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9年3月，浙江绍兴，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中突然问起家族旧事：“周家跟鲁迅是否同族？”这个问题看似寻常，背后却牵涉两大家族数百年的迁徙，也牵涉周恩来对鲁迅长久以来的敬重。
当时有人给出的答案很干脆：“同姓不同族。鲁迅是鲁圩周，你是后马周。”周恩来听完没有争辩，只点了点头，说鲁迅是“革命的硬骨头”。
这句话很有分量。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一直怀疑自己与鲁迅存在宗族关系。两人都出身绍兴周氏，家乡相距不远，族谱中又都奉周敦颐为先祖。可绍兴周姓众多，仅凭同姓、同乡，当然不能直接认定是亲戚。
周恩来的祖籍并不在江苏淮安。1898年3月5日，他出生于淮安，但周家世代根脉在绍兴。周恩来后来多次说自己是绍兴人，原因不只是祖坟和家谱在那里，更因为家族真正的历史起点在那里。
周家祖居有“百岁堂”，鲁迅家族则与“百草园”联系紧密。两家都把周茂视为重要先祖，也都将家族源流追溯到周敦颐一系。问题恰恰在这里：同一远祖之下，分支众多，隔着几百年，族属关系并不能凭印象判断。
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曾离开绍兴到淮安做师爷，后来还代理过安东、阜宁、桃源等地的县务。周家由此在江苏落脚。鲁迅一支则长期生活在绍兴，家族分房、迁居和分支情况各有不同。
所以，1939年那次询问没有得到周恩来期待的答案。按照当地亲属的说法，两个家族虽然同姓，却属于不同房支。对普通人而言，这大概就是“没有亲戚关系”；但对重视宗族谱系的绍兴人来说，同宗、同族、同房，含义并不完全一样。
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答案含糊而减少对鲁迅的敬意。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接触过鲁迅的作品。五四运动前后，鲁迅以《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文章揭露社会痼疾，周恩来则在天津参加学生运动，宣传新思想。两人没有真正见过面，却在不同地方回应着同一个时代问题。
1919年，周恩来曾邀请鲁迅到天津演讲。鲁迅因故未能前往，后来由弟弟周作人代为演讲。这次未曾谋面的交集，成了两人关系中颇有意味的一笔。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仍觉得遗憾。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文坛内部曾有人把鲁迅视作革命文学的障碍，对他进行批评甚至讥讽。周恩来得知后很不赞成。他看重鲁迅，不只是因为同乡或可能的宗族关系，更因为鲁迅在险恶环境中始终没有放弃批判现实。
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鲁迅与茅盾联名发去贺电，称红军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1936年7月，周恩来在给冯雪峰的信中还问候鲁迅，称“你的老师”近况如何。这是目前所见周恩来与鲁迅之间较直接的文字联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周恩来当时正在抗战和统一战线工作中，仍多次参加鲁迅纪念活动。1938年武汉局势紧张，他出席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称鲁迅是“劲草忠臣”，也是伟大的文化战士。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在这类讲话中，常常提到自己“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这并不是已经确认的结论，而是他依据家乡和姓氏作出的推测。真正的考证，还要回到族谱和支派关系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依然关心鲁迅纪念事业。1950年11月，他为鲁迅纪念馆题名，并支持许广平参与相关筹备。与此同时，关于两人宗族关系的调查也继续进行，旧有家谱、支派记载和亲属说法被重新核对。
后来查明，鲁迅属于周氏鱼化桥支履盆桥分支，周恩来属于周氏鱼化桥支保佑桥分支。两人并非近代意义上的近房亲属，却可以追溯到同一周氏宗族，都是周敦颐后裔。此前“同姓不同族”的说法，更多是地方上对不同房支的通俗区分，并不能完全涵盖谱牒关系。
1952年，许广平到周恩来家中做客。谈到族谱辈分时，周恩来笑着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许广平连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
这句称呼，说明周恩来已经认可了族谱中的辈分关系。但“同宗”不等于日常生活中的近亲，更不意味着两家一直保持密切往来。周恩来真正看重的，是鲁迅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坚定、清醒和不屈。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书架上常有书籍更换，《鲁迅全集》却长期保留其中。对他而言，这套书既有故乡绍兴的印记，也有一个革命者对另一位文化战士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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