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了，北大这门课，只为读懂中国|翻译|汉语|沈从文|社会学|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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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门课上，我们以文学的、历史的、地理的、语言的方法认识中国，循着禹行九州的路踏遍大江大河，站在电影面前打碎中国历史的空间性凝固，踩在茶马古道上聆听西南官话的腹语……每多一次坐在‘认识中国的方法’的课堂里，我就会认识一个更加深刻的中国、更加广博的世界。”

上面这段话来自于一位北大学子的作业。在课程主持者贺桂梅老师看来，这是对这门课最大的肯定。

“认识中国的方法”课堂

“认识中国的方法”最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于2020年秋季开设，主要面向中文系和其他文科专业学生。

课程以一系列讲座的形式展开，每次邀请一位来自不同专业和学科的教师，讲述各自研究中国的方法。2023年起，它升级为北京大学选择性思政必修课，选课范围扩大至全校本科生。

“认识中国的方法”部分课程海报

从文学、语言、文献，到历史、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学，这门课的授课范围越来越宽。

但范围越宽，主题反而越集中。不同领域的老师各展所长，所有讲题都指向同一个认识对象——中国。如今，这门课的部分讲授内容首次结集为《认识中国的方法》。

一、

专业是方法，

中国是认识对象

这门课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三点：“以中国为认识对象”“以专业为认识方法”“融通四维，读懂中国”。

现代大学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中国被分解成文学、语言、历史、社会等不同的专业问题。研究或许越来越深入，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却可能变得模糊。重新把中国确立为认识对象，不是要强化民族主义，而是要培养一种认识中国的自觉意识和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视野。

这就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纸上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地下之书”，还要阅读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场”。一所大学、一座城市、一种方言乃至日常生活，都可以成为认识中国的材料。

图｜纪录片《何以中国》

“以专业为认识方法”，也不是反对专业，而是重新确定专业的位置。文学、语言、历史和社会学提供了不同的知识与工具，但专业不是终点。没有专业，认识容易流于空泛；只有专业，也可能只见局部、不见整体。

在此基础上，课程试图打通古与今、一体与多元、中与外、心与物四组关系。不同专业由此成为通向同一个对象的不同道路，共同呈现一个更加完整，也更加复杂的中国。

二、

从大江大河到一方银幕：

中国有多少种读法？

阅读中国，既可以从纵贯古今的历史地理入手，也可以从现代大学、电影媒介和语言接触切入。四位学者选择的材料和方法各不相同，却都试图越过孤立的知识点，在具体问题背后看见一个彼此关联、不断变化的总体性中国。

1. 阅读中国，读懂中国

李零

李老师是“三古”研究专家，包括古文字、古文献和古代文学。他说自己是“五古”，还要加上考古和古代思想，乃至“八古”，还有军事史、艺术史、方术史。这也可见其研究领域之宽阔。这10多年来，李老师跑了中国很多地方，既有城市或祭祀遗址，也有高山大河，他说自己把“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都跑遍了。

推荐图书：《我们的中国》

（每堂课都会请授课老师推荐一本著作）

中国古代有个很有名的神话传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我国地理学界的前辈胡焕庸先生，画了一条线，叫胡焕庸线，原来被大家当作人口分布线。这条大斜线的西北方向，面积大，人口少；东南方向，面积小，人口多。由这条线可以引申出很多东西，比如说气候分布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恰好跟这条线重合……刚才讲到西北和东南，古人把它表达为一个阴阳图。

自古胡骑南下最重要的一条道是从山西南下，所以山西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为什么要走这条道？照理来说这都是山、河谷。但这条大通道非常重要，从它南边的出口出来就是洛阳，就是中国的“天下之中”……中国的考古文化是有中心的，就是考古文化有中也有域，要有核心，也有边缘，最后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互动关系。

