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1965年7月，李宗仁将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海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李宗仁到达北京的当天，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审会上，有一桌嘉宾是新中国的电影界人士，周恩来在给这桌人敬酒时，专门对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说：“成荫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一直牢记着周恩来的嘱托，但因为当时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一直没有拍摄关于台儿庄大捷的电影的机会。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陈敦德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成荫专门向他提到了此事，成荫说：“李宗仁先生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
但遗憾的是，成荫在两年后不幸病逝，没能完成“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的拍摄，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1985年，陈敦德被任命为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这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他正式决定把“台儿庄大捷”拍成电影，既歌颂我们的先烈，同时也告慰成荫的在天之灵。
这年3月，陈敦德首先花3000元的高价买下了《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剧本是由两个年轻人——田军利和费林军合作完成的。与此同时，陈敦德又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了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由他担任导演的《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影片，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初，田军利和费林军带着剧本的第6稿来到了南宁，这个剧本把张自忠将军当成了主角，因为作者认为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
但陈敦德看完剧本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台儿庄战役的最高指挥者是李宗仁而非张自忠，如果按此剧本拍摄，不但与历史不符，同时也不能为成荫“还愿”。最后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李宗仁为主线，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
两位编剧于是开始认真修改剧本，仅修改稿就达17本之多。重新修改后的剧本着力刻画了李宗仁善于用人、运筹帷幄的魄力，同时台儿庄战役中的种种悲壮动人之笔，在剧本中也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但这样做在当时有着很大的风险，电影拍摄之前，有人就提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以通过。”
11月1日，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专门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座谈会，除了一些相关的领导和专家外，曾长期担任李宗仁秘书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和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应邀出席会议。
会上郑洞国一开始并不相信杨光远能拍好这部电影，他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眼，都是反面角色。”
杨光远真诚地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这才放下心来，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台儿庄战役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了杨光远。
会议的最后，石方禹表态将鼎力支持影片的拍摄，程思远激动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由于这部影片有着浓厚的纪实色彩，这就要求片中的演员们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
剧组经过一番认真的挑选，很快确定了剧中人物的扮演者，由赵恒多出演蒋介石，翟俊杰出演王铭章，初国良出演张自忠，宋广汉出演孙连仲，但李宗仁这个主角的演员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就在杨光远因为找不到李宗仁的合适扮演者而烦恼时，他收到了青岛话剧团演员邵宏来寄来的一封信，邵宏来在信中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出演李宗仁。
邵宏来是国家一级演员，1981年，他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出演陈独秀而一举成名。杨光远也早就听说过邵宏来的大名，但他担心如果让“陈独秀”来出演“李宗仁”，观众会不会跳戏？
杨光远经过考虑，还是邀请邵宏来前来面谈。邵宏来到了以后，经过化妆，不仅在外形上非常像李宗仁，而且很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气质，杨光远当即拍板，决定让邵宏来出演李宗仁。
电影开拍以后，邵宏来因为此前大多在演话剧，他担心自己的一些舞台习惯会影响人物的塑造，所以一直有些放不开，杨光远鼓励他说：“你的气质很接近这个人物，你无需表演啊！”
邵宏来在放下心理包袱后，果然很快进入了角色，为了塑造好李宗仁这个艺术形象，他翻阅了大量史料，并走访了许多当年与李宗仁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细心探究这位儒将的内心世界。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邵宏来终于使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李宗仁”跃然银幕。
影片拍摄期间，杨光远始终做到力争真实，影片里有这么一个镜头：当守城的军官给敢死队员发钱时，队员们大喊：“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他们直接把银元扔在地上，然后默默地向敌人的阵地出发，最终57名敢死队员仅有13人生还……
影片结尾的那个镜头更是惨烈：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剧组在影片拍摄期间也得到了许多单位和友人的帮助，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专门派出在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加拍摄，这让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感人。杨光远曾感叹说：
当时，济南军区步兵营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从济南军区派出来的战士都非常好，他们参与了影片的拍摄。为了节省，在拍摄战争场面时，我们力争少用兵。我用长镜头拍摄，能把200人的部队，拍得感觉像成千上万的人。
1986年6月，李宗仁在美国定居的独子李幼邻得知大陆在拍《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乘飞机赶回祖国。陈敦德亲自去机场迎接了李幼邻，李幼邻一下飞机，就对陈敦德说：“我先不去宾馆休息，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
陈敦德说：“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
李幼邻却坚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