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92年，山东济南的一所医院里，谭启龙守在老战友江祥康的病床前。病危通知已经下达，屋内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单调的声响。江祥康用尽力气握住谭启龙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首长，我够本了。”
这句话并不是临终前突然冒出来的。几十年前，江祥康曾在战场上听谭启龙说过同样的话。两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隔着岁月，完成了一次迟到的回应。
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幼年失去双亲，少年时期给人放牛。14岁那年，他参加红军，人生由此改变。1933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主持召开贫农团代表大会，年轻的谭启龙也参加了会议。
那时的谭启龙年纪不大，经历却十分沉重。毛泽东询问他的家庭和出身，听说他幼年丧亲、曾经放牛，便对他说，放牛娃也是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对一个没有家庭依靠的少年而言，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谈话，而是让他第一次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出身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
此后，他在战斗和工作中迅速成长。战争年代，干部不仅要指挥部队，还要承担筹粮、动员、行军和组织建设等事务，身体长期处在极限状态。谭启龙后来回忆，许多同志今天还在，明天就可能牺牲，自己能够活到后来，已经“够本了”。
1946年底，华东战场连续展开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两场战役前后衔接，部队几乎没有完整休整时间。谭启龙因长期劳累吐血，却没有离开岗位，仍然参与部署和指挥。
战事间隙，警卫员江祥康发现他靠在一棵树下休息。树旁有血迹，谭启龙脸色苍白，周围又没有其他人。江祥康一时慌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谭启龙醒来后，没有责备他，只是摆摆手：“不要紧。”
随后，他指着远处的阵地说：“多少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能看到今天，够本了。”
江祥康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也记了一辈子。那时的两人，一个是带队作战的干部，一个是贴身警卫，身份有别，经历却被战火牢牢拴在一起。谭启龙没有兄弟姐妹，江祥康在长期相处中，实际上承担了亲人般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谭启龙转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等地任职。职务变了，工作方式没有变。他常常往基层跑，遇到灾情和生产困难，便把大量时间放到农村和现场。
江祥康也没有停留在警卫岗位上。谭启龙认为，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干部不能只会打仗，还要掌握文化和生产知识，便设法送他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读书的江祥康，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960年，山东遭遇严重困难。谭启龙当时主持山东工作，身体也因过度劳累出现问题。得知山东需要人手，江祥康从浙江赶来，再次回到谭启龙身边，担任警卫秘书。
那几年，江祥康跟着谭启龙下乡、查灾、协调生产。两人经常一走就是几天，住在简陋的基层住所，吃的是粗粮和简单菜蔬。所谓警卫秘书，并不是只负责站岗和传话，还要承担大量具体事务。
谭启龙的儿子谭大新曾到江祥康家里做客。屋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像样家具，行李、炊具和油盐酱醋都放在床板上，中间摆着煤球炉，锅里煮着萝卜。
孩子看完后问：“杭州的家，是不是比山东好很多？”
江祥康没有解释，只说：“你爸爸打仗，从来在前边。”
这句话说得朴素，却点出了两人的相处方式。谭启龙下基层，并不是让别人替他吃苦；作为警卫秘书，江祥康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谁在前面，谁就承担更多；谁在身边，谁就跟着一起走。
谭启龙担任山东主要负责人时，组织上已经作出安排，他却向中央报告，希望派更有经验的同志主持工作，自己协助。这类细节，往往比口号更能说明一个干部的工作态度。江祥康多年跟随他，也从未借首长名义为个人谋求便利。
病床上的江祥康已经无法多说话，只重复那句“我够本了”。谭启龙听后，始终拉着他的手。江祥康去世后，谭启龙每年过年都会邀请江祥康的家人到家中吃饭。
谭启龙一生不饮酒。90岁寿辰那天，他却端起酒杯，对着江祥康家人说：“来，敬江祥康同志。”
后来，谭启龙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愿，将骨灰安放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烈士墓园。江祥康的骨灰，也埋葬在那里。两位相识于战火中的老战友，最终又回到了共同战斗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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