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在学术上是扶不起的，不要再强行挽尊了

不明白为什么今天出现不少替张丹丹强行挽尊的文章。一是讲张丹丹口中的“福利”是经济学上的welfare，不是老百姓理解的“好处”，一句话，“你们比我们更没文化”。二是讲，张丹丹做的很多研究都是站在底层考虑的，尤其是对外卖员研究很深入，提出很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建议。

第一，灵活在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福利”呢？作者讲的北大教授及其专家朋友肯定看不上，毕竟张丹丹自己主页的主要论文都是发表在英文期刊的，那作者就引用一下海外学者们关于灵活用工（在其他国家表述不同）的研究结论吧：

如果想要看分析过程，让你的AI跑起来就行了。看起来，AI替代某些北大教授不需要等到下周了。

为什么同样是学术研究，我们某些专家的观点就与老百姓的直观感受相反，而这么多海外研究，却总是与很多老百姓观感相符呢？

是老百姓蠢，无法有正确的认知？还是某些专家笨，学术能力太差呢？

以上是讲，即便在经济学领域，像张丹丹那样使用“福利”概念，也是错误百出的。某些人就不要再丢贵圈的脸了。

第二，某些媒体出面，讲张丹丹一直以来的学术研究有很多都是站在底层立场的，都是专业的。

作者稍微好奇，去翻了一下她的论文。2018年，张丹丹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最低工资的上调显著地增加了流动人口失业的概率，而失业会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犯罪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到了2025年，张丹丹在另一项关于外卖用工的研究中提出，应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按照张丹丹2018年的研究结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会增加犯罪率，为什么到了2025年换了一个研究课题，就180度大转弯了呢？是自我否定？还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张丹丹稀奇古怪的研究方式当然不止一次出现。张丹丹主页的第一篇英文论文（Air Polluti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ndividual consumption）是利用深圳监狱内男性服刑人员的数据来研究空气质量与消费的关系。为什么用监狱内数据呢？因为现实中，如果空气质量不好，就会出现大家少出门或者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从而收入降低等可能，而监狱里不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监狱内数据能够更纯粹的看出空气质量与消费的关系。

是的，你交的税的一部分，北大就是用来干这个了。

那么真正的学术应该做什么呢？

张丹丹过去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2024年，她与某头部外卖平台合作，获得了4万多外卖用工的数据，做了很多研究。研究主要贡献是，外卖员不愿意自愿缴纳社保，平台也承担不起，因此建议政府补贴。

这里就有作者讲的，知识分子、学者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作者曾经呼吁，平台大量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应当由官方取得并公开化，以供形成不同视角的研究，这有助于政策的客观合理。

我们并不了解，张丹丹2024年与某头部外卖平台的“合作”，到底是代表哪一方，课题经费是谁出的，这家头部平台为什么会对张丹丹课题组慷慨的提供从来不愿对外提供的原始数据？

不是讲你在研究外卖员，你在呼吁国家多给他们补贴，你就真正在代表他们的利益。至少在目前可获得信息的前提下，作者也可以认为，不能排除张丹丹是站在某头部外卖平台利益的立场上，去降低外卖平台的成本。

一项重大公共议题，如果没有不同研究、观点的较量，只有所谓某一方的专家声音，那其实是危险的。

八年前，作者在《电子商务法》立法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学者被大企业用课题费俘获，为大企业发声，如果你不站在大企业利益一侧，极少能够获得必要的研究数据，去为其他利益相关方或者公共利益发声。官方往往不能识别某个学者究竟代表谁，于是政策制定过程难免出现偏执一方的情况。也就难怪美国的右翼加速主义者会认为中国大陆的监管向来是倾向于大企业而不是劳动者了。

八年前，作者提出的方案核心有二：

1、官方主动立法，获得平台企业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并公开，这样可以让不同领域的更多学者可以进行充分研究和学术辩论，也可以让所有人看到这些讨论；

2、每一个学者在产出学术成果时，强制要求披露经费来源，以此确定学者代表的是谁。

作者不认为代表大企业就有错，企业是社会经济重要的一方，需要有人代表，但大企业不是唯一一方，还有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有员工、有平台上的“自由”劳动者、有消费者，他们不像大企业那样很容易获得代表，但如果没有人代表他们，或者明明是代表大企业的专家，还要声称自己是代表他们，那最后挨骂的，可能还是只有官方。

事实上，这几年，官方已经越来越不信任高校的许多学者，作者在不同部门交流时都有耳闻和讨论。

但作者还是想讲，全职学研人员已经花费了大量资源，是被老百姓供养起来的，如果他们不能尽力，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AI时代大幅减少对他们的总支出，让真正有能力者脱颖而出；二是还是要通过制度的方式，让他们做出真正的贡献。

尽管民间对社科（文科）的批评非常激烈，但作者认为，单纯贬低并不能解决问题，作者提出的上述两个方案，可以继续斟酌。

坦率地讲，无论网络上批评声音多么大，文科还是不像理工科，理工科的学术不端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文科很难，我们的文科尤其难。

替大企业发声的学者也要有自知之明，当你们选择了利益以后，就不应当再追求名声了，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本来是需要大破大立的，这是官方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很可惜，社科界到目前为止，还是扶不起。

但不要灰心，因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其实永远是在真实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在象牙塔里的。

最后说一句，昨天关于张丹丹的文章，90%的留言都被后台立即删除了，即便一些温和甚至有深度的评论。所以大家再这个话题下，只能看到一些非常简短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