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是“福利”么？有误会，也有错误

兔主席| tuzhuxi 20260825

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教授在一段访谈里的言论，成了近日的网络舆情事件。对话中，张丹丹称，“灵活性本身是一种福利”，“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代价就是社会保障肯定相对薄弱”。这几句话被摘出来，在网上广泛流传。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张丹丹暗示零工劳动者主动做出了就业选择，在社会保障与自由度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并倾向性地选择了后者，因此，得到薄弱的社会保障也存在（经济学的)合理性。这个说法触怒了公众的神经，张丹丹的言论被认为属于“何不食肉糜”，严重脱离现实，乃至冒犯了两亿多灵活就业者。

先看看她在《聊一波》访谈里的对白片段。

主持人：我国灵活就业群体非常庞大，总人数已经超过两亿。你做了很多调研，这些灵活就业者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张丹丹：（介绍结构数据，略）
主持人：这个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
张丹丹：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正规岗位五险一金待遇很好，但那是牺牲了你的自由，然后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代价就是，他的社会保障肯定是相对薄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来为你支付社保呢？或者国家、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我们不能把灵活就业想成啥也没有，他有的是灵活。
主持人：他们有灵活、有自由，但是也要挣钱。未来没有确定性，今天有活，后天就可能没活。他们怎么持续获得收入？
张丹丹：他们很快会摸清挣钱的门道。灵活就业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极卷型”专业零工，甚至带有一点企业家精神，会跟着季节、行情流动；另一类是零散低收入零工，收入差距非常大。一类人，双十一跑物流，九、十月份进厂，极端天气跑外卖，他自己心里有一套算账逻辑；还有一类就是零散的，收入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以上是相关段落。

张丹丹教授长期研究灵活就业与零工经济，也一直主张完善及扩大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说出那些明显有争议的话？

可能有几层原因。以下均为本人推理。

第一层：概念差异

首先，作为经济学家，张丹丹看到“灵活就业”后脑海里蹦出的概念，和公众不同。对她来说，“灵活就业”是一个巨大的标签，涵盖不同子群体：既包括零散低收入零工，也包括各种个体经营者及参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灵活就业”是一个“大筐”，成分极度复杂，画像极度广阔，可以包括明星、摄影师、网红、个体工商户/小老板、各种自由职业者，也有小时工、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这里，包含了所有没有标准全日制单位劳动合同的就业。对这个有数亿人的群体，确实不能简单脸谱化、刻板化、一刀切。

但是，公众看到“灵活就业”后，脑海里蹦出的画面，往往是特定群体，包括零散低收入零工（包括五千万的外卖配送员及网约车司机），以及因找不到稳定的全日制工作、靠一份或多份临时工作维持着生计的劳动者事实上，对不少人来说，“灵活就业”就是准失业状态或次优就业状态的一种委婉说法。“灵活”这个词本身也经常被用于自我调侃。（至于社保方面，他们可能以“灵活就业”的身份自主参保，也可能不参保。）

因此，在学术界及政策层面定义的“灵活就业”，与坊间理解的“灵活就业”，内涵是不同的。

张丹丹谈论的应当是广义的灵活就业。她也一如既往地在尝试描述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的多样性，

但结合普通人的关注，以及上下文，可以看出，主持人更关心的其实还是零散低收入零工这类弱势群体。也即网约车、外卖员、小时工等平台零工及其社会保障问题。

如果主持人换个方式提问，比如，问应当如何给外卖小哥这类零工群体的提供更好的保障，张丹丹给出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

第二层：对灵活就业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正名”

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处在转型阶段，前沿科技不断发展之下，AI和自动化应用也在广泛推开，同时消费结构也在向服务转型。这些因素，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这时，灵活就业是对现有就业形态的重要补充，也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国家的政策基调是，推动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加强引导规范，补齐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最终的目标，还是回到高质量就业。

因此，灵活就业对于经济是有重要功能性作用的。就特定群体而言，过去两年，参与外卖配送、网约车等平台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增加了上千万人。在就业环境承压的情况下，这些新增就业岗位是蓄水池，也是减压阀。

因此，确实可以说说灵活就业“好”的一方面，肯定它的正面价值，既包括它的功能作用，也包括它的特定好处（对于广义的灵活就业而言），防止它被过度贬低，甚至污名化，成为调侃对象。因此基调就变成了，灵活就业也不“差”，也有它的好处。你看，你被朝九晚五管束，他们被管束得少。老百姓不是也偶尔调侃“灵活”两个字吗，那就顺着说，“灵活”也挺“好”的——至少它提供了自由度。所以，看上去也都公平。

