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6年4月，川西大金川铁索桥旁，红四方面军一名年轻军长从担架上翻入急流。他叫余天云，年仅30岁。关于这场意外，后来的回忆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就此离开了人世。
余天云1906年出生，湖北黄安人。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刚满21岁，便投身革命队伍。那时的红军缺枪少粮，战斗频繁，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更不用说从普通战士一路成长为主力指挥员。
他的上升速度很快，却不是凭空得来。余天云熟悉山地作战，敢于带队冲锋，临阵处置果断。1932年，红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徐海东负伤，余天云接任团长。当时师长是陈赓，第三十四团团长则是许世友。
胡奇才后来回忆，余天云打仗凶猛，性情豪烈，酒量也大。许世友同样以勇猛著称，但谈到余天云，仍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人有一股令人警惕的狠劲。所谓“忌惮三分”，说的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战场上对其冲击力的判断。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粉碎川军“三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由此站稳脚跟。部队扩展到数万人，原有师级建制被重新整编为军，王宏坤任红四军军长，何畏任红九军军长，余天云任红三十军军长，王树声任红三十一军军长。
红三十军的配置很有分量。余天云负责军事，李先念担任政治委员，李天焕任政治部主任，所属各师的主要干部后来也多成为共和国将领。这个班子说明，余天云并非单纯的“猛将”，而是被置于四方面军核心作战力量之中。
反六路围攻期间，红三十军承担了东线的重要任务。战局吃紧时，部队没有一味防守，而是寻找敌军薄弱处突然反击，取得毙伤、俘敌较多的战果。1935年强渡嘉陵江时，红三十军又担任主要突击力量，余天云的指挥能力由此得到进一步体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进行统一调整，余天云改任红三十一军军长。红三十一军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陈赓担任旅长。这支部队战斗力突出，后来被誉为“最好的部队”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余天云离开后，红三十一军军长一职先后由王树声、萧克等人担任，陈赓也由此进入这支部队的指挥体系。一个不到30岁的干部，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留下位置，足见他在四方面军中的分量。
但余天云的短处，同样十分明显。他脾气暴躁，轻视政治工作，处理上下级关系简单粗暴。傅钟回忆，他身边的警卫员、通信员常挨打，甚至曾因意见不合打过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耳光。张成台后来要求调离，双方难以继续合作。
余天云与李先念的配合也不顺畅。一次，红三十军攻打一处山头受阻，部队迟迟不能突破，余天云却对李先念说：“李政委，你上去给他们上上劳动课，山头就拿下来了。”这句话既是调侃，也暴露出他对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的轻视。
1935年秋，余天云因打骂战士受到处分，被调入红军大学，担任高级指挥科科长。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按照相关回忆，余天云对调动十分抵触，常不按要求听课，与校方发生了明显冲突。
刘伯承曾在四方面军刊物《红炉》上撰文，以余天云的问题作教育干部的案例。余天云没有把这看成组织上的提醒，反而带枪去找刘伯承。刘伯承因此严肃表示：“这个问题不处理，我就不上课。”张国焘随后到场训斥余天云，收缴其武器，并将他送入禁闭室。
祸事还没有结束。余天云的妻子刘伯新在过草地时，因违反纪律开枪打死藏民的一头牛，随后被处决。对余天云而言，这不仅是家庭悲剧，也使他在组织中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有关回忆还提到，行军中他被要求背米袋，因拒绝步行和骑马，后来由战士用担架抬行。
这些处分是否完全恰当，后人评价不一。胡奇才认为，余天云虽然有严重缺点，但张国焘对他的处理带有压制和惩罚色彩，连续打击最终造成了悲剧。张国焘晚年回忆时，也承认余天云“聪敏倔强”，是从士兵依靠战功升到军长的游击战人才。
另一面不能回避。傅钟对余天云的批评很重，认为他存在浪费、骄横、破坏纪律等问题。余天云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军事干部，他把战场上的强硬带进日常管理，把个人威望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
1936年4月，部队行至大金川铁索桥附近，余天云在担架上突然挣动身体，坠入河中身亡。是因精神崩溃主动投水，还是担架行进中发生意外，现有回忆材料难以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因此留下“死因成谜”的说法。
一位从黄麻起义中走出的猛将，曾在川陕战场担任主力军军长，也曾因性格和作风问题屡受处分。战功与缺陷同时存在，才构成了余天云短暂而复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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