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3月底，冀东遵化一带，八路军干部王振西被日军抓捕。日军原本只想从他口中逼出包森的行踪，却没有想到，这个负伤养病期间擅自离队的警卫员，反而成了八路军设局的重要一环。
包森当时负责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这里山地、村庄交错，日军据点密集，八路军既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又要保护群众和地方组织。队伍起步时不过几十人，装备简陋，补给困难，能够坚持下来，靠的不是硬拼，而是对地形、民情和敌情的熟悉。
包森是陕西蒲城人，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后来到延安学习和接受军事训练。抵达冀东后，他没有把游击战理解成单纯的袭扰，而是把侦察、伏击、政治动员结合起来。日军白天占据村镇，夜间却不敢轻易离开据点，包森的部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有意思的是，王振西被捕后，日军很快改变了态度。得知他是包森的警卫员，日军没有立即处置，反而给吃给喝，还不断许诺，希望把他变成“带路人”。
王振西没有受骗。他文化程度不高，却明白日军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于是故意装出愿意合作的样子。日军以为抓住了突破口，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甚至让他协助寻找包森的藏身处。
消息传回八路军后，包森没有急着营救，而是顺着日军的安排反向布置。他判断，日军既然想抓自己，就可能派出重要人物进入村庄。真正的机会，不一定在战场上，也可能藏在敌人的轻敌之中。
不久，王振西带着日军军官赤本三尼及少数随员，向八路军可能活动的村庄靠近。日军大部队在外围等候，赤本三尼则化装成普通百姓，企图悄悄进入村内。为掩饰身份，他们甚至把衣服弄脏，尽量装出赶路百姓的模样。
八路军侦察人员早已在村口设伏。他们没有端枪站岗，而是伪装成修筑土坝的村民。王振西一到，双方只用眼神交换信号，几名侦察员随即从土坝旁跃出，迅速控制了赤本三尼和随行人员。
这次行动的关键，是快。
赤本三尼很快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沿途不断挣扎。王振西低声催促：“别停，日军就在后面。”侦察员押着俘虏向猴家寨方向转移，尽量利用村道、沟坎和树林摆脱追兵。
日军很快展开追击。赤本三尼的身份当时并未完全确认，八路军只知道他是重要军官。追兵越来越近，押送人员无法携带俘虏快速转移，现场局势一度十分危险。根据流传较广的记载，赤本三尼在突围过程中死亡，后来翻译人员才透露，他可能是日本皇室亲属。
关于“天皇表弟”的具体身份，后来的叙述存在不同说法，但日军对此人的重视程度确实异常。赤本三尼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日军立即在冀东地区采取多种手段，试图找到遗体和相关线索。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营救一名军官，更关系到皇室颜面和占领军的威信。
日军一面发动军事搜索，一面张贴悬赏传单，还派人向八路军递送信件，提出金钱、物资等条件。部分村干部和群众也受到牵连，有人被扣押审讯，日军企图用恐吓逼出赤本三尼遗体的下落。
赤本三尼的家属甚至出面活动，希望借助舆论和亲属关系施压。包森没有交出遗体，也没有接受所谓的“优厚条件”。他给出的答复十分强硬：“要么日军投降，退出中国；要么拿十门火炮来换。”
这句话并不是普通的讨价还价。冀东八路军缺枪少炮，火炮更是极其稀缺。包森提出十门火炮，实际上是在告诉日军：八路军不会被皇室身份吓倒，也不会因为对方开出条件就放弃主动权。
日军最终没有答应。原因并不难理解，十门火炮的价值固然重要，但一旦公开交换，等于承认八路军掌握了足以让其被迫谈判的筹码。更重要的是，日军担心这种交换会削弱自己的军事威慑，甚至引发更多类似事件。
赤本三尼事件之后，包森在日军眼中变得更加危险。日军多次加强对冀东根据地的清剿，试图通过大规模扫荡摧毁八路军的指挥体系。包森却依靠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避开敌军主力，在运动中打击据点和运输线。
遗憾的是，长期战斗也让危险不断逼近。1942年2月17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包森部队活动区域。包森在组织反击和指挥转移时，被敌军狙击火力击中胸部，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31岁。
包森牺牲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评价他的战斗功绩，叶剑英称赞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就连日方报刊，对这名令其头疼的对手也少见地流露出复杂态度。一个出身普通、手中兵力有限的八路军指挥员，能够让日军调动重兵、悬赏搜寻，靠的正是判断、胆识以及对敌后战争规律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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