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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装回老家,镇长老同学当众呼来喝去,酒席上市长见状立正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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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装回老家,镇长老同学当众呼来喝去,酒席上市长见状立正敬礼

我叫陈默,今年三十四岁,在省城一个不太起眼的部门做副处级调研员。说白了就是个闲职,没什么实权,每天喝茶看报,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

三年前我主动申请从一线岗位退下来,原因说起来挺丢人的——我经手的一个扶贫项目出了岔子,虽然不是我的直接责任,但作为对接人,背了个处分。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老婆说我变了个人似的。后来我主动找领导要求调岗,领导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说行吧。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单位里最没存在感的人。开会坐最后一排,聚餐坐角落,连新来的实习生都不认识我。

今年国庆,我妈打电话来,说老家的房子要翻新,让我回去看看。我本来不想回,但架不住她念叨,再加上确实想换个环境透透气,就买了张高铁票。

出发那天我特意没穿正装,套了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连帽衫,牛仔裤,运动鞋,背个双肩包。我妈在电话里说你回来就行,穿那么正式干啥。我心想也是,回镇上而已,又不是去开会。

高铁到县城,再转大巴,晃晃悠悠两个半小时,下午三点多到了镇口。

镇上变化挺大。原来的老车站拆了,新修了一个广场,立着一块红色的大石头,上面刻着"腾飞"两个字。我站在广场上愣了一会儿,三年没回来,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街边的早餐店还在,门口那棵歪脖子树还在,连卖糖炒栗子的老头都还在,只是头发全白了。

我拖着行李箱往家走。路上碰到几个熟人,大多是点头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有个开小卖部的婶子多看了我两眼,问了一句"回来了啊",我应了一声,她又补了一句"瘦了",我就笑了笑。

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她手里的被单差点掉地上,赶紧跑过来帮我拿行李箱。我说妈你别忙,我自己来。她说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一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眼眶有点红。

我爸在屋里看电视,听见动静出来看了一眼,说了句"回来了",就转身回屋了。他还是老样子,话少,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知道他高兴,因为他回屋后把电视声音关小了。

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炖排骨、红烧鱼、凉拌黄瓜,还有她自己腌的萝卜干。我爸开了瓶白酒,给我倒了小半杯,自己倒了满满一杯。我们爷俩就这么喝着,谁也不说话,偶尔碰一下杯。

吃到一半,我妈突然说:"你李叔家儿子李建回来没?"

我筷子顿了一下。李建是我初中同学,后来一路读到大学,考了选调生,据说现在是我们这个镇的副镇长。

"不知道。"我说。

"听说当大官了。"我妈语气里带着羡慕,"上次镇上修路,他来家里坐过,还问我你的情况。我说你在省城上班,他就点点头,没多问。"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

我妈又说:"人家现在不一样了,忙得很,上次镇上开大会,我远远看见他在台上讲话,西装革履的,跟电视里的人似的。"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其实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李建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初中同桌三年,高中同校不同班,后来他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我去了个二本。毕业之后他走仕途,我进了一家事业单位。本来差距也不算太大,但架不住人家会来事,加上脑子确实好使,几年功夫就爬到了副科级,后来又提拔成副镇长。而我呢,三十四岁了还是个副处级调研员,说出去好听,实际上就是个闲人。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我妈在厨房里小声跟我说:"你明天要是没事,去李建家坐坐吧。人家毕竟是镇上的领导,你回来一趟,打个招呼总归是应该的。"

我擦桌子的手停了一下,说:"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我本来打算去镇上转转,看看老房子要怎么翻修。结果刚出门,就碰上了李建。

他穿一件深蓝色夹克,黑西裤,皮鞋擦得锃亮,正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车是公车,司机是个年轻人,帮他打开车门后站在一边等着。

李建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陈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说。

"回来也不说一声。"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去镇上转转,正好我今天上午有个会,中午一起吃个饭。"

我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人家好意,我总不能甩脸子。

于是我就跟着他上了车。司机开车,李建坐在副驾,我坐在后排。车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和皮革味混在一起,让我想起以前坐领导车时的感觉。

路上李建问我现在在省城怎么样,我说还行,老样子。他点点头,没再追问。倒是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几眼,大概是好奇这个穿连帽衫的人是谁。

到了镇政府,李建让我在接待室等他。接待室不大,一张沙发,一台饮水机,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我坐下来,翻了翻茶几上的报纸,都是些过期的。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李建匆匆忙忙进来,说会议提前结束了,走吧。

中午吃饭的地方在镇上一家叫"福满楼"的饭店。我以前来过,不算高档,但菜做得地道,镇上人办红白喜事经常选这里。

包厢里已经坐了四五个人,有镇上的干部,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面孔。李建一进门,那几个人全站起来了。

"李镇好。"

"李镇长。"

李建摆摆手:"坐坐坐,都是自己人。"

他指了指我:"这是我老同学,陈默,省城回来的。"

那几个人看我的眼神明显变了,从随意变成了客气,甚至带点审视。我赶紧说:"大家好,叫我陈默就行。"

李建拉着我坐下,位置在他对面。他坐主位,我坐次位。其他几个人依次坐下,有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我旁边,自我介绍说是镇党政办的王主任。

菜上得很快。先是凉菜拼盘,然后是热菜一道接一道。酒是本地产的白酒,度数不低。

李建端起酒杯,说:"今天高兴,老同学回来,大家陪我喝两杯。"

大家纷纷举杯。我本来酒量就不行,但架不住李建一直敬我,一圈下来,半杯酒下去,脸就红了。

吃到一半,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穿制服的人,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袋。

"李镇长,打扰了。"来人说着,目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停顿了一秒。

李建皱了皱眉:"赵局长,有事?"

