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1年8月1日，北京，毛泽东前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4周年的活动。走到会场门口时，他没有急着进去，而是停下脚步，问身边工作人员：“总理来了没有？”
工作人员回答：“还没有。”
毛泽东让人搬来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等候，并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这件小事流传下来，分量却不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相互信任。许多重大关头，他们有过分歧，有过权衡，但在关乎革命方向的问题上，始终能够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
“八一”这个日子，也不是后来临时选定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先后经历转战，部分力量最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南昌起义没有立即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却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留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坐标。
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7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作出相关决定。从此，“八一”逐渐成为人民军队的标志性节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军旗上的“八一”二字，正是对这一历史起点的确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军旗要有“八一”，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纪念日。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常常把重点放在经验教训上，而不是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参观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时，专门提出，展览和讲解应多介绍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贡献，关于自己的部分则不必多讲。
他还提醒工作人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曾遭遇挫折，真正改变革命道路的，是井冈山斗争。城市武装起义屡受挫折后，毛泽东较早认识到，必须把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番话并非否定南昌起义。恰恰相反，周恩来是在说明，历史进程不是由一次行动单独完成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井冈山则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两者不能割裂。
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在广州有过接触。那时两人分属不同工作岗位，彼此还谈不上深交，但在复杂局势面前，他们都看到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压制共产党人的危险。
真正让两人长期并肩工作的，是革命战争和党内斗争的反复考验。1929年，红四军内部出现分歧，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在研究材料后，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和党的领导的正确主张。他认为，一支军队必须有能够把握方向、懂得战争规律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具备这样的条件。
1932年以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持军政工作时，也多次提出应当发挥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到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周恩来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会议召开和正确意见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争取周恩来的支持非常关键。
这种信任，并不意味着周恩来凡事都附和毛泽东。周恩来有自己的判断，也承担过不同岗位上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创作者曾考虑专门安排一场表现南昌起义。周恩来却认为，不能突出个人功劳，南昌起义应当点到为止，重点表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井冈山道路。
南昌起义最后被浓缩为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这不是周恩来轻视南昌起义，而是他有意把个人和局部功绩放回党的整体历史中去。
1967年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汇报。有人提出改用秋收起义日期作为建军节，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是错误的。”他强调，八一南昌起义在前，秋收起义在后；南昌起义具有全国性，秋收起义则是在特定地区展开的武装行动。两者都重要，但不能混淆历史顺序和性质。
那一年，毛泽东还嘱咐杨成武，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请老帅们参加。至于由谁主持、由谁致辞，他没有直接指定，而是让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由周恩来决定。
一项节日的确定，背后连着一段复杂的革命史；会场门口的一把椅子，也折射出两位老战友几十年相互扶持的关系。1961年那个建军节，毛泽东等周恩来一起走进会场，时间并不长，留下的细节却被许多人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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