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我憋了好些年,提起来还是觉得自己当时挺丢人。
我叫周桂芳,今年四十六岁,在豫东安平县城一家粮油公司做会计,住在城南老棉厂小区,和陈建军结婚快二十年了。
建军自己开着一家炒菜馆,店面不大,平常就靠熟客和附近几个工地撑着,公公陈守义跟我们住在一块,吃饭时坐在靠墙的位置,碗里有几根青菜都能数清楚。
小叔子陈建国在外地跑装修,媳妇赵梅没固定活儿,儿子小磊刚上初中,他们家每年回来两三次,次次都要在我们家住上几天。
以前他们来也没啥,挤一挤就过去了,可那年入秋,公公忽然把东屋的床单被罩全换了,还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新褥子。
我问他爸,家里要来啥贵客,他说建国一家三口要住十天,孩子上补习班,住咱这儿方便。
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手里却一直捏着那把东屋钥匙,钥匙上的红绳被他捻得起了毛边。
可谁知,公公答应的根本不止十天。
我下班回家时,建军正蹲在厨房门口择蒜,公公坐在小板凳上说,东屋给建国一家住,咱们三个挤西屋,厨房里的锅碗腾一腾,洗澡去澡堂也不麻烦,都是一家人,谁还计较这个。建军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爸都答应了,先住着呗,孩子上学要紧。赵梅在旁边接话,说她也不会白住,过来买菜做饭,家里有啥活她都干。小磊抱着手机从里屋出来,问我东屋的书桌能不能给他用,我说那是我记账的地方,他说就十天,耽误不了你啥。公公把钥匙递给赵梅,叫她明早来拿被褥,我看着那把钥匙到了她手里,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把账本从东屋收进了床底。
建军吃饭时问我培训的事有没有准信,我说还没定,他嗯了一声,又给公公夹了块鱼肚子。
我在粮油公司干了十几年,平常月底最忙,封闭培训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只是没轮到我头上,领导找我谈过几回,我一直没答应,因为公公有高血压,建军的饭馆也离不开人。
可那几天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公公见了我就说建国难得回来,你别给他们脸色看,赵梅嘴碎归嘴碎,人家带着孩子过来,咱不能让亲戚说咱小气。
我问公公,东屋住十天,西屋就够挤了,为什么要把我的书桌也搬出去,他把筷子往碗边一放,说一家人住一阵子,哪有那么多你的我的。
赵梅听见了,笑着说嫂子你放心,我不动你那些纸,等孩子走了再给你放回去。
她说完就把我桌上的文件夹摞到窗台上,压住了我刚对好的几张票据。
我没吭声,第二天早上却把培训申请交了上去。
那天午后,领导把通知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通知写得很清楚,三天后去市里封闭培训,两个月,中途不能回家。
我拿着手机坐在公司楼梯口,给建军打电话,他正在饭馆里炒菜,锅铲碰着锅沿,说话断断续续的,我说单位派我去培训两个月,后天晚上就走,他停了一下,说那家里咋办,我说你问你爸。
电话那头没人说话,过了会儿他才说,桂芳,建国他们已经买票了,你这时候走,叫我一个人弄这一大家子,合适吗。
我说我不走,单位就把名额给别人,往后再想进职称就难了,他说你一个会计,评不评的有啥大用,我当时心里一沉,问他那你觉得我在家里有啥用,他说我没那意思,店里忙着,晚上回去再说。
晚上回到家,东屋已经堆了两个行李箱,赵梅在地上铺塑料布,小磊坐在我的椅子上写作业,公公站在门口说,建国他们明天一早到,你赶紧把东西挪挪。
我把培训通知放到桌上,说我后天走,公公愣了一下,随后摆手说,走就走呗,女人也得有自己的事,家里有建军呢。
建军从卫生间出来,手上还沾着洗不掉的油渍,他看了一眼通知,没有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只说东屋的窗帘要不要换,孩子晚上怕亮。