叫赵局长的人没急着回答,而是走到我面前,仔细看了看我,然后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那种从随意到惊讶再到恭敬的转变,我见过太多次了,每次都是在省城某些场合,某些人认出我之后。

"您是……"赵局长试探着问。

我还没开口,李建就笑了:"赵局长,这是我老同学陈默,省城来的。怎么,你认识?"

赵局长没回答李建,而是立正站好,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陈——"

我赶紧摆手打断他,说:"别别别,我就是回来探亲的,什么都不是。"

赵局长张了张嘴,又看了看我,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开玩笑。最后他压低声音说:"陈处,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

包厢里一下子安静了。

李建的表情僵在脸上。他看着我,又看看赵局长,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旁边那几个人更是一脸懵。王主任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不知道该喝还是该放。

我叹了口气,说:"赵局长,真不用这样。我今天就是陪老同学吃个饭,私人场合,你别搞这么隆重。"

赵局长这才松了松肩膀,但站姿还是笔挺的。他说:"那行,您忙,我就不打扰了。有事您随时吩咐。"

说完他冲包厢里其他人点点头,带人退了出去。

门关上之后,包厢里死一般的安静。

李建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坐下来,声音有点干涩:"陈默,你……你到底在省城干什么?"

我没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王主任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陈处?省城的陈处?"

我点点头:"调研员,副处级,没什么实权。"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讽刺。三年前那个处分之后,我这个"副处级"就像个笑话。但在这帮镇上的人眼里,副处级就是天大的官。

李建突然笑了,笑得有点勉强。他说:"好你个陈默,藏得够深啊。我还以为你在省城混得不怎么样呢。"

"确实不怎么样。"我说的是实话。

他没接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顿饭后面的气氛变得很奇怪。李建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地跟我说话,而是多了几分客套和距离感。其他人更是小心翼翼,连夹菜都不敢大声。

我如坐针毡。

吃完饭,我借口有事,提前走了。李建要送我,我说不用,走走就行。

出了饭店,外面的阳光刺眼。我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口堵得慌。

回到家,我妈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喝酒了。我说喝了一点,没事。她让我去睡个午觉,我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今天中午的画面。赵局长推门进来那一刻,李建脸上的表情,还有后来那种尴尬的沉默。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李建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平等的,甚至带着点优越感——他好歹是个实权副镇长,而我只是个在省城混日子的老同学。但现在,他知道了我的级别,哪怕是个闲职,副处级对镇上的人来说也是"大领导"。

我不想这样。

我回老家是为了逃避省城的那些事,不是为了来这里重新面对那些让人窒息的等级和客套。

下午我一个人去镇上转了转。走到初中母校门口,铁门紧闭,里面在施工。门口贴着告示,说学校正在扩建,学生都转到隔壁镇去了。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想起初中时候的事。

那时候我和李建是同桌。他成绩好,我成绩一般。他数学特别厉害,我经常抄他的作业。有一次期中考试,我数学考了38分,他考了98分。老师让我站在教室后面,李建偷偷从座位上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小声说别难过,下次我教你。

后来中考,他考上了县一中,我去了镇上的普通高中。再后来他考大学,我上二本。我们的人生轨迹从那时候就开始分岔了,只是那时候谁都没意识到。

走到老街的尽头,我碰到了初中班主任刘老师。他退休好几年了,头发全白了,背也有点驼。看见我,他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陈默?是你吧?"

"刘老师。"我喊了一声。

他拉着我上下打量,说:"长高了,也黑了。在省城还好吧?"

"挺好的。"我撒了个谎。

他叹了口气,说:"你们这帮孩子,我教了一辈子,就你和李建走得最远。一个在省城,一个在镇上当官。都不容易啊。"

"刘老师,您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就是老伴去年走了,一个人住,清静。"他说着,眼神暗了一下。

我陪他在街边坐了一会儿,聊了些过去的事。他说李建去年回来看过他,还带了两条烟。我说我也该去看看他。他说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临走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陈默,人这一辈子,别太在意那些虚的东西。官大官小,钱多钱少,到头来都是过眼云烟。关键是心里踏实。"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热。

接下来的几天,镇上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去镇上买东西,老板娘多找了十块钱,我退回去,她死活不要,说陈处您别跟我计较。我去理发店剪头发,理发师的手都在抖,剪完死活不收钱。我去早餐店吃碗馄饨,老板非要加两个荷包蛋,说不要钱。

