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否称王争论三千年？四派势力各说各话，史料矛盾藏权力博弈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课本里讲到西周，通常会给出一套标准的正统叙事：周武王灭商建周后不久病逝，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武王之弟周公旦以冢宰身份摄政，平定三监之乱，推行分封制、宗法制，营建洛邑、制礼作乐，待成王成年后便归政于君，是儒家理想中的贤臣典范。这套叙事流传两千余年，早已成为大众熟知的历史常识。

但是，课本不会深入拆解的是，从战国诸子到清代考据学者，再到现代的金文与简牍研究者，关于“周公摄政期间是否实际称王”的学术争论，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千年。主张称王的一派能从《尚书》、战国文献中找出大量“王曰”“王若曰”的直接证据，反对的一派也能拿出西周金文、春秋史料证明周公始终以“公”自居。两边的史料都有可靠来源，谁也无法彻底驳倒对方。其实这桩学术悬案从源头就不是史料真伪的问题，而是周初并存着四大政治势力，每一派都有自己的记录口径，才给后世留下了这笔看似矛盾的历史糊涂账。

最早系统主张周公称王的是战国士人。《荀子・儒效》里说得很直白：“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意思是周公为了避免天下背叛周室，撇开成王承接武王的事业，坐上天子的位置决断国事，就像他本来就该拥有这份权力一样。《韩非子・难二》也有“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的明确记载，“假”即代理，等于直言周公做了七年代理天子。

到了西汉，《史记・周本纪》称“周公乃摄行政当国”，《淮南子・齐俗训》也说“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基本都沿用了战国的说法。最硬核的证据还是来自《尚书・周书》，《大诰》《康诰》《酒诰》《梓材》这几篇周初诰命，通篇以“王曰”“王若曰”开篇，尤其是《康诰》的开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绕不开的关键节点。

这里的“封”即康叔封，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与周公的同母幼弟。若这个“王”是成王，作为侄子的成王绝不可能称呼叔父为“朕其弟”“小子封”；若说是武王，康叔受封于卫是平定三监之乱后的事，那时武王早已去世，不可能发布诰命。所以顾颉刚才会明确指出，这个王只能是周公，是周公践祚称王的铁证。

出土青铜器也能佐证这一点，《沫司徒疑簋》铭文记载“王来伐商邑，延令康侯啚于卫”，说的是伐商之后分封康叔于卫的事，杨树达、晁福林等学者都认为，主持东征分封的只能是周公，这里的“王”指的就是周公本人。

反对周公称王的一方，史料同样扎实过硬。春秋时期的文献就多持“辅相”说，《逸周书・作雒解》明言“周公立，相天子”，定位就是辅佐天子的大臣；《左传・定公四年》也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只提周公辅佐王室，绝无称王的表述。《尚书・金縢》记录管叔散布流言，也只说“公将不利于孺子”，通篇称“公”不称“王”。

宋代以后，随着道学兴起、君臣名分观念强化，周公未称王逐渐成为官方主流说法。王安石说“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尝代王为辟”，叶梦得也认为“摄者，摄其事，非摄其位”，宋儒为了维护君臣伦理，力主周公只是代行宰相职权，而非代理王位。

现代持此说的学者，核心依据是西周金文。比如《禽簋》铭文：“王伐盖侯，周公谋，禽禓。王赐金百锊。”铭文里“王”与“周公”同时出现，一个是征伐的主帅，一个是出谋划策的臣属，身份界限十分清晰。《小臣单觯》也记载“王后反，克商。在成师，周公锡小臣单贝十朋”，战争的主导者是王，周公只是负责行赏的大臣。汉学家夏含夷就据此认为，只看西周第一手金文资料的话，周公非但没有称王，连后世赋予的崇高地位都未必存在。

