流向大城市，三、四、五线城市人口总体出现净流出；一、二线城市，包括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则出现较为显著的人口流入。这一趋势未来可能进一步强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县域经济竞争，当前则越来越多来自大城市化进程，大城市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2025年我国东部八个大城市的个税收入就超过全国个税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动的背景下，如果仍按照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固有方式配置资源，可能造成资源错配：人口越来越少的地区获得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多，而我国人口则流向则是从中西部往东部，从北往南、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持续流动。因此，“投资于人”应更多跟着人流走，而不是按照行政区域采取向老少边困地区“撒胡椒面”式的配置方式，并应增强前瞻性，面向未来实现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如过去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希望小学已经没有多少学生了，再建希望小学没有必要，而广东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大省，财政支出也应跟着流动人口走，而不是简单以区域经济发展平衡为目标，劫富济贫。从世界各经济体发展情况看，没有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是均衡发展的，不均衡发展是发展中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在理念上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前瞻性，使财政支出更加合理，提高“投资于人”的精准度。如随着近年来出生人口数量的逐年下降，当前幼儿园入园人数已经大幅减少，接下来小学生数量会大幅减少，今后中学学生数量也会缓慢减少。中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22 岁）预计于‌2032 年左右‌达峰；‌在校大学生总规模‌峰值滞后至‌2035 年前后‌因此，“投资于人”需要根据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的趋势进一步提高精准度。

三、公共服务补贴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明补”替代“暗补”

当前公共服务较多采取全面补贴模式，这使水、电、煤气等价格具有较强的非市场化特征。这类补贴能够使居民受益，作为“投资于人”的一种方式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补贴使用效率。按照家庭收入结构，可以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五个组别，真正需要补贴的主要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

“投资于人”一方面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公平性。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可以给予补贴，而高收入和中高收入人群没有必要享受同等补贴。部分公共服务该市场化的应当市场化，并通过“明补”替代“暗补”。对生活困难群体、公共交通等，可以采用直接补贴方式，减少“暗补”造成的浪费。财政支出在这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目前，地铁等公交设施、水电煤等价格长期没有上调，一些地方继续在大规模建设地铁，但人口在减少，投资却在增加，导致宝贵的财政资源错配。据统计，中国有54个城市具有轨道交通，其中有地铁的城市为45个，但只有15个城市的地铁载客量达到交通运输部的最低标准。在未来中国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这类“投资于物”的公共交通类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必要继续投下去，需要科学决策。总体上，公共服务补贴应兼顾均等化与公平性，更加聚焦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该涨价的公共服务产品就涨价，并通过“明补”替代“暗补”的方式，用高收入者增加的支出补贴给中低收入者，从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和公平性。

四、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通过降低门槛拓展“投资于人”空间

“投资于人”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共同促进。政府的主要思路应当是搭建平台，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当前我国经济压力最大的仍是就业问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功能，长期以来投资增长的模式，必然带来债务增长和供给过剩，例如，在基建和房地产供给短缺阶段的2009-2010年，民间投资增速曾超过50%，今年1—7月民间投资增速为-9.4%。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如2011年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的中位数为3.1%，如今已经降至1.3%。在产能过剩、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缺乏动力。

服务业是带动就业最大的产业。美国84%的就业人口集中在服务业。文化娱乐、体育养生、旅游休闲、教育培训、 “AI+”等领域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我国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应对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的压力。发展服务业，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管制、降低进入门槛，让民间资本愿意投入；对部分具有发展空间的领域，也可以给予一定补贴。

总的来看，“投资于人”不应停留在口号上，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落实和推动。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