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重阳节，梁山泊，宋江在菊花会上写下一首词，席间的酒还没有喝尽，梁山内部最尖锐的分歧却被摆到了桌面上：这群靠刀枪闯出一条路的人，究竟要不要回到朝廷的秩序里去？
宋江看重的，是“招安”二字背后的名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名草莽首领，总想让梁山披上官军的外衣，替朝廷征战，换取兄弟们的出身。可在不少好汉看来，朝廷正是他们走投无路的根源，招安未必是出路，可能只是另一场凶险。
宋江话音刚落，武松便冷了脸，说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只怕寒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直接，一脚踢翻桌案，骂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不是酒后失态，而是梁山内部两种道路的正面碰撞。
武松的反对，来自亲身经历。他曾在阳谷县任都头，和官府有过最直接的接触。按常理说，县衙都头已经算是官府中人，哥哥武大郎被害后，他本可以依靠制度查明真相。
偏偏事情坏在这里。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武大郎发现后遭到毒害。武松查访真相时，西门庆凭借钱财和关系影响县令，官府迟迟不肯认真办理。一个身在公门的都头，连亲兄长的冤屈都无法通过公堂讨回。
武松最终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为武大郎报仇，随后接受刺配。对他而言，官府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而是有权势者可以操弄的门槛。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很难相信朝廷会真正善待梁山众人。
李逵的想法更粗粝，也更容易看懂。他在江州做牢子时，身份低微，常受人轻视。宋江给过他银钱，也没有把他当成普通小吏看待，这份知遇之恩让李逵把宋江视为最重要的人。
到了梁山，李逵有酒喝，有肉吃，也有一群能并肩厮杀的兄弟。这里没有江州牢城的规矩，没人天天拿身份压他。招安意味着重新受官府约束，意味着听命于那些他本来就看不起的官员。
李逵甚至想过，让宋江做皇帝，兄弟们各自做官。这个念头谈不上成熟，却说明他并非向往朝廷，而是想把旧秩序彻底掀翻。只是宋江始终压制这种声音，李逵对宋江又极其服从，闹过几次之后，也只能把反对招安的话咽回去。
鲁智深的立场，则比李逵更有根基。他并不是单纯厌恶做官，而是看清了权力运行中的是非颠倒。任提辖时，他为金翠莲父女出头，三拳打死恶霸郑屠，事后被迫离开渭州。
这件事让鲁智深明白，官职并不能保证正义，真正要救人时，往往只能靠自己。后来他又亲眼见到高俅父子陷害林冲，官府与权贵相互勾连，普通人即使有理，也未必有地方说理。
鲁智深嫉恶如仇，却不贪恋功名。他可以上阵杀敌，却不愿向高俅、蔡京之流低头。梁山若只是为了换一纸诏书，再去替这些人卖命，他自然不愿接受。招安对宋江是洗刷身份，对鲁智深却像是把自己重新交回那套黑暗秩序。
第四个人李俊，往往容易被忽略。他是梁山水军的重要头领，熟悉江河，也懂得在局势中保全自己。宋江被押往江州、面临杀身之祸时，李俊曾参与营救，这份交情很深，但忠于宋江，不等于认同宋江的选择。
李俊反对招安，少有李逵那样的怒骂，也不像鲁智深那样当面表态。他更多是在关键处保持距离。梁山接受招安后，他参加征讨方腊，却没有把朝廷封赏当成归宿。这个选择，恰好说明他的反抗最冷静，也最彻底。
征讨方腊结束后，李俊在苏州称病留下，童威、童猛随他同行。三人后来由海路远行，到了暹罗，李俊最终成为当地国主。这个结局在梁山众人中极为特殊：他没有死在战场，也没有困在朝廷，而是离开了中原的权力棋局。
鲁智深的结局没有李俊那样传奇，却符合他的性情。征方腊时，他活捉了方腊，功劳不小，但不愿接受朝廷封赏，留在杭州六和寺出家。听到钱塘江潮声后，他想起智真长老留下的偈语，在六和寺圆寂。
武松则在征方腊时失去一条手臂。朝廷论功行赏，他没有随众人回京，而是留在杭州。林冲后来病逝，武松也在六和寺出家，远离官场与江湖纷争。书中称他活到八十岁，算是四人中少数得以善终者。
李逵最惨。宋江接受招安后，他随军北上，后来被授为镇江润州都统制。表面上有了官职，实质上仍被朝廷视作梁山旧部。高俅等人用毒酒害死宋江，宋江担心李逵替自己报仇、再起兵乱，便把他叫来同饮毒酒。
李逵至死都没有真正理解招安的险恶。他只知道宋江让他喝，他便喝；只知道宋江是哥哥，便愿意把性命交出去。那场梁山分歧，最终没有以一场公开决裂收场，而是分别落在四个人身上：李俊远走海外，鲁智深坐化六和寺，武松断臂出家，李逵死于宋江安排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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