文科四系不应该分得太清楚。中文系注释一种古书，有那么多的地名，没有地理学知识肯定不行。考古系因为是要挖地，跟地理离不开。历史学系就更清楚了，从来都叫史地之学。

2.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

陈平原

作为大学生如何认识大学的功能，特别是在中国的大格局里认识大学生活的意义，这是应有的问题意识，因此邀请陈老师讲授他的中国大学研究。

陈老师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最早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1990年代后，他构建了一个新领域，叫“学术史”，后来，又拓展到媒体研究，涉及图像、报纸和城市。

近10年来，他关注的一个焦点领域是“教育史”，中国大学为什么发生、每个时段的变化、文学教育如何展开、课程怎么设置、老大学的优点是什么、今天大学的特点是什么等等。

推荐图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撇开意识形态的争论，20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其实是在晚清完成的。而最关键的，就是废科举……科举一日不停，世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那样的话，新式学校是办不起来的。

今天我们说的大学精神，你回过头看，德国人的、英国人的、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其实不太一样，这里面包含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奠定的那个底子。

如果要我总结这40年的中国教育，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素质以及学习能力大幅提升，但偏才怪才大都消失了，即便存在也处境艰难。所以我说，当年一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解放了我们这一代人。可是今天，对分数的过分倚重，很可能会扼杀孩子们的兴趣、天分和才华。

3.今日电影：想象中国和自我的方式

戴锦华

戴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深度、有批判棱角、有性格的学者。她最爱的是电影，这个题目讲21世纪电影和认识中国之间的关系。

《电影批评》是一本电影理论入门书，通过9部电影介绍9种电影批评的基本理论方法，是一种理论演练，更体现了戴老师独特的思路、方法和视野。

推荐图书：《电影批评》

今天我们看见历史的时候，会马上说“history”，实际上“历”是天文历法，而“史”是史官文化，“史”就是一个官职，一个官位。当我们组字为词，以“历史”等同于“history”的时候，就接受了西方对于历史的定义，“历史”背后有着发展主义的逻辑，有着对于历史目的论的信任，以及人类文明自我提升的上升逻辑。而所有这些逻辑都以西方为唯一模板。

我们尚未真正地回归和抵达自己的历史，那些多重的、多元的、充满变化、充满差异、充满矛盾、充满财富也充满债务和苦难的历史。我们尚未真正返归。我们停留在“明式家具”“宋代风情”这样一种事实上被西化、消费化的历史层面上。

（《黄金时代》）和《八佰》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五四时代我们为了启动现代化进程付出的巨大代价，曾经一度掏空了自己，使我们面临着某一种主体的中空状态，今天这种空洞在视觉呈现当中再度显露。

三、

越是具体的地方，

越能通向广阔的世界

认识中国，不能只停留在宏观叙述上，还要进入一个个具体的地方。城市、社区和方言，都保存着独特的历史与生活经验。地方并非整体之外的边角，它既呈现中国内部的丰富差异，也可能成为理解中国乃至观察世界的起点。

4.茶马古道上的语言接触与通语的形成

走向田野，认识中国

陈保亚

陈老师是“茶马古道”这个术语的发明者之一。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一带一路是重点，但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也很重要。一带一路主要在北边，茶马古道则在西南边。在这样一个跨区域、跨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上，不同语言的人群如何接触、如何形成一种共通的交流语言，这是陈老师讲的内容。

推荐图书：《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解读汉藏语系谜团是认识汉语及汉文化形成的关键，比如说夏朝的断代，三星堆的解释，西蜀地区的很多古文字现在都得不到解读，等等问题，这些其实跟汉藏语系有很大的关系。

只有“茶”（cha）的读音延伸到了西南古道网络的各个角落，这个读音，无论各地有多少变异，茶的读音都是源自汉语的……我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是中国对世界古道的两大贡献，它的作用和影响不弱于四大发明。

认识中国的方法即认识世界的方法，对中国现象没有充分认识的世界图式是不完备的。中国有很多独特现象，茶马古道是其一。没有对茶马古道的认识，就不能解释清楚欧亚文化的传播，包括中亚、印度的很多现象也解释不清楚。