我受不了了。

第三天,我干脆不出门,窝在家里帮着我妈收拾老房子。我爸在旁边看着,偶尔递个工具。爷俩一整天说不上十句话,但那种沉默不让人难受,反而踏实。

我妈倒是高兴,说你回来这几天,家里热闹多了。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她大概也感觉到了我状态不对,但不知道怎么问。

第五天上午,李建来了。

他没穿正装,换了件灰色卫衣,牛仔裤,跟我的打扮差不多。我妈看见他来,高兴得不得了,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李建说婶子您别忙,我就跟陈默说两句话。

我带他到院子里。秋天的阳光很好,院子里的石榴树结了一树的果子,红彤彤的。

"那天的事,不好意思。"他开门见山。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你的问题。"我说。

"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我那天表现挺蠢的。"他自嘲地笑了笑,"知道你是副处级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你说你一个省城的副处级,我一个镇上的副科级,差着好几级呢,我能不紧张吗?"

我没说话。

"说实话,我有点嫉妒。"他继续说,"不是嫉妒你级别比我高,是嫉妒你……你看起来比我自由。"

"自由?"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对,自由。"他说,"我每天一睁眼就是开会、接待、检查、汇报。手机不敢关机,微信不敢不看。上次我妈生病住院,我在市里开会,赶回去的时候她都出院了。我跟我妈说工作忙,她说是是是,我儿子当大官了。可我知道她心里难受。"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你呢,至少你在省城,不用天天面对这些。你回老家,穿个连帽衫就来了,没人认识你,没人管你。我就不行,我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都有人盯着。"

我沉默了很久,说:"李建,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那个副处级,是处分之后调过去的闲职。说白了就是被边缘化了。每天上班就是喝茶看报,没有任何实权。你至少还在做事,还在为镇上的人谋福利。我呢?我连自己经手的项目搞砸了都兜不住。"

他愣住了。

"你说你嫉妒我自由,可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谈什么自由。"

风把石榴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远处鸡叫声。

李建突然说:"你那个项目,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

三年前,我负责对接一个扶贫产业项目,引进了一家农业公司到贫困县建种植基地。前期一切顺利,土地流转、大棚建设、种苗采购都按时完成了。结果到了收获季节,那家公司突然资金链断裂,跑路了。几百亩的大棚空着,农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虽然我不是直接责任人——那家公司是经过层层审核才引进的,但作为对接人,我难辞其咎。

"我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我说,"农民指着这个赚钱,结果钱没了,地荒了。我去了现场,那些人看我的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

"后来呢?"李建问。

"后来公司被追回来了,钱也追回了一部分,但损失已经造成了。我背了个警告处分,主动要求调岗。领导本来不想同意,说我也是受害者,但我觉得我待不下去了。每天上班都像在受刑。"

"所以你就一直这么混到现在?"李建的声音有点急。

"什么叫混?"我反问。

"陈默,你三十四岁了,正当年。一个处分就把你打趴下了?你知道多少人背着处分还在往前走吗?"

我看着他,突然有点想笑。他说得对,可我就是迈不过那道坎。

"你那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我问。

"什么项目?"

"就是你引进的那个农业公司——后来基地怎么处理的?"

我愣了一下,说:"大棚还在,后来换了一家公司接手,种了菌菇,效益还行。但那些最早参与的人,有些到现在还记恨我。"

"记恨就记恨吧。"李建说,"你尽力了。有些事不是你能控制的。"

"道理我都懂。"我说,"可心里过不去。"

他没再劝我。我们俩就这么在院子里坐了一上午,聊了很多。从初中时候的事,聊到各自的工作,聊到家里的情况。他说他去年结婚了,老婆是县医院的护士,还没孩子。我说我结婚六年了,还没要孩子,老婆在省城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俩现在的状态……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他问。

"就是……话越来越少,在一起的时候各看各的手机。她提过离婚,我没同意,她也没坚持。就这么耗着。"

李建叹了口气:"你这人啊,什么都往肚子里咽。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说了有用吗?"我问。

他没回答。

李建走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石榴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有几片飘下来,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捡起来看了看,叶脉清晰,边缘已经干枯。

我拿出手机,翻到老婆林悦的微信。我们上一次聊天是三天前,她说"记得带秋装回去",我说"嗯"。就这么两句。

我盯着对话框看了很久,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又删掉,反复好几次,最后只发了一句:"妈让我问问,你十一放假来不来?"

