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解决问题,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最后一刻’了,”说这话的人叫丹·本-戴维,特拉维夫大学教授、肖雷什研究所创始人。
这位以色列体制内的顶级经济学家在过去几个月里,带着一摞摞图表和数据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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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重复一个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判断:以色列正走向一场“自然毁灭”——不是因为导弹,不是因为敌人,而是被自己人从内部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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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戴维的警告,首先建立在一组人口数据上,在以色列50岁以上的人群中,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犹太人只占6%。但在0岁到4岁的幼儿中,这个比例已经飙升到了26%。
6%到26%,仅仅隔了两代人的时间,“他们不是未来的预测——他们已经出生了,明天就要上学了,”本-戴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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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迪是什么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黑衣、黑帽、大胡子,聚集在耶路撒冷及周边城镇,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不服兵役、不学世俗知识、靠政府补贴生活、拼命生孩子。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5年的报告显示,哈雷迪人口已达约145万,占总人口的14.3%,更惊人的是,57%的哈雷迪人口年龄在19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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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维持在6.5左右——全球最高之一——而以色列其他群体的生育率已降至2左右。
本-戴维打了个比方:哈雷迪的人口占比每25年翻一番,按照这个速度,再过25年,以色列一半的幼儿都将是哈雷迪家庭的孩子,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生得多,而是他们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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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长期徘徊在50%出头的低位,过去十年几乎没有改善,本-戴维跟踪了20年的数据发现,哈雷迪男性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接近于零,而且没有任何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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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工作,谁来养?全体以色列纳税人,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估算,政府每年给哈雷迪群体的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实物折扣等,加起来高达380亿谢克尔。
这个数字有多夸张?以色列全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年度总支出——140亿谢克尔,全国所有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加在一起——120亿谢克尔,医院加大学,还不到养哈雷迪群体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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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财政研究机构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一个“财富转移”的真相:平均每个非哈雷迪犹太家庭每月向国家净缴纳8842谢克尔。
而每个哈雷迪家庭每月从国家净获得5983谢克尔——差距接近1.5万谢克尔,钱从干活的人口袋里,流向了不干活的人,为什么以色列政府非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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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藏在政治体制里,任何政党想组阁都必须拿到议会过半席位,而哈雷迪群体手握大量选票,在议会有专属政党联盟。
几十年来,不管谁当总理,都得求着哈雷迪联盟,对方的条件只有两个:给钱、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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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戴维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不仅是他们的政客造成的,也是我们的政客造成的,正是世俗政客的默许,才让宗教领袖有权剥夺孩子的教育。”
有人会问:靠精英硬扛不行吗?
以色列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全国93%的个人所得税来自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全靠大约30万顶尖科学家、教授、企业家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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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群人正在大规模逃离,过去几年的战争烧钱太狠了,军方经济顾问给出的数字:总成本“肯定超过一万亿谢克尔”,折合3060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GDP的56%。
政府不仅不削减哈雷迪福利,反而变本加厉压榨精英阶层,前线士兵死伤惨重、缺兵1.2万人的时候,哈雷迪年轻人居然上街喊着“宁愿死也不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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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家庭既要掏钱养闲人,还要送自己的孩子上战场,谁还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数据显示,已有20万社会中坚力量拖家带口逃离以色列,2024年一年,超过8.2万公民离开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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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离境人数持续攀升,流失的不是普通人,是医生、工程师、高科技人才和纳税主力,以色列高科技行业53%的公司报告员工外流请求增加。
连英特尔250亿美元的芯片厂项目都黄了,因为政府把补贴挪去买了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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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戴维打了一个比方:哈雷迪人口膨胀,就像给泰坦尼克号装了涡轮增压,全船人还在为权力撕咬,没人看见船正撞向冰山。
说实话,本-戴维的预言让我想起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到底靠什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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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导弹、靠GDP、靠盟友、还是靠制度?这些都很重要,但所有这些的根基,其实是一个更朴素的东西——人。
是那些每天上班、纳税、搞科研、服兵役、造芯片、写代码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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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如果连这批人都留不住,再强的军队、再多的盟友、再好的制度都会变成空壳,以色列此刻面临的,恰恰就是这个层面的危机。
以色列的故事有一个极其残忍的内核:它不是被外部敌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的内部交易拖垮的,本-古里安1948年为了组阁,允许400名经学院学生免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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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400人只占全国人口的0.1%,他或许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让步,无关痛痒,七十多年后,这400人变成了145万,一笔旧账,用复利的方式吞噬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被剥夺教育的哈雷迪孩子,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不是主动选择不读书,而是从出生起就被社区、被宗教领袖、被国家的“政治交易”剥夺了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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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们可以不生那么多孩子啊”,但问题是一个在宗教学校里长大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我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这个选项。
这套制度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锁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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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讽刺的地方:以色列是全世界创业公司密度最高的国家,人均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全球领先。
这么一个以“创新”和“智慧”立国的国家,正在亲手制造一代又一代不学数理化、不懂科学技术的孩子,这不是“失误”,这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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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这个故事里没有赢家,世俗精英在逃离中损失财富,哈雷迪孩子在封闭中失去未来,整个国家在分裂中走向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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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从中获益,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长达七十多年的“政治交易”支付代价,而代价最沉重的,永远是那些最没有话语权的孩子。
当然,本-戴维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预测,不是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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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一个国家的顶级学者开始用“自然毁灭”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国家时,至少说明一件事——以色列内部已经有人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精英的逃离不是背叛,是他们用自己的脚给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国家不值得我留了,当一个国家留不住养它的人,它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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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靠30万精英撑着、被20%的人养着、同时要养活将近15%不干活人口的国家,能撑多久?答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揭晓。
但方向已经摆在那里了——当养活你的人开始离开,当靠你养活的人越来越多,当一个国家近一半的儿童在接受第三世界的教育——这个国家离“自然走向毁灭”,恐怕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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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学家预测不到30年这个发达国家可能“自然走向毁灭”,你觉得一个国家的崩溃,更可能来自外部敌人,还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衡?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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