5.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

钱理群

安顺是贵州第三大城市，钱老师1960年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安顺卫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生活了18年。他说他一生中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北大，另一个是安顺。

2002年钱老师退休以后，一边继续坚持研究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知识分子精神史；一边花了很大的精力，主持编写了七卷本的《安顺城记》，一本史记式的当代地方志。

通过这本书，钱老师讲述了他退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以及他通过研究安顺而形成的对中国地方文化研究的理解。

推荐图书：《安顺城记》

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实际上所失落的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离去者走上了永远的心灵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因失去了家园感而陷入生命的虚空；而这样的人自身的危机也会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

以往在“谁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总是在“英雄创造历史观”和“人民创造历史观”这两个极端摇摆；现在《安顺城记》就明确提出了“乡贤和乡民共同创造历史”的新史观。不仅写“土司世家”“乡绅世家”，也写“地方工艺世家”；不仅写“名师列传”“名商列传”，而且写“凡人列传”“奇人列传”等等。

出入于社会的顶尖和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和学校与民间同事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6.作为世界的地方

王铭铭

王铭铭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老师，主要身份是人类学家。这门课原本是想请王老师讲《乡土中国》，他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和阐释是当前学界最有深度的，但他选择的是另一个题目“作为世界的地方”，强调我们要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或社区里发现内在的人文世界，这个世界既是宇宙观，也是生活的世界。

推荐图书：

《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

现在“文化自觉”已经被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那么，我为什么还要重申它这个原意？是因为大家基本忘记了，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自觉”的失忆症。

在“中间圈”，地方的山水给我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认为地方的人民不仅是像费老所言那样，生活在彼此之间，而且他们还生活在上下之间，就是老天和他们的土地之间。

我们以往把地方看成小，世界看成大；把地方看成内，世界看成外；把地方看成下，世界看成上；把地方看成前，世界看成后……我认为这种看问题的习惯是不好的，我们要把这种习惯性思维摧毁掉，否则难以重建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方法。

7.汉语方言及其调查研究

项梦冰

项老师的专业是现代汉语，主要从事方言研究。项老师的讲座和钱理群老师、王铭铭老师的讲座一起，可以促成大家对地方文化、地方语言的集中理解。

项老师从事汉语方言调查已经有30多年，几乎每年都带学生到地方去调查当地方言。这次主要讲如何做汉语方言调查，在几十年的调查过程中他们关注的问题以及基本思路。

推荐图书：《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不同的方言往往会持有不同的态度。比如对别人所说的方言存在喜好或者厌恶的感觉，觉得某某同学讲的方言怎么这么好听，或者有的时候就倒过来，不喜欢某种方言的发音，或者觉得那种发音非常土……这其实是一种语言劣势原则导致的效应。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李荣先生，一位已经去世的学问非常好的方言学者，曾经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的意思是，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

多掌握一种方言，人的大脑结构都会不太一样。像萨丕尔假说提到的，人类的思维跟语言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多掌握一种语言，考虑问题的方式确实不一样。

四、

在语言与文学之中，

重新发现中国

语言和文学不仅是中文学科的专业对象，也是认识中国的重要路径。从汉语语法到世界文学，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到唐诗的体格律，专业研究越是深入，越需要追问：这些语言现象、文学经验和审美形式，如何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联系？

8.汉语语法研究中需要清醒认识的

几个问题

陆俭明

陆俭明老师是中文系著名的1955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等工作，被誉为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

陆老师的讲座主要是对新时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概括，特别是西方理论与汉语研究间的关系，这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普遍问题之一。

推荐图书：《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印欧语是形态语言，汉语是非形态语言。

对于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必须在文章里面去考察、了解，而不是凭自己冥思苦想。

（关于汉语欧化）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抗病能力，有自己的定力，会逐渐地把不适合本民族、没有特别表达作用的说法踢出去，适合的就吸收了……所以大家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要杞人忧天。