发出去之后我就后悔了。这话听起来像是我妈的意思,不是我的。可我又不知道怎么表达真实的想法。

她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才回:"看情况吧,学校可能有事。"

"哦。"我回了一个字。

然后又是沉默。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看着天空。秋天的云很低,白白的,像棉花糖。我想起刚结婚那两年,我们俩周末经常去省城的公园散步。那时候她会挽着我的胳膊,叽叽喳喳说学校里的事。我虽然话不多,但听着她说话,心里是暖的。

后来呢?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她跟我说话,我常常嗯啊应付。她生气,我也不哄。慢慢地,她也不说了。

三年前那个处分出来之后,我整个人更封闭了。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想干。她问我工作上的事,我一句"别问了"就打发掉。她担心我,想帮我分析,我嫌她烦。

有一次她哭着问我:"陈默,你到底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当时正在喝酒,头都没抬,说了一句:"你别管我。"

从那以后,她真的不怎么管我了。

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发现她背对着我,身体蜷缩着,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我想伸手抱抱她,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失败,我的无力,我的恐惧。我怕她看不起我,怕她觉得我是个废物。所以我选择沉默,选择逃避,选择把自己关起来。

可关起来之后呢?我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更深的孤独,和越来越远的她。

我闭上眼睛,太阳晒在脸上,暖烘烘的。院子外面传来卖豆腐的吆喝声,一声接一声,拖着长长的尾音。

我突然想起刘老师说的那句话:关键是心里踏实。

可我心里不踏实。从来没有踏实过。

第七天,镇上要办一个招商引资的推介会,李建邀请我去参加。他说:"你毕竟是省城来的,见识广,帮我们把把关。"

我想拒绝,但他说:"就当是帮我个忙。这个项目对我们镇很重要,引进的是一家做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如果能谈成,能解决几百人的就业。"

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推介会在镇文化站的小礼堂举行。来了二十多家企业代表,还有县里的几位领导。李建主持会议,穿了一身深色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声音洪亮,条理清晰,完全不像那天在我家院子里跟我聊天的那个李建。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台上的他,心里有点感慨。人果然是分很多面的。在台上是领导,在台下是普通人。在别人面前是镇长老同学,在我面前是初中同桌。

会议结束后是分组洽谈。李建把我介绍给那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一个姓周的老板,四十来岁,精明干练。周老板听说我是省城来的,态度很客气,但明显更在意李建的态度。

我帮着看了一下他们的投资方案,提了几点建议。主要是关于土地流转的风险防控和农民利益保障机制方面的——这是我的老本行,虽然栽过跟头,但正因为栽过,我对这些坑比谁都清楚。

周老板听完,眼睛亮了一下,说:"陈处,您提的这些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没考虑到。尤其是那个保底收购价和分红机制,您说得对,没有利益保障,农民不会配合的。"

李建在旁边听着,冲我使了个眼色,嘴角带着笑。

那天晚上又是一顿饭。这次不是在福满楼,而是在镇政府食堂的一个小包间。人不多,就李建、王主任、周老板和我。

酒没喝多少,主要是谈事。周老板对投资方案很感兴趣,但还有些顾虑。李建一一回应,态度诚恳但不卑不亢。我能看出来,他在镇上确实干了不少实事,对镇上的资源、优势、短板都摸得很透。

饭吃到一半,王主任接了个电话,出去接了一会儿,回来时脸色不太好。

李建看了他一眼:"怎么了?"

王主任凑到他耳边说了几句。李建皱了皱眉,说:"知道了,我待会儿处理。"

周老板很识趣,说:"你们先忙,我那边还有点事。"说完就告辞了。

等人走了,我问李建:"出什么事了?"

他摆摆手:"小事,镇上两个村的村民因为灌溉用水的事闹起来了。明天我去协调一下。"

"严重吗?"

"每年都有,习惯了。"他说,但语气里带着疲惫。

我看着他,突然意识到,他那个"副镇长"的位置,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光鲜。每天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是各种矛盾和冲突,是上级的考核和下面的不满。他在这个位置上,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李建。"我叫了他一声。

"嗯?"

"你做得挺好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有点苦涩:"好什么啊,每天焦头烂额。"

"但你在做事。"我说,"你在解决问题。这就够了。"

他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第二天上午,我陪着李建去了那两个村。

路上他跟我简单说了情况。两个村子共用一条水渠,上游的村子今年种了水稻,用水量大;下游的村子种的是果树,也缺水。最近天旱,水渠水量不够,两个村的人就为了抢水打起来了,虽然没出大事,但矛盾在激化。

到了现场,两拨人正对峙着。上游的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壮汉,嗓门大,说话冲。下游的村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瘦瘦的,但一点也不示弱。两人在水渠边吵得面红耳赤,各自身后站着几十号村民,气氛紧张。

李建一下车,两边的声音都小了。他走过去,先跟两个村干部打了招呼,然后站在水渠边,大声说:"都别吵了。我是李建,镇上的副镇长。今天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你们谁有理谁没理,我说了算。但前提是,先把水的事说清楚。"

他让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说。上游的村民说他们先到的,水渠是他们村修的,凭什么下游的先用。下游的村民说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又不是你们家水龙头里出来的,大家都有份。

李建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等两边都说完了,他问村支书和村主任:"你们之前有没有签过用水协议?"

