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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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社会上有观点认为钢铁产业是“过剩产业”、“夕阳产业”，甚至主张“任其萎缩，把资源留给新兴产业”。事实恰恰相反，钢铁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它是新兴产业的“母基”，大飞机C919起落架用300M超高强钢、高铁车轮用D2高速钢、深海探测器用耐蚀合金，均依赖钢铁材料的突破；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防军工用装甲钢和舰船用钢、战略储备特种钢材、重大基础设施用钢，一刻也离不开钢铁产业的支撑。美国“铁锈带”的教训殷鉴不远，传统产业空心化必然引发区域经济衰退、就业流失、创新乏力等连锁反应，事关国本的基础性工业绝不能任由市场自发出清、无序外迁、被动萎缩。当前，面对发展环境、市场逻辑、竞争规则的深刻变化，主要依靠要素规模投入的传统增长红利渐退，钢铁产业要担当新时代重任，必须直面一系列新的挑战。
图为2026年1月19日，工人在位于四川达州东部经开区麻柳镇的方大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连铸车间里忙碌。 新华社发 邓良奎/摄
供强需弱矛盾有待缓解，结构性错配与“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从需求端看，我国钢铁消费已步入“总量见顶、结构优化”阶段。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基建投资节奏放缓等因素影响，建筑用钢需求回落。与此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的用钢需求，2025年制造业用钢占比约51%，历史性首次超过建筑用钢。需求结构的反转，意味着钢铁产业必须尽快从“跟着地产走”转向“随着制造走”。从供给端看，产能总体充裕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经营主体数量偏多、产业集中度偏低，行业自律难度较大；二是部分中小企业固守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传统思路，陷入越产越亏、越亏越产的“内卷式”竞争，加剧市场波动；三是市场化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钢铁企业多为地方经济支柱，资产重、就业容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存在隐性保护现象，导致产能出清滞后于市场变化。
产业基础能力有待提升，部分高端领域与关键材料仍有短板。目前我国高端轧机的伺服阀、高精度传感器、特种耐火材料等前沿工艺装备与核心部件，一定程度上仍依赖进口。一些关键材料虽已实现国产化突破，但在批次稳定性、均匀性、一致性方面仍有待提升。更深层次看，钢铁产业基础研究支撑不足，研发资金多投向短期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占比较低。另外，产学研用协同薄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自为战”，资源分散、重复投入，跨领域、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共性技术攻关难以形成合力。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成果难转化，致使颠覆性技术和前沿瓶颈突破缓慢，对我国钢铁产业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形成制约。
钢铁出口的难度和风险加大，面临贸易壁垒与利润收窄的双重挤压。当前，国际钢铁市场碎片化趋势明显，我国钢材出口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风险压力不断加大。2020年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产品遭受贸易救济原审调查数量超过110起，贸易限制已从传统的建材、普通型材等低端产品，扩展至电工钢、高端镀层板、能源用钢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材。美国对我国在美销售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直接影响我国高端钢材出口。同时，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普通钢材价格竞争激烈，2025年我国钢材出口均价仅694美元/吨，较2020年下跌约18%，出口利润明显收窄。
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安全与成本控制存在隐忧。国产铁矿石、进口铁矿石、废钢是我国铁素资源的三大来源。受资源禀赋、开采成本等因素制约，我国铁矿石产量难以满足钢铁生产需求，长期以进口为主、国产为辅，对外依存度高于80%。由于供应来源集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铁矿石消费国，对矿价影响力有限，进口矿价格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金融资本炒作影响而脱离供需基本面波动，2021年进口铁矿石价格一度飙升至233美元/吨，较2019年低点上涨215%，按均价计算我国钢铁产业当年因矿价上涨多支出成本约4800亿元，相当于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1.4倍左右，产业链利润出现严重分化失衡。废钢方面，我国钢材蓄积时间短，废钢资源产出不足，“十四五”时期炼钢消耗废钢量年均仅约2亿吨，废钢比仅约20%。综合看，钢铁产业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尚不完善，应对突发性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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