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多数人赞同深圳特区初建仅设六平方公里，书记张勋甫怒道：我找省委汇报去！
1979年春，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面对的并不只是一张地图，而是一道关于改革尺度的现实考题。深圳由宝安县改设为市后，行政地位提高了，但城市基础仍然薄弱，大片土地是农田、村落和荒地，真正能够承担国家试验任务吗？
答案并不轻松。
当时的深圳，北有梧桐山、羊台山，南面隔着深圳河与香港相望，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海岸线、边境口岸和邻近香港的区位条件十分突出。问题在于，优势要变成经济成果，不能只靠一小块厂房和几条生产线，还需要土地、交通、港口以及配套的生活设施。
这正是争论的起点。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在广东等地设置经济特区的构想。对广东来说，这不是一项可以完全照搬旧办法的普通建设任务。中央希望广东大胆试验，同时也明确了一个现实前提：建设资金和经营责任，不能主要等待国家统一拨付，地方要设法筹措、自负盈亏。
当时全国刚从长期封闭状态中转向改革，财政力量有限，计划管理习惯依旧强大。特区究竟应该是一个小型加工点，还是一片能够容纳多种产业和制度试验的区域，谁也没有现成答案。谨慎，并非没有道理。
1979年夏天，国务院就广东划定经济特区作出部署，深圳开始研究具体边界。会上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一方主张先划出约6平方公里，建设相对封闭的出口加工区域；另一方则认为，深圳不应只做一个工厂集中地，而应形成较完整的开放城区。
6平方公里方案看上去稳妥。范围小，投入容易控制，管理也相对简单，出了问题便于收拾。可它的局限同样清楚：厂房可以建起来，人才居住、商业服务、道路运输和公共设施却难以同步铺开，改革很可能被锁在一块狭窄的土地里。
张勋甫提出的方案，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不是简单把地盘做大，而是试图把深圳的山地、平地、海岸、村镇和交通节点纳入一个整体规划。用今天的话说，他考虑的是一个城市型特区，而不是单一的加工区。
会议上的分歧一度很尖锐。有人担心摊子铺得太大，资金无从解决；有人担心政策突破过多，管理责任难以承担。张勋甫没有接受把方案压缩成小片区的意见，明确表示应当把完整规划向省委说明。那句“我找省委汇报去”，与其说是情绪表达，不如说是地方干部在政策尚未明朗时承担责任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省委并没有仅凭会议争论作结论。接到汇报后，广东方面组织力量赴深圳实地调查。调查的重点，不只是看哪里能盖厂房，还要核对边界条件、土地状况、港口交通、人口分布、边境贸易和城市发展空间。
调查人员沿着深圳的山海地形考察，看到的既有发展便利，也有现实困难。深圳基础薄弱，确实需要大量投入；但它紧邻香港，拥有较长海岸线，又处在珠江口东岸，若只划一小块区域，许多区位优势无法形成合力。实地材料使“大特区”不再只是个人设想，而成为可以讨论、可以核验的规划方案。
经过地方与上级反复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最终确定为327.5平方公里。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决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由此获得了更明确的制度试验空间。
这个范围的意义，后来才逐渐显现。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需要港口、道路和职工生活区配套；城市招商，也需要商业、金融、住宅和公共服务共同跟进。若只有6平方公里，许多改革措施只能零散落地，难以形成连续的城市功能。
国贸大厦等项目的推进，常被当作深圳建设速度的象征，但速度背后更重要的是空间安排和政策授权。特区不是一座孤立的工厂，而是一个允许生产、流通、管理和城市建设同时试验的区域。张勋甫坚持的，实际上是改革能否拥有足够承载力的问题。
因此，这场面积之争并非单纯的数字争执。6平方公里代表着小步试探，327.5平方公里则意味着在可控范围内进行更完整的开放试验。省委的汇报、调查组的考察以及中央的批准，也说明这项重大政策不是靠某个人拍板完成，而是在地方提出、上级核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逐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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