村支书说有,但好几年了,水量分配不合理。村主任说协议是有的,但上游一直不按协议来。

李建说:"行,那先把协议拿出来。然后我带人去实地看看水渠的情况。今天下午,镇上组织两个村的干部开个会,重新定一个分配方案。在方案出来之前,水渠暂时分段使用,上游上午用,下游下午用,轮流来。"

他这话说完,两边虽然还有人不满意,但至少没人再吵了。

回镇上的路上,李建跟我说:"这种事,说白了就是利益分配。你一碗水端不平,两边都不满意。但你端得太平了,又可能两边都觉得你偏袒对方。最难的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

"你处理得挺好的。"我说。

"好什么,回头还有一堆事要跟县水利局协调,申请资金修新的水渠。钱的事最难搞。"他揉了揉太阳穴。

我看着他疲惫的侧脸,突然说:"李建,你上次说你妈生病你没回去。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他愣了一下,说:"还好,就是高血压,得长期吃药。我每个月给她打钱,但她舍不得花,把钱存着,说给我以后用。"

"你多久回去一次?"

"一个月一次吧,有时候忙起来两个月才回去一趟。"

"你妈知道你这么累吗?"

"不知道。我跟她说我在镇上挺好的,领导器重,同事和睦。她信了。"

我沉默了。

我们都是这样。在外面装作一切顺利,把狼狈和疲惫藏起来,只给家里人看光鲜的一面。可光鲜的背后是什么?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是压在心头喘不过气的焦虑,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

在镇上待到第十天的时候,我接到了林悦的电话。

她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我们的沟通基本靠微信,而且都是那种干巴巴的对话。所以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

"喂?"我接起来。

"陈默,你什么时候回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我听出了那层平静下面的某种决断。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问问。你妈那边房子翻修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再有个三五天就弄完了。"

"哦。"她顿了一下,"那行,你回来之前跟我说一声。"

"好。"

"还有……"她犹豫了一下,"你最近在镇上,见到李建了吗?"

"见到了。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想起他来了。你们初中同桌三年,他现在当镇长了,你呢……"

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你呢,还是个闲人。

"林悦。"我叫她的名字。

"嗯?"

"我回去之后,我们好好谈谈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她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看着满树的石榴,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我三十四岁了。工作上一塌糊涂,婚姻里一地鸡毛。我逃避了三年,躲在一个闲职里,把自己藏起来,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可安全是什么?安全不是躲起来,安全是面对。

刘老师说得对,关键是心里踏实。可我一直都不踏实,因为我一直在逃。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县里。

我找了以前的一个老领导,姓宋,现在在市里的一个部门当副局长。宋局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对我一直不错。当年那个扶贫项目出事的时候,他是最替我惋惜的人之一。

在县里的一家茶馆里,我见到了宋局。他比三年前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大片,但精神头还行。

"陈默?"他看见我,有点意外,"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回老家探亲,顺便来看看您。"

"好啊好啊,坐。"他给我倒了杯茶,"听说你这几年在省城那边……"他话说到一半停住了,大概是觉得不合适。

"我这几年确实不怎么样。"我主动说了,"那个处分之后,我就一直没缓过来。"

宋局没说话,看着我。

"我今天来找您,不是来诉苦的。"我说,"我是想问问,我那个处分,还有没有撤销的可能?"

他皱了皱眉:"你当初是主动要求调岗的,处分是按程序来的。要撤销的话,需要重新评估当时的责任认定。你确定要翻这个旧账?"

"确定。"

"为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因为我不想再躲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点了点头:"行。我帮你问问。但丑话说在前头,不一定能成。毕竟三年了,当时的材料、证人、证据都要重新找。"

"我知道。麻烦您了。"

"你这孩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倔。"他笑了笑,"不过我挺高兴的。三年前你来找我,整个人都是蔫的。今天看你,虽然还是瘦,但眼睛里有光了。"

从茶馆出来,阳光刺眼。我站在路边,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太阳,然后掏出手机,给李建发了条微信:"晚上有空吗?请你喝酒。"

他回得很快:"有空。老地方?"

"嗯。"

晚上还是在福满楼。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人,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盘卤牛肉,一瓶白酒。

李建穿的还是那件灰色卫衣。我换了一件黑色的,稍微正式一点,但也不算正装。

我们碰了一杯,都没说话。

第二杯的时候,李建开口了:"你找宋局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王主任的表哥在县里工作,看见你了。"

"你消息挺灵通。"

"在镇上当领导,消息不灵通活不下去。"他自嘲地笑了笑,"怎么样,宋局怎么说?"

"说帮我问问。"

"那就好。"他点点头,"不过陈默,我得提醒你一句。翻旧账不是件容易的事。万一翻出来对你更不利呢?"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维持现状。"我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更差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也是。"

我们又喝了几杯。酒过三巡,话就多了起来。

李建跟我说了他刚当副镇长那会儿的事。那时候他年轻气盛,想干一番大事业,结果第一个项目就碰了钉子。他想在镇上搞一个乡村旅游项目,引进了一家开发商。结果那家开发商圈了地之后迟迟不动工,拖了两年,最后退出了。那两年里,村民的地被圈着不能种,开发商又不给补偿,村民天天到镇政府门口闹。

"那时候我差点被免职。"他说,"上面有人提议让我引咎辞职。最后是镇党委书记保了我,说我年轻,犯了错可以改。"

"后来呢?"

