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收上来,担心下面失真;权力放下去,担心下面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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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指出,超大规模带来了地域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一统体制和地方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个矛盾没法根除,只能缓解。
缓解办法,叫"名实分离"。
一、名实分离。
"名实分离",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纸面上、道理上,是一面;实际上、操作上,是另一面。
纸面上,制度铁板一块,完整、威严、不能动,代表国家的样子,一视同仁,令行禁止,"名"得立住。
实际上,怎么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留足了空间,下面干部因地制宜、灵活变通,把事情办掉,"实"是制度落地的钥匙。
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剖析过"名实的分离",表面上承认长老权威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写过,朝廷的礼仪和条文是"名",是象征性的权威;基层实际怎么做,是"实",有着巨大的灵活空间。
周雪光教授在分析古代税收制度时,引述王亚南的概括,浓缩八个字:"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
名与实,是制度的两面,名提供稳定和信任,实提供灵活和落地,名不动,实能转。
二、双轨政治。
传统中国是"双轨政治",费孝通在《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中提出,行政机构在治理范围上受到严重限制,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官员到知县为止。
就是"皇权不下县",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县以下长期维持乡村自治。
由此,形成中国政治结构的双轨制。
一轨是自上而下的皇权,从中央到县衙,一道命令传下来,一层层执行。
另一轨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县以下,靠宗族、乡绅、礼俗来治理。
两条轨,各管一段,并行不悖,官府靠宗族收税、征役、维持秩序,宗族借官府的权威约束族人。
官僚体系内部也一样,正式的位置、职务之外,永远并行着,同乡、同门、同年、故旧。
办起事来,正式的路子走不通,非正式往往起作用,学者把这称为"组织儒家化",规章制度挂在那,起作用的是人情和关系。
所以,名实分离、双轨并行,是古已有之。
三、两条轨合到体制里。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两条轨,"一条在体制内、一条在体制外",变成"两条都在体制内"。
国家权力铺到乡村,原来在体制外面的乡土之轨,被废除了合法性,不能再以公开的形式存在。
一个干部,身兼两种身份,对上面,是国家的人,执行政策;对下面,是本地人,讲情面。
所以,其实乡土之轨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体制的影子,藏在干部的日常行为里。
四、非正式制度三种类型。
第一类,变通(同方向、同基础)。
这类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方向相同、基础也相同。
中央说"要抓偷盗",省里说"要严打",市里说"要专项行动",县里说"要百日攻坚",乡镇说"要每日巡查",一级比一级严,一级比一级急。
这种合法性和正式制度一样,都是法理,方向也一致,只不过在"度"上逐级加码,用超额的执行,来确保正式目标的实现。
这种非正式制度,是公开的,甚至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
北京地铁安检最初就是为奥运应急做的临时措施,后来做成了长效制度;网格化管理,最早也是地方为维稳搞的土办法,现在全国推广。
第二类,双轨政治(同方向、不同基础)。
这类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任务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完成任务手段,不是靠"法理",而是靠"情理",靠人情、靠关系、靠乡土智慧。
双轨政治,可以公开,但难以转化为正式制度,比如:
文章《看懂派出所,就看懂了县城秩序的真面目》中的派出所的"摆平",民间纠纷,不讲法条,讲人情,不套程序,给台阶。
文章《看懂宅基地,就看懂了农村资产的边界》中的宅基地的"人情缓冲",原籍在本村、未被财政供养、经村民会议同意的,就能重新获得宅基地资格权。
以上目标与正式制度一致,维护治安、保护耕地,手段是法理之外的情理。
第三类,共谋(反方向、同基础)。
"共谋",是一个中性学术概念,指基层上下级政府相互配合、以非正式方式应对更上级检查的制度化行为。
当然,有消极属性,歪曲、弱化,也有积极属性,权变、创新。
共谋背后的逻辑与正式制度背道而驰,名义上常不为正式制度所接受,但其建立在与正式制度相同的组织关系,因此,会得到默许和容忍。
共谋表现形式有三种。
第一,数据统计上的默契。
为了完成上面的某些指标任务,基层可能存在数据上的"默契"。
第二,迎检彩排的应付。
上级要来检查乡村振兴,县里乡里提前几个月彩排,把贫困户的回答背得滚瓜烂熟。
第三,选择性执法。
同样的酒驾,熟人与陌生人处理方式有别。
五、谁需要非正式制度?
我们总觉得,名实分离是下面糊弄上面,应付、走过场,都是下面对付上面。
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形下,上面需要下面这么做,甚至离不开下面这么做。
上面要有政绩,下面要交差,成绩报上去,实际权力留在基层,事情办成了,上面的威严没破,这种默契对双方都有利。
所以,名实分离,是上下共同维持的体面,不是单方面的欺骗。
六、非正式制度的"韧性"与"问题"。
非正式制度普遍弥漫、顽强坚韧,也面临深刻适应问题。
韧性来源有三。
一是,正式制度难以应对乡村社会事务的突发性、无规律性、单一性和碎片化。
二是,法律手段处理土地纠纷可能耗时长且成本高,村委会的非正式调解更便利。
三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体制下,属地主官需要灵活手段来履行"无限责任"。
当然,问题也显而易见,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会侵蚀正式制度的可信性和合法性,当"变通"变成"违规",当共谋的消极属性过度膨胀,治理传导就有问题。
所以,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了解以上,对普通人有什么用?
第一,看懂"双重规则",不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
看到不合理的现象,别只骂"违法",要看到非正式制度在发挥作用;看到"摆平",别只嘲笑"和稀泥",要看到变通在维系基层秩序。
理解两套规则并存,才能理解县城的真实运转。
第二,看懂"名与实",能预判政策的走向。
一项政策下来,先看"名",中央的表态、文件的措辞,再看"实",地方的资源、执行的力度。
如果名实分离,说明非正式制度在起作用;如果名实合一,说明这次是动真格的。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是名实合一,各地对违规占地建房的排查整治明显加码。
第三,看懂"变通与共谋",能保护自己。
县城办事,纯靠正式制度,按程序、走流程,往往不够,纯靠非正式制度,托关系、走后门,风险太大。
最高明的做法是,用正式制度确立合法性,用非正式制度推动执行力。
比如,宅基地确权,既要走完确权正式程序,也要在村里做好人情铺垫。
第四,看懂"层层加码",能理解县城干部的焦虑。
为什么所长要熬夜?为什么校长要跑钱?为什么镇长要陪酒?因为每一级都在加码,每一级都要对上负责。
理解了这个机制,就不会简单地骂他们"官僚",而是看到他们也是这个机器里的螺丝钉。
县城的一切,最后都要落到"人"上;县城的秩序,就是在名与实之间,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维系起来的。
既尊重“名”的刚性,不越红线;也要理解“实”的柔性,留有余地;既不做只懂法理的书呆子,也不做只通人情的老油条。
这,就是县城生存的最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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