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伐告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彼时的中央委员对上海市民来说还带着几分神秘色彩,头一位到沪抛头露面的,正是褚民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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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对老上海并不陌生,他早年赴法国里昂大学修医,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进入政坛,先后担任汪精卫麾下行政院及中央党部两处秘书长。那时的褚民谊留着一副新派人士的架势,穿西装、蓄短发,可一开口又是地道的国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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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又在民立中学讲“打太极拳的益处”,把太极拳编成了团体操,学校纷纷响应。“救国不忘运动”这句口号,一度在上海流传。
沪上名医陈存仁的回忆中,褚民谊初到上海时确有几分中国士大夫的做派。他惯写颜筋柳骨,还手抄过一部《孝经》影印散发。跟报馆记者说话没有官架子,人称“好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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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民谊二次到沪时,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交际博士”黄警顽结识各界人士,却主动点名要见法租界的张啸林。
黄警顽本觉不妥,他还是执意登门。第一晚在四马路大西洋西餐馆宴罢,便随张啸林出入妓院,连日流连,还携妓同游杭州西湖,到月下老人祠求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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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反倒推说事忙。这段陪同的经历让黄警顽险些丢了饭碗,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当面训斥:褚民谊是个糊涂虫。
林森、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要员私下都不赞成这一议案,卫生部长薛笃弼最终公开表态搁置。
中医界为纪念这场抗争,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该纪念日至今在两岸中医界延续。陈存仁后来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写这段经历,笔下对褚民谊的观感开始转向。
三十年代褚民谊的“花边事迹”越发出格。1930年杭州第一次全运会,他给女短跑运动员擦松节油舒筋,神情被记者拍下登报。
第二次全运会,他又亲自为“美人鱼”杨秀琼的马车执鞭拉缰游中山陵,连汪夫人陈璧君也拍桌大骂。他跟京剧铜锤花脸金少山交好,替对方付房饭钱,自己也粉墨登场演关公。
这种“中央大员”的做派,报纸讥讽不绝。抗战前夕,陈存仁在丁惠康的虹桥疗养院兼诊,常在华安大厦的俱乐部里遇见褚民谊,后者每次都换一位女伴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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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党政人员陆续内撤,褚民谊留在上海孤岛不走。1938年汪精卫叛国出走河内,发出“艳电”鼓吹对日媾和。
褚民谊随之投入汪伪政权筹备,历任伪中央党部秘书长、还都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长、驻日大使等职。1940年11月30日签订所谓“日汪基本条约”,签字者中就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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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起,汪伪成立收回租界委员会,以他为委员长,先后办理苏、杭、津、汉日租界,以及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接收手续。7月30日收回上海法租界,8月1日收回公共租界。
忙碌一场,他想借此换任上海市长,却全部让陈公博一人兼去。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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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拉着褚民谊南下广州,让他挂名广东省长,不到两个月日本便宣告投降。1945年8月他在广东被拘,先押南京、后转苏州。
1946年4月起,江苏高等法院苏州分院开庭审理其案,起诉罪状五项,包含附和汪精卫反抗中央、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对英美宣战、成立商行套购物资、擅加广东关税。
褚在庭上以“亲戚、同学、同志、僚属”辩解与汪的关系,又称从未杀人,终究未被采纳,被判死刑。围绕这场判决,李石曾等留法故交曾多方奔走,认为褚民谊愚忠有余、为恶不足,拿到了将枪决日期暂行展缓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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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展缓成功,有转为无期徒刑的余地。可褚家人办事同样糊涂,他的女儿从南京出发赶往苏州送呈手令,竟在途中把这份手令遗失。
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枪决,终年六十二岁。行刑那天,他还带着牢中同押的犯人打了一段太极拳。
走向刑场前,他跟摄影记者笑称请他们拍好一点,又交代死后遗体献给医学院解剖。子弹从背后射入,他年轻时那副“太极”的功夫已经使不上任何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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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民谊这样收场,是那一代政治附逆者的共同下场。抗战胜利后的汉奸审判,以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周佛海诸案为标志,澄清了大是大非,也向后人明证一个道理:民族危亡关头,任何以“糊涂”自辩的选择,历史都不会给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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