9.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洪子诚

洪老师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的创建者与奠基人之一，当代文学能够成为一门学问、具备相应的学科规范，与洪老师的学术贡献有很大关系。

洪子诚老师的讲座题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和他正在研究的“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吸收和转化的世界文学资源”这个课题有关。

推荐图书：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很多的写作技巧以及观念，都是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

1950—1960年代，西方的很多古典名著，比如启蒙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名著，都有比较全的翻译，而且翻译的质量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要高很多，所以要打破“当代文学是一个封闭的文学环境”的错觉。

《红与黑》讲的是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中，一个下沉的、有才华的青年人，用通俗的话就是为了“向上爬”，为了挣脱他自己所处的阶层而奋斗的悲剧……实际上我们在当代中国的小说里头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比如说大家很热爱的路遥的小说，也是这样一个叙事模式，当然西方和中国的作家处理的方式、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10.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吴晓东

吴老师的讲座通过对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两部名作《边城》与《长河》的重新解读，探讨作家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提供了怎样的路径和图景。

吴晓东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诗歌和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他擅长将文学性与历史性结合起来，打通文本内外探讨文学问题。

推荐图书：

《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

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正是一个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最后的背影，也形成了我们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他也的确从湘西走向了中国，继而走向世界，他在1980年代差一点儿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边城》中，我们会看到沈从文要给大家讲一个跟鲁迅的启蒙主义视野之下需要改造的中国不太一样的另一个中国。他展现的是另外一种野心，这使得边城成为可以和鲁迅笔下的鲁镇一较高下的文学象征。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能够跟鲁镇媲美的也许就是边城。

当我们放下《边城》，也会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翠翠那样，尽管等待的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只要有等待，也就希望尚存。这就是沈从文的杰作带给我们读者的抒情的喜乐，还有关于希望的愿景，这也是沈从文对现代中国的美好的愿景，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关怀的现代作家所肩负的伦理职责和历史使命。

11.唐诗体格律及欣赏方法

杜晓勤

“唐诗体格律及欣赏方法”主要从三个概念，即体、格、律入手，探讨诗歌的形式与唐诗的欣赏方法。

杜老师特别在讲座中提及，仅仅停留于内容研究而忽视对诗歌形式、体式的探讨，是缺乏深度的；诗歌体式研究，构成了北大中文系延续几代人的传统。体式既是形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内容及其形态。

这种讨论并没有把文学研究从认识中国拉回到纯文学研究，而是对形式本身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内涵作出了独具特色的探讨。

推荐图书：《六朝声律与唐诗体格》

《诗经》，为什么多是四言而不是五言呢？因为《诗经》所配的乐器以钟鼓为主。钟就是编钟，鼓就是大鼓。如果大家看过编钟乐舞的表演，就会知道它们的节奏很难快起来……它铿锵、沉重而缓慢，正与钟鼓为主的音乐体系相配。这就是音乐文学的韵律形态。

杜甫可以说是古今各体写得都很好的作者，但是他也有写得最好的；最好的就是五七言律诗，因为五七言律诗最能够体现他追求的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王昌龄、王维写七言绝句比较好，李白写五言绝句比较好。李白除了五言绝句，七言歌行也写得好……那么李商隐呢？大家认为他写得最好的是七律……他的七律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政治内涵，达到了政治表达的新高度。

不分文体，一概劈头就讲思想感情、表现内容；不管诗体，统统分析起承转合、情景关系、意象、诗境，不能算是真正懂诗之人、爱诗之人。

五、

学问要回应时代，

也要面对真问题

专业知识不仅要回答学科内部的问题，也应与当代现实发生联系。如何在今天重新阅读鲁迅，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的结合，又该怎样重新认识社会历史批评？三场讲座从不同方向表明：理论并非远离现实，而是发现和回应真问题的方法。