所以，我个人猜测，她其实是在通过强调某些方面的好处，给灵活就业做某种“正名”，或至少是更客观中立的评价。而她所指的，是更广泛的灵活就业者，这里包括典型的中产群体——例如一个离开了地产公司或设计院，在家里通过自媒体营销，做室内装修或其他设计私活儿的建筑师，业务未必多，但维持生活足够。这位设计师还发现，过去是每天加班，现在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收入少了，但也有好处。（至于社保，可以自主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参保，也可以选择不参保，属个人财务选择。）

由于张丹丹针对的是广泛的灵活就业群体，公众对号入座的是低收入零工经济劳动者、次优就业者甚至准失业者，她没有铺陈和解释清楚，因此，自然认定她的表达属于“何不食肉糜”。

第三层，她希望给出经济学的专业解释。

张丹丹的身份首先是经济学家，自然习惯使用经济学概念。她在潜意识里很可能认为，作为劳动经济学家，应当使用劳动经济学的概念，对自己所讲述的东西进行概念上的强化和升华，使其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这时，当然就要引用术语了。于是她下意识地就使用了“福利”这个词。经济学里的“福利”（welfare），指的是福祉、好处、收益等——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行为的目标都是最大化自己的福利或福祉。同时，福利和福祉可以因人而异，存在主观性。比如有的人喜欢休息。有的人喜欢社交，这都是他们要追求的福利/福祉。

再具体到劳动经济学，经济学所讲的福利，其实是工作拥有的正向属性，或“舒适性”“好处”（amenities）——比如灵活度、工作强度低、工作压力小、工作场所舒适，社会认可度高，这些都是典型的“好处”。在工作中得到了这些“好处”，就可以让劳动者高兴，增加其“福利”。问题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工作好处越多，想从事的人就越多，劳动者供应越大，报酬（价格）自然也就越低。这里，报酬包含了一切的经济补偿，包括薪酬、社会保障、工作时长及休假等福利政策。

而有的工作是带有负面属性的（disamenities），比如特别危险、特别肮脏、工作时间特别长、存在社交隔离、有社会污名等。对于这些工作来说，除非提供更高的报酬，否则就招不上人来。

当然，经济学与现实世界往往有鸿沟，需要大量的限定条件。如果简单按照这套理论，从古到今，掏粪工人应该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

而话说回来，公众理解的“福利”，和经济学家不同，公众语言的福利，特指国家或单位提供的具体的保障措施、福利政策及待遇。因此，张丹丹说“灵活”是一种“福利”，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是没法理解的。

张丹丹每日使用专业词汇，可能忘掉，在不同的场合和受众下，为了沟通，需要转换术语（code-switch），如果要用专业概念强化自己的表达，则必须进行解释，防止造成误解。而她似乎默认了观众能够自动同频，不会产生误解。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同时，在动用了经济学术语后，张丹丹已经启动了经济学家的话语模式。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是理性的，描述性的，天然不喜欢将自己置于“道德判断”（normative/prescriptive），同时，（西方）经济学在自己设立的框架中推演，假定社会由一群个人原子组成，人都是“理性”的，目标就是最大化个人福利/福祉，然后结合外部条件，做出各种行为选择。

张丹丹本来是灵活就业与零工经济的专家，做过大量调研，她肯定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即确实有人主动选择了灵活就业的形式，以此换取更大的自由度。这个选择是正常的——正如疫情后美国白领常年选择居家办公岗位，这个工作习惯惯性极大，在就业市场里久久难以退去；一些年轻人毕业后选择创业或自由职业，而没有进入大机构工作，因为不喜欢大机构的束缚，包括不希望进入体制内。这些情况肯定是有的。而针对零工经济，他们在一线调研里肯定也发现，有不少外卖小哥实际上希望拿到更多的现金，并不希望缴纳社保（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相信落袋为安，钱到了手才是自己的。这些本质是劳动者在自己的认知基础上，基于所能获得的信息，给自己做出的财务偏好，而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选择本质也指向“自由”：这些特定劳动者希望完全地、自由地支配自己获得的一切收入——无论是消费或储蓄，无论其是否符合专家眼中最明智的财务安排。

