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生变！大行下沉搅动农村金融市场，错位共生成发展新方向？

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持续下沉县域和乡村，农村金融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对金融无序竞争现象和行为的治理，引导商业银行错位发展、有序竞争。下一步，应优化差异化考核机制、厘清利率竞争边界、做实信贷资产质量，加强引导和检查，加快构建有序共生的农村金融生态。

一、农村金融市场发生深刻变化

近几年，原本由农商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长期主导的农村金融市场，迎来大型商业银行持续发力与深度布局。大行下沉带来农村金融供给的显著增长，更多县域和小微主体获得金融支持，融资可得性和服务效率明显提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农村金融“供血不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与此同时，大行进入也倒逼部分中小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效率。

但大行下沉的负面冲击同样不容忽视。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45.55%，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占比则降至25.35%。而回望2020年末，大行占比为31.65%，农村金融机构占比为33.92%。6年间，大行份额提升近14个百分点，农村金融机构则下滑超过8个百分点。2026年一季度，大行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已突破18万亿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马太效应”日趋显著。

大行下沉之所以伴随生态格局的深刻调整，根源在于各类银行在同一细分领域、同一批客户上展开同质化竞争。大行和中小银行本应是“梯次互补”的关系，即大行发挥资金和科技优势服务农业基础设施、产业链龙头企业和县域重大项目，农村金融机构立足本土深耕“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长尾客户。但由于考核导向趋同、优质资产有限、科技降低下沉门槛，加之缺乏清晰的边界规则，互补关系在实践中被挤压成零和博弈。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的困境亦有自身原因，部分机构过度依赖利差生存，在公司治理、风险定价和产品创新等方面积累不足，随着大行下沉，这些问题逐步暴露出来，放大外部竞争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冲击。

二、政策引导从“规模竞赛”到“错位发展”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小微企业贷款总量具备相当规模，单纯的“扩面增量”空间收窄，信贷资源在不同银行间分配效率、资产质量等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下行、银行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继续以统一的规模指标考核所有银行，可能加剧金融市场无序竞争，诱使部分机构过度下沉或进行监管套利。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2026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引发《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取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指标，持续多年的“两增两控”刚性考核框架正式退出，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优先。通知还分别对大中型银行和地方法人银行提出差异化要求，前者要“增强小微企业金融供给的区域协调性，强化对服务薄弱地区的支持”，后者则要“坚守服务中小企业的定位”。2026年7月，金融监管总局在年中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将错位发展从考核导向拓展为行业生态建设的系统性工程。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将“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提升至“切实筑牢安全屏障”高度，表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化险已关乎金融安全全局。

这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政策导向已从追求所有银行在同一指标下的“均等增长”，转向引导各类银行回归各自定位、错位发展，同时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作为金融安全的关键一环，为农村金融生态重构划定清晰方向、提出明确要求。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不仅关于金融服务可得性和覆盖率，更高于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三、构建有序共生的农村金融生态

构建有序共生的农村金融生态，并非要筑起壁垒阻止大行进入县域，而是要形成梯次合理、分工互补的格局，让大行在增量领域发挥所长，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深耕中重塑优势。金融管理部门在搭建制度框架时，必须充分考虑大行下沉的市场化逻辑：息差持续收窄之下，向县域延伸是其资产端策略调整的自然选择，而非纯粹的政策驱动。因此，引导错位发展不能简单要求大行“让出”低风险客户，而要在设定行为边界的同时辅以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让大行认识到在增量领域拓展新客户比在存量领域争抢老客户更符合其长远利益，方能从同质竞争走向共生发展。

（一）细化差异化考核机制

差异化考核是整个制度框架的“指挥棒”，金融管理部门可从两个维度予以引导。在额度维度上，300万元以下尤其是100万元以下的小微贷款，具有额度小、频次高、信息不透明、非标准化等特点，更适合依托本地信息优势和人缘地缘关系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来服务，可引导大行将重心放在300万元以上的客户群体。在服务维度上，应重点考核“首贷户拓展比例”和“无贷户覆盖度”，引导大行拓展过去未被充分服务的客户，而非抢占它行存量客户。此外，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则应重点考核“深耕度”指标，如本土贷款占比、农户覆盖面、信用贷款占比、首贷户服务比例等，引导其做深做透本地市场而非盲目追求规模扩张。

（二）厘清利率竞争的边界

在金融领域，利率定价有其特殊性。在量化标准方面，可参考当前市场利率水平，将贷款年化利率3%作为重要的观察基准线。当然，3%并非刚性的认定红线，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参考阈值，金融管理部门应结合区域实际利率水平和市场供求状况灵活把握。在具体操作层面，金融管理部门可建立区域利率监测台账，对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率进行持续跟踪和分类分析。监管的重点在于区分合理的增量让利与无序的低价竞争，前者以拓展首贷户、无贷户为前提，后者则以替换他行存量客户、排挤竞争对手为主要特征。对于利率明显偏低且对应客户属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量优质客户的业务，应通过窗口指导、监管约谈等方式予以纠偏；对于利率偏低但对应客户为首贷户或无贷户的业务，可视为合理的“增量让利”，予以认可。

（三）做实小微金融资产质量

在推动小微金融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优先的过程中，资产质量的真实性是必须守住的底线。过去在“两增两控”等刚性增速考核下，部分机构为完成指标，出现风险分类失真（如通过借新还旧、违规续贷等方式掩盖实质风险）、数据报送失真（如虚增贷款规模、伪造借款主体）等问题。取消增速指标后，金融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的监测分析，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实贷款风险分类、加强信贷资金流向监控，确保贷款资金用于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对资产质量低于区域平均水平、规模增长高于区域平均水平的银行，采取监管约谈、窗口指导等措施进行警示。

（四）引导大行小行合作共赢

金融管理部门可搭建合作平台，推动大行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走向互补合作关系。如在银团贷款和联合授信方面，可鼓励大行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参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牵头的涉农贷款，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则发挥本土优势负责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形成“大行提供资金、小行负责落地”的分工协作格局。在科技输出方面，可引导大行、消费金融公司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成熟的信贷风控模型和线上获客工具，帮助其补齐技术短板。督促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加快自身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地方政府可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完善、风险补偿基金设立等方面提供支持，降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服务长尾客户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