12.当代视野中的鲁迅阅读

温儒敏

温老师是学界影响力很大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从2000年开始，他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后出任教育部部编教材总主编。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培养国民素养非常重要的途径，可以说是民族的铸魂工程，温老师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对鲁迅的阅读是他近些年集中精力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探索基础教育如何重新阐释经典的具体实践。

推荐图书：

《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

读点鲁迅的作品，也许可以让我们跳出庸常与习惯，突破“同温层”的约束，用相对超越的眼光看世界，让意识更加清醒，思想变得深邃，精神得到升华。

鲁迅是批判性的，是独立思考的。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确实很尖锐，很难听，但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总有一种不相容性，揭示现实人生真相，揭示社会思想文化的困境，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习惯。

我们看到，鲁迅是彻底地反传统的，他自己也并不讳言。但他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如何为民族文化寻求新的出路这一点上，鲁迅有其明确的主张，那就是，对于传统一要批判，二要继承，三要转化。鲁迅这种分析的态度，是一贯的。

1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的结合

韩毓海

韩老师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启蒙文化，在鲁迅研究、左翼文学研究方面也有很多成果，后来他的研究视野越拓越宽。2011年出版的《天下》是他在参与中央电视台一个纪录片制作过程中，走了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对中国西南地区有切身体验后，侧重从历史和理论的视角阐释中国如何是“多元一体”的著作，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切题的话题。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提出要在500年的视野里才能读懂当代中国。他的讲座则强调要从更高的文明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的关联性，这也是当前很重要的议题。

推荐图书：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西方有很多思想传过来，但北大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看历史有个特别厉害的出发点，叫生产力。近代中国可不是被西方忽悠的，而是被打败的。这个世界上，种麦子的搞不过造机器的。今天，造机器的恐怕也搞不过造机器人的——你们叫人工智能，叫AI。

中国有交通交换的发展，也有小生产的长期繁荣，但为什么没有跃入社会化大生产？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把资本、科学与人才结合起来。

学术并不高雅，因为学术是劳动，学术是斗争，学术是为人民服务，要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正是因为对人类怀有同情，马克思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经济学家往往是不讲感情的。这个世界不是缺乏理性，而是缺乏感情。

14.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运用

曹文轩

曹老师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但他却讲了一个文学理论的题目，而且说这是他在1980年代也就是40多年前的手稿基础上改写和提炼出来的。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他对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传统乃至“过时”的社会历史批评有了新的理解和体认，特别是对认识中国而言。话题涉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主义等与这门课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

推荐图书：《第二世界》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谈论知识的话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匍匐在地上不能潇洒飞翔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经验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尊重，松懈了中国作家对知识吮吸的努力，降低了中国作家队伍的知识水准……由最有经验的作家所组成的中国作家队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写出了最缺乏经验感的文学文本。

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处处都有辩证法的影子……辩证法在进入中国之后，有一些时候它与中国的中庸之道圆满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因为只需从辩证法往后退一小步就是中庸之道。辩证法的所有机制都与中庸之道有某种相似性（殊不知相似性恰恰可能是一种比明显的差异还要巨大的差异）。

我们的话题又要回到中国。为什么现实主义会在我们这里，在某些时候、某些人那里被理解成“现在”加“写实”？这可能与我们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关……从根本上讲，文学当然是有用的，但这里的用，应该是可持久的用，是关于人的境界、灵魂的用，是关于人性和改造人性的用。

六、

认识中国不只是学者的事

“中国谁不知道？”对中文系也有一种类似的偏见：“都是中国人，谁还不懂中文？”仿佛中文系门槛不高，研究的无非是人人会说、人人可谈的语言和文学。

贺桂梅老师特别指出，中文系恰恰是现代大学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其他院系多以学科命名，中文系却同时包含“语言”“文学”等学科属性和“中国”的国别属性。中文的“文”，既是文字、文献，也是文学、文化乃至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