"后来我花了大半年时间,一家一家去跟村民解释,赔礼道歉。又找了新的投资方,把项目重新做起来。现在那个项目虽然不算大,但每年能给镇上带来几十万的集体收入。"

"你做得比我好。"我说。

"好什么,都是踩了坑才知道怎么走。"他端起杯子,"陈默,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你至少敢犯错,敢面对。我呢?我犯错之后第一反应是掩盖,是解释,是证明自己没错。其实心里知道自己也有问题,但就是不愿意承认。"

"承认了又能怎样?"我问。

"承认了,才能放下。放下了,才能往前走。"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端起杯子,一口喝干了。酒辣辣的,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李建。"我喊他。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看到,我不是一个人。"

他举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两只杯子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

十一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回到了三年前那个扶贫项目的现场。几百亩的大棚空荡荡的,地上长满了杂草。农民们站在地头,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失望,也有无奈。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然后我看见林悦站在人群后面。她没有看我,而是看着那些大棚,看着那些荒芜的土地。她的背影很瘦,肩膀微微耸着,像是在哭。

我拼命想走到她身边,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我喊她的名字,喊不出来。

最后我惊醒了,满头大汗。

窗外天还没亮。我看了看手机,凌晨四点多。我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院子里。

秋天的凌晨很凉。我裹了件外套,坐在石榴树下,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我想了很多。想我这三十四年的路,想我犯过的错,想我失去的东西。我想起我爸,他从来不说爱,但我每次回来,他都会把电视声音关小。我想起我妈,她总是把最好的菜留给我,自己吃剩的。我想起林悦,她陪我走过最难的日子,可我却把她推开了。

我想起李建,他在镇上焦头烂额,却还在努力往前走。

我想起刘老师说的那句话:关键是心里踏实。

怎么才能踏实?不是躲起来,不是假装没事,不是把一切压在心里。是面对。是承认。是放下。

天亮的时候,我给我爸泡了一杯茶,端到他房间。他正在穿衣服,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

"爸,喝茶。"我把杯子放在他床头柜上。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杯子,没说话。但我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

我妈起来做早饭的时候,我帮她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跳动着,映在我脸上。她说:"你今天起这么早?"

"睡不着。"我说。

"想事儿?"

"嗯。"

"想通了?"

"想通了一点。"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干枯的花重新绽放。

十二

翻修房子的事基本搞定了。我找了镇上的一家施工队,谈好了价格和工期。我妈本来还想自己盯着,我说不用,我托付给李建帮忙看着就行。

李建听了直翻白眼:"你这是给我加工作量啊。"

"你不是镇长吗,这点小事还搞不定?"

"行行行,你官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嘴上这么说,但转头就帮我把施工队找好了,还特意交代要按最好的标准来。

走的那天上午,李建来送我。我妈在院子里给我装了一袋子土特产——红薯干、花生、腌菜,还有几个石榴。我爸站在门口,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李建帮我拎着行李箱,一直送到镇口。

"回去之后,有事打电话。"他说。

"嗯。"

"林悦那边,好好谈。"

"我知道。"

"还有,宋局那边有消息了记得告诉我。"

"好。"

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李建站在车窗外,冲我挥了挥手。我隔着玻璃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两个人都没笑,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车开动了。我从后窗看着他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色的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十三

回到省城的时候是下午。高铁站出来,打了一辆车回家。

路上堵车。省城的秋天跟镇上不一样,没有那种干爽的凉意,空气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车窗外的高楼一栋接一栋,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

到家的时候林悦还没回来。屋里很干净,茶几上放着她平时用的水杯和一本书。沙发上的靠垫摆得整整齐齐。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在微风里轻轻摆动。

我放下行李,在沙发上坐下来。这个家我每天回来,但今天坐在这里,感觉不一样了。以前坐在这里,我总觉得压抑,觉得这个空间不属于我。今天坐在这里,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的家。

六点半,林悦回来了。她推开门,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

"回来了?"她说。

"嗯。"我站起来,"吃饭了吗?没吃的话,我做饭。"

她看了我几秒,说:"你做饭?你会做什么?"

"下面条总行吧。"

她把包放下,换了鞋,走到厨房门口,看着我翻箱倒柜找面条。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她的手微微攥着。

面条下了两碗,加了点青菜和鸡蛋。我们坐在餐桌前,面对面吃着。

"你妈那边房子翻修得怎么样?"她问。

"搞定了。找了施工队,李建帮我盯着。"

"哦。"她夹了一筷子面条,"你这次回去,感觉怎么样?"

我停了一下筷子,说:"感觉……想通了一些事。"

"什么事?"