两边的史料都有明确出处，既非后人伪造，也非传抄讹误，为何会出现如此截然相反的记录？答案藏在周初的权力格局之中。

武王灭商后很快去世，新生的周王朝远非铁板一块，而是至少并存着四大政治团体，立场不同、叙事不同，各自留下的史料自然就出现了根本性分歧。

第一派是以召公奭、周成王为核心的宗周正统派。他们坐镇周人大本营宗周镐京，坚持成王是周王朝唯一的合法君主，周公只是受委托辅政的大臣。在这一派主导的文献里，“王”永远特指成王，周公永远是“公”。比如《召诰》里召公反复称“王其疾敬德”“有王虽小，元子哉”，提到周公只称“公”；《洛诰》《君奭》里也是公与王的身份泾渭分明。这一派是周初政治最终的胜利者，成王亲政后掌握了官方叙事权，所以西周中后期的官方金文、后世的正统史书，基本都沿用了这套口径。

第二派是以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为核心的宗室反对派。三人都是文王之子、周公的兄长或弟弟，本来受武王之命驻守殷商故地监视遗民，手握地方兵权，对周公独揽大权强烈不满。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周公也只是“公”，还到处散布“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流言，绝不承认周公有任何王者身份。《金縢》里记录的流言，就来自这一派的口径。后来三监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这股势力随之瓦解，但他们留下的说法并没有彻底消失。

第三派是以武庚禄父为核心的殷商遗民势力。作为商朝残余力量，他们本就不认同周人的统治，更不可能尊周公为王。武庚在三监之乱中兵败后“王子禄父北奔”，这一派的史料大多散佚，但从立场上看，他们必然是周公称王的否定者。

第四派就是以周公为核心的执政派。在周公摄政、东征平叛的七年间，他的直属僚属、他分封的诸侯，在记录诰命、铸造青铜器时，直接将行使最高权力的周公称作王，把他的政令写作“王曰”“王若曰”。《大诰》《康诰》这些出自周公系统的诰辞，用的就是这套口径；分封康叔的《沫司徒疑簋》，也是这一派留下的记录。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加剧了史料的矛盾，那就是周初其实有两次东征，后世常常混为一谈。第一次东征是三监之乱爆发后，周公以摄政身份挂帅亲征，打垮了三监与武庚的联军，但并没有彻底剿灭殷遗势力，武庚带着残部向北逃亡，也就是《逸周书・作雒解》里说的“王子禄父北奔”。这一次周公是绝对的军事统帅，拥有最高决策权，他的下属记录时称他为王，完全合乎情理。

第二次东征是周公归政成王之后，由成王亲自挂帅，继续追剿武庚残余和东夷部落，周公作为大臣随行辅佐，召公奭也负责北线作战。清华简《系年》里记载“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录子耿”，《太保簋》铭文也记录了召公参与平叛的战功，说的就是这次东征。《禽簋》《小臣单觯》这些金文，记录的都是第二次东征，所以王是主帅，周公只是谋臣。过去很多学者把两次东征混为一谈，自然会觉得传世文献和金文互相矛盾，其实只是记录的不是同一场战争而已。

而周公本人对“称王”这件事的处理，恰恰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他既没有正式登基改元、诏告天下自己称王，也没有禁止手下人以“王”相称。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平叛、分封、稳定大局是第一位的，他需要王者的实权来调动军队、任免官员、分封诸侯，但又不能突破宗法制度的底线，否则会彻底激化宗室内部的矛盾，让新生的王朝分崩离析。这种模糊的、默许派系尊号却不公开坐实的处理方式，既保证了行政效率，又守住了基本的政治秩序，是乱世里最务实的选择。

说到底，周公有没有称王，从来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史实问题。

站在周公执政派的视角，他就是实际行使最高王权的领导者，称他为王理所当然；站在成王、召公的正统视角，他就只是摄政辅政的大臣，终其一生都是“公”。三千年的争论，争来争去，争的不是同一个周公，而是不同政治势力留下的不同叙事口径。周初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而是多股势力互相博弈、互相制衡的权力场。那些看似矛盾的史料，本质上就是这场权力博弈留在史书上的痕迹。与其执着于给周公下一个“称王”或“未称王”的定论，不如去读懂这些不同口径背后的权力格局——那才是周初政治最真实的底色。#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