简言之，我的理解，张丹丹作为经济学家所反映的现象，即劳动者在自由度和经济补偿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或“交易”）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

而由于她已经激活了实证经济学的理性逻辑，讲话的味道就“变”了，主题就“跑偏”了，不知不觉中，她把个别状况变成了普遍状况，把局部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把次要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在呈现的画面里，劳动者似乎在做主动选择：灵活就业者似乎都在追求自由，主动放弃了拥有更高社会保障的稳定工作，转而选择了目前灵活的就业形式，同时作为交换，有意识地放弃了社会保障。她可能认为这是误会，但这是观众从言论中得到的观感。

现实是，大多数劳动者（或者说公众所特别关注的零工经济这个庞大的子群体）并不是在自由度和社会保障之间做出选择。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即为了“不朝九晚五”，追求更多的“自由度”，我成了一名网约车司机或外卖员，同时我愿意接受更低的财务保障。现实宇宙里，不能说为零，但恐怕基本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实际情况是，大多人主观上希望得到更稳定的工作，获得更好的财务保障——哪怕牺牲灵活度和自由度为代价。现在很多年轻人考公务员，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因此，在现实世界里，财务安全，而非自由度，才是最大的福利，才是更多人的首选需求。很多人也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才被动进入灵活就业状态。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离开了大公司的设计师。

而低收入零工经济是问题最大的。从发达时长的经验看，它虽然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创造收入，但确实会增加财务不确定性，削弱社会保障，减少劳动者收入，削弱其话语权、抑制消费需求，并降低福祉。发达经济体所谓的“工作贫穷”（working poor）现象，打多分工，仍然贫困，也往往和零工经济有关，而在这种劳动关系里，资源从劳动者手中，系统性转向资本。全球化、去工业化、自动化、产业结构服务化等因素，都是推动零工经济发展的因素，最终结果是，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资本垄断变得越来越强，继而引发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因此，针对零工经济，主题还是继续对市场进行引导和规范，提高劳动者社会保障，维护其权益，不断提高就业的质量、安全性、社会认可，包括劳动者的尊严。

这其实也是张丹丹本人的长期主张。

梳理“正确”的逻辑，以及最后的建议

所以，教授本来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1.先说明什么是“灵活就业”。把广义的灵活就业和狭义的零工经济明确区分开来，同时也要把真实的就业和具体的社保参保形式区别开来。

2.可以指出灵活就业的好处——但主要围绕宏观经济学层面，分析灵活就业这个广义群体对经济的功能补充作用。针对平台零工经济，强调其对于补充就业蓄水池、增强减压阀、提供就业增收的积极一面。

3.但不需要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去强调灵活就业得到的“自由度”和“好处”，首先如果要分析这个问题，必须针对特定子群体。这很容易说不清楚；其次，相对殷实的城市中产所面临的自由度和社会保障之间的权衡考量，并不是公众关心的普遍社会问题。所以，这个话题不需要碰。

4.应该把话题迅速转移到指出零工经济这个子群体面临的问题，强调要通过系统性的努力，提升对这几千万人的社会保障。

5.在过程之中，可以提一些个案，说明复杂性。比如说，确实存在零工劳动者希望彻底自由，完全掌控自己的财务，抵触现金收入被社保稀释的情况，因此，如果要推动政策，还要考虑到劳动者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找好的方法论，不能一刀切。但这里涉及的，不属于经济学问题，而属于社会政策问题，最终会回到政治问题和政治哲学问题——国家是否应该采取“家长主义”政策，帮助劳动者做更加符合他们长期利益的财务选择。

这是需要严密逻辑的。实际对谈里，三言两语很容易跑偏：你已经忘掉了自己要说什么和该说什么，因为提出了一个概念，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次要的话题和逻辑里，找不回来了。

所以，最终的建议是，在涉及这类话题的公共讨论时，必须始终从普通受众的角度去考虑，要有高度敏感性，字斟句酌，并且保持底线思维，设想最坏情况，即内容被断章取义，引发争议。访谈里怎么说都可以，之后还是要进行内容审核，如果内容可能产生误解或歧义，或在流转中引发争议的，那就干脆不包括进来。

当然也有人会说，这种对话节目，应当追求真实、自由的表达，这难道不更好么？

那就回到了张丹丹教授自己提出的逻辑：

发言者当然可以在讲话时选择保留更大的自由度，但也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舆论风险。一切也都是个人选择，一切也都公平。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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