"关于我自己的事。"

她没再追问。我们安静地吃完面条。她收拾碗筷的时候,我说:"我来洗。"

她看了我一眼,没拒绝。

我站在水槽前洗碗,她在旁边擦桌子。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碗筷碰撞发出轻微的声响。这个画面很普通,但我觉得很珍贵。

洗完碗,我们坐在沙发上。电视没开,就那么坐着。

"林悦。"我先开的口。

"嗯。"

"对不起。"

这两个字说出来,我的声音有点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太久没说过真心话了,嗓子像是生锈了一样。

她转过头看着我。

"这三年,我一直在躲。工作上的事,我躲;我们之间的事,我也躲。我怕你看到我失败的样子,怕你觉得我是个没用的男人。所以我把自己关起来,不说话,不沟通,假装一切都没发生。"

我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但我错了。你不是因为我会成功才嫁给我的,你嫁给我是因为我是陈默。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那都是我。我不该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不该让你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不确定。"

她没说话。我看见她的眼睛红了。

"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给不了你什么保障。工作上的事我还在努力解决,能不能翻过来还不知道。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在努力了。我不躲了。"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你这个笨蛋。"她说。声音很小,带着鼻音。

然后她靠了过来,头靠在我肩膀上。我伸出手,轻轻抱住她。她的身体有点僵硬,但慢慢就软下来了。

我们就这么抱着,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天黑了,路灯亮了,车流声远远传来。

"陈默。"她在我耳边说。

"嗯。"

"下次别躲了。"

"嗯。"

十四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重新梳理三年前那个项目的事情。

我联系了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找到了当年的会议纪要、合同文本、审批流程记录。我把所有材料整理了一份,寄给了宋局。同时我也给当时的上级部门写了一封情况说明,详细陈述了项目失败的原因和我个人的责任边界。

这个过程很痛苦。每翻一份材料,每回忆一个细节,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但我知道,不撒盐,伤口好不了。

林悦看我每天对着电脑整理材料,偶尔会过来给我倒杯水,或者放一盘水果在桌上。她没问太多,但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有一次她问我:"如果最后处分撤不了呢?"

我说:"那就接受。至少我努力过了。"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一个月后,宋局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材料他看过了,也跟相关部门沟通过了。结论是:当年对我的处分基本合理,但责任认定确实偏重。他建议我申请复核,走正规程序。

"走正规程序意味着什么?"我问。

"意味着要重新调查,重新认定。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半年到一年都有可能。而且期间你可能会被要求配合调查,暂停现有工作。"

"好。"我说,"我愿意。"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人群。省城的秋天终于来了,银杏叶子开始变黄。风一吹,几片叶子飘下来,落在人行道上。

我突然想起镇上那棵石榴树。石榴应该熟了吧,红彤彤的挂在枝头,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的籽,甜甜的,酸酸的。

十五

申请复核的事我正式提交了一个月后,单位通知我暂时停职配合调查。

消息传出去,同事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觉得我疯了,好好的闲职不坐,非要翻旧账。有人觉得我是在赌,赌赢了翻身,赌输了更惨。还有人觉得我是在做正确的事,但太晚了。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

停职期间,我没有工资,只有基本的生活补贴。林悦的收入成了家里的主要来源。她没抱怨,反而比平时更忙了——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周末还接了几个补习的学生。

我看在眼里,心里既感动又愧疚。有一天晚上,她备课到十一点多,我给她泡了一杯热牛奶端过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谢谢。"

那笑容让我鼻子发酸。

我利用这段时间做了一件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去了一趟当年那个扶贫项目所在的县。

三年没去了。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那个村子。

变化很大。大棚还在,但不再是空荡荡的了。新的公司接手后,种了食用菌,还搞了采摘园。村口停着几辆旅游大巴,有游客在拍照。

我找到当年的村支书,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赵。他看见我,愣了好几秒,然后说:"是你啊。"

"赵叔,我来看看。"

他没多说什么,带我在大棚里转了一圈。菌菇长得很好,一排一排的,白白胖胖的。他告诉我,现在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年底分红。去年人均增收了三千多块。

"那件事……"我试探着问。

"过去了。"他说,语气平淡,"你当时也是好心。那个公司跑路,谁也没想到。"

"对不起。"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今天来,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人。那些跑了的,早就把我们忘了。你回来,就够了。"

走出村子的时候,夕阳正挂在山头。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些大棚,看着远处的山,看着村口玩耍的孩子。

三年前的那个失败,不是终点。它只是过程里的一个坎。跨过去了,前面还有路。

十六

回到省城后,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李建打来的。

"陈默,有个事跟你说一下。"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什么事?"

"我们镇那个农产品深加工项目,谈成了。周老板那边已经签了意向协议,下个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三千多万,能解决四百多人的就业。"

"太好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这里面有你一份功劳。"他说,"你当时提的那几点建议,周老板特别认可。后来他跟我说,见过很多政府的人,但像你这样真正站在农民角度考虑问题的,不多。"

"那是你谈得好。"我说。

"别谦虚了。"他顿了一下,"还有个事。我可能要调走了。"

"调哪儿?"

"县里。县委办,副主任。"

"恭喜啊!"我真的替他高兴。

"是好事,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镇上。"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在这里三年,跟村里人都熟了。走了之后,不知道那些事他们能不能处理好。"

"你带出来的人呢?"

