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部族整族被“奠”到没有城墙的地方——为商王耕田，还要供纳臣妾

危方是甲骨文里的一个方国，商王的敌人。它战败了。

商王没有杀光它，而是把它整族“奠”到别的地方。甲骨卜辞记着这件事，其奠危方（屯南3001），危方奠于㕣（合27999）。危方的首领还在，族人还在，住的地方却换了，换到商王指定的野外。

什么是“奠”。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讲清楚了。商王把战败的国族或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整族安置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这种人叫“奠”。

甲骨文里的奠字像把酒尊放在祭台上，本义是置祭。商王把它用在了活人身上，把人像祭品一样安置。望人被奠。子方被奠。羌人被奠。被奠的方国不止危方一个。

被奠者住在哪。裘锡圭说，被奠者一般居于鄙野，居邑没有可资防守的城墙。这句话看着平淡，细想极冷。城墙不仅防外敌，也防自己人逃跑。一个没有城墙的居邑等于一个解除武装的营地，里面的人随时能被看管。

奠分布在哪。裘锡圭说，奠分布在商王控制区内的一些地点，有些就在重要的邑的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环绕商都四周的奠的地带。不是一片。是散点。商王把战败的部族一个点一个点地安置。望人奠在并，子方也奠在并，两族同居一地，各有各的组织。

商人自己是有城墙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有城墙，安阳殷墟用壕沟设防。商王把自己的城修得固若金汤，把战败的部族安置在没有城墙的野外。一墙之隔。两种命运。城墙之内是统治者的家，城墙之外是被奠者的居邑。

被奠者干什么。为商王耕作，畜牧，有时还要外出执行军事任务。裘锡圭说，为商王作战当是他们的一种义务。种地。放牧。打仗。都是义务。

被奠者负担沉重。裘锡圭说，奠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很沉重，所以他们有时起而反抗商王。危方后来的反目，就是反抗的一种。

还有一条。裘锡圭说，此外似乎还要满足商王对臣妾等的需要。臣妾是商代的男女奴婢，甲骨文里臣是男奴，妾是女奴。臣字像一只竖立的眼睛，是俯首听命之形。妾字从辛从女，辛是黥刑的刑具，头上带过刑具的女人。造字的时候，这两个字就是照着奴仆的样子画的。被奠者要向商王供纳臣妾。

具体的来源和方式，卜辞没有细说，学者也只能说“似乎”。商代的臣妾从哪来。战俘为主，贡纳是补充。卜辞里常见商王用羌人祭祀，人牲多是战俘。傅乐成《中国通史》述商代社会，有贵族，有平民，有臣妾。

被奠者内部一般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危方被奠后仍有自己的首领，甲骨文里这个首领叫危伯，名字有学者释为“髦”。他还在统领族人，身份却变了，从方国首领变成被奠者的首领。族人还是那些族人。地换了。主子换了。

危方最初是臣服的。甲骨文记危方以牛献给商王祭祀祖先。商王让危伯参与对羌方的战事，裘锡圭推测，被奠的危方是伐羌的主力。臣服。服役。这是被奠者的日常。危方替商王打仗，斩获归商王，伤亡是自己族的。

危方的故事还没完。被奠之后，危方与商的关系恶化，终至兵戎相向。裘锡圭推测，估计是不堪役使起而反抗。

反抗的结果记在小臣墙刻辞里。小臣墙比伐，擒危，斩馘一千五百七十，车马兵器无数。被擒的不只危方首领，还有别的方伯。又白于大乙。用白印于祖乙。用髦于祖丁。三个方伯分别祭了商王的三位祖先。大乙。祖乙。祖丁。危方首领被用作人牲，祭商王的祖丁。

小臣墙刻辞属商代晚期。从危方被奠到危伯被擒，中间隔着至少几十上百年，前后出现的危伯未必是同一个人。

裘锡圭还有一个判断。畿甸之“甸”，本字可能就是“奠”，因为被奠者一般都安置在这一地区。这是他的假说。另有学者认为甸通田，甸服就是为王治田纳赋之区。两种说法并存。至于五服制本身，学界多疑为后人的理想化追述。

这种处置不是商代独有。《国语·周语下》记周灵王太子晋的话，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他说的是古时黎苗之王的下场，宗庙被铲平，彝器被烧毁，子孙沦为奴隶，降为平民。太子晋拿这个警告周灵王，别学黎苗之王的作派。黎苗之王的结局，只是传世文献如此追记。

奠这个字商代之后继续用。西周金文里，周王也把臣服部族奠置在某地。裘锡圭说这种控制役使异族人的方式在西周时代仍为统治者所使用。

一直到后世，奠字还保留着安置确立的意思。奠定。奠基。今天的词里还藏着三千年前那个把战败部族安置到野外的动作。

后来的王朝处置战败部族换了名字。周灭商后，把殷遗民分给鲁国和卫国，称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让他们替新主子当差。秦汉迁徙豪强，都是把可能不听话的人群从原来的土地上挪走，安置到看得见的地方。商代的奠是有文字可考最早的一种。

战败不是死，是整族被“奠”进制度的格子。杀光一个部族，只消灭一代人。

整族奠置，是把一个部族的子子孙孙都变成商王的劳动力和兵源。危方被奠后为商王打仗，首领最后成了祭品。商人把这套办法做得最彻底。

一个“奠”字。从祭台到田野到战场，最后回到祭台。几千年后读这段卜辞，还能看见那个没有城墙的居邑，和里面世代服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