"有几个不错的,但还需要时间。"

"那就多回来走走。"

"嗯。你也是,常回来。你妈惦记你。"

挂了电话,我笑了。李建要升了,我也还在往前走。我们都没停在原地。

十七

复核结果出来是在第二年的春天。

经过半年的调查和评估,上级部门认定:当年我的处分过重,予以撤销。同时,考虑到我在项目对接过程中确实履行了基本职责,但存在对合作方资质审查不够深入的问题,给予批评教育。

这个结果不算完美——批评教育还是留了案底。但对我来说,够了。处分撤销了,意味着我可以重新申请实职岗位,可以重新开始。

消息传到单位,有人祝贺,有人沉默。我去找了领导,表达了想回到一线岗位的意愿。领导看了我半天,说:"你确定?一线岗位压力大,不像现在这么清闲。"

我说:"我确定。"

他点点头:"行,我帮你留意。"

走出领导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阳光正好。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院子。玉兰花开了,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想起去年秋天在镇上,站在老车站广场上的那个下午。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前途暗淡。现在回头看,那其实是我重新开始的起点。

十八

林悦知道结果后,那天晚上做了一桌子菜。比上次我在镇上回来那顿还丰盛。

"庆祝你翻过来了。"她举着杯子说。

"翻过来一半。"我纠正她,"还有批评教育呢。"

"那也是进步。"她笑着说。

我们碰杯。酒是她买的,一瓶红酒,不太贵,但味道不错。

"陈默。"她放下杯子,看着我。

"嗯?"

"你变了。"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好了。"她说,"以前你回家总是闷闷不乐,现在虽然还是话不多,但眼神不一样了。以前你的眼睛是灰的,现在是亮的。"

我笑了:"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文艺了?"

"跟你学的。"她也笑了。

吃完饭,她收拾碗筷,我抢着洗碗。站在水槽前,水哗哗流着,我想起几个月前那个晚上,也是这样的场景。那时候我们刚重新靠近,现在我们已经重新在一起了。

"林悦。"我在厨房喊她。

"干嘛?"

"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没放弃我。"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她从后面抱住了我。她的脸贴在我的背上,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还有她轻轻的呼吸。

"笨蛋。"她说。

十九

李建调去县里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少了,但联系没断。他偶尔会给我打电话,说说县里的事,说说他妈的身体。我也跟他说说我的近况,说单位那边有消息了——领导帮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去一个下属单位担任副职,虽然不是核心岗位,但好歹是实职了。

"不错啊。"他在电话里说,"比我预想得快。"

"运气好。"我说。

"不是运气,是你自己争来的。"

六月份的时候,我回了趟老家。房子翻修好了,外墙刷了白,屋顶换了新瓦,院子里铺了水泥地。石榴树还在,今年结得特别多,压得枝头都弯了。

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着,我爸坐在院子里喝茶。看见我回来,他站起来,接过我的行李箱。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他说,但语气比之前轻松了一些。

我注意到他走路比以前稳了,脸上的气色也好了。我妈说,自从我上次回去之后,他话多了一些,偶尔还会跟邻居下下棋。

"你李叔——哦,李建他妈前阵子来过,说李建在县里当大官了。"我妈在厨房里喊。

"是县委办副主任。"我纠正她。

"反正就是大官。"她乐呵呵地说。

我在院子里坐下来,看着翻修一新的房子,看着那棵石榴树,看着我爸坐在藤椅上喝茶的背影。阳光晒在身上,暖暖的。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吧。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不是什么位高权重。就是这样一个下午,阳光正好,家人都在,心里踏实。

二十

年底的时候,我正式到新岗位报到。

新单位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为上级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工作不算轻松,但比起之前那个闲职,充实多了。每天有看不完的材料,写不完的报告,开不完的会。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事。我在解决问题。这就够了。

林悦那年秋天怀上了孩子。她告诉我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晚饭。她放下筷子,说:"陈默,我怀孕了。"

我愣了几秒,然后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蹲下来,把头靠在她肚子上。

"你干嘛?"她笑着推我。

"听。"我说。

"才一个多月,能听到什么。"

"能听到。"我说,"我听到了。"

其实我什么都没听到。但我听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叫做"未来"的东西。它很模糊,但很真实。它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林悦在我旁边,呼吸均匀。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翻了个身,手攥紧了我的。

窗外,省城的夜空看不到星星。但我知道,星星在。只是被云遮住了。云会散的。

尾声

今年国庆,我又回了趟老家。

这次我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不算正装,但也不像上次那样随意。我妈说你穿这么正式干啥,我说见人。

李建从县里回来了,我们约在镇上的福满楼。还是那个包厢,还是那张桌子。但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人。

"恭喜啊。"他举杯。

"恭喜什么?"

"当爸爸了。"

"你消息真灵通。"

"那是。"他得意地笑了笑,"还有,听说你在新单位干得不错?"

"还行吧,刚去半年,还在适应。"

"适应个屁,你那性格,到哪儿都能适应。"他喝了口酒,"我就知道你行。三年前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迟早会回来。"

"那时候我可不这么觉得。"

"但你还是来了。"他说,"这就够了。"

窗外,镇上的街道还是老样子。人来人往,车来车往。远处的山还是那座山,近处的河还是那条河。什么都没变,什么都变了。

我们碰了一杯。酒还是那种本地白酒,度数不低,入口辣,回味甜。

就像这三年。

辣的时候觉得受不了,但熬过去了,回过头看,是甜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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