我那晚没睡踏实,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整理衣服,楼道里有煤烟味钻进来,公公在西屋咳了几声,建军翻身时床板响了一下。
第二天清早,陈建国一家三口到了。
陈建国拎着两箱牛奶和一袋苹果,进门先喊爸,赵梅把鞋脱在门口,说嫂子你这屋收拾得真利索,怪不得爸总说你会过日子,小磊背着书包进东屋,看到书桌上的纸都没了,问我那些东西是不是放柜子里了,我说在床底,他说那我能把台灯留下吗,建军说留下吧,孩子晚上要看书,公公在旁边笑,说这才像个家,热热闹闹的多好。
我看着他们把行李一件件摆开,赵梅把她的护肤品放在我原来放账本的抽屉里,陈建国把电动车钥匙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小磊在墙上贴了一张课程表,谁也没问我什么时候走。
我把培训通知又拿出来,说我明天晚上就走,建国抬头说嫂子你放心,家里我们照应着,建军把锅里的汤盛进碗里,问我培训地点远不远。
我说在市里,封闭两个月,不能回家。
这回,屋里没人接话。
后来我才知道,陈建国这次回来,不是为了孩子补习。
那天晚上,公公把我们叫到西屋,说老房子的事得趁早定下来,建国在外面欠了些钱,想把县城这套房子卖了,再拿钱去周转,等他缓过来,给咱们在新小区买套小的。赵梅马上说,他们也不白要,卖房的钱先把欠账还了,剩下的给爸养老,建军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问欠了多少。陈建国说也就十几万,过一阵就能还上,公公说这房子是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你们别管。我的耳朵里嗡的一声,手里的水杯碰在桌面上,水顺着桌角淌到地上。建军抬头问爸,你要卖房,桂芳明天就走了,她回来住哪儿,公公说她是我儿媳妇,难道还能没地方住,赵梅却接了一句,嫂子单位有宿舍吧,培训完也能回娘家住几天。陈建国看着我说,嫂子你别多想,我们一家也就借个地方,房子卖了大家都轻松。
那一晚,公公把房产证放在枕头底下。
我收拾衣服时,建军站在门口,半天没进来,他说你去培训就好好去,家里的事我来处理,我问他能处理啥,他说先把饭馆关几天。
我笑了一下,说你舍得关吗,他说舍不得也得关,店没了还能再开,爸要是把房子卖了,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
我问他为什么早不说,他说早说你也不会信,我说你不说我怎么信,他抿了抿嘴,把一个旧存折放到我衣服上面,说这里有六百二十块,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先拿着路上用。
我没拿那本存折,推回他手边,说你留着给你爸买药吧,他又推回来,说药钱我想办法。
第二天送我去车站的,只有建军。
陈建国一家三口没有出来,赵梅说小磊要上课,公公也说腿疼,建军骑着那辆旧电动车,把我的箱子绑在后座上,路上没说几句话,到了车站,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本存折,塞进我手里,说你别跟我犟,里头的钱不多,买个热水壶也够。
我上车前问他,房子怎么办,他说你培训完回来再说,别在外面惦记这些。
车开出去一段,我从后窗看见他还站在进站口,手里攥着那根褪色的红绳。
培训头几天,我每天晚上都给家里打电话,第一次没人接,第二次是公公接的,他说家里挺好,建国他们在看电视,建军在店里忙。
我问东屋的东西有没有给我收好,公公说等你回来再说,屋里现在住着人,别总问这些小事。
我又问房产证还在不在,他在电话那头咳了一阵,说你一个女人家,操那么多心干啥,随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坐了很久,第二天给建军打电话,他只说饭馆关了,爸住院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走廊里有轮子滚过来滚过去,培训老师在门外问谁还不睡,我说马上就睡,可手机一直攥在手里。
开春那阵,我接到医院的电话。
电话是县社区医院打来的,说公公摔倒后脑出血,家属赶紧过来,建军的电话没人接,陈建国的电话也关机了。我请假往回赶,路上给赵梅发消息,她只回了一句人在外地,孩子离不开。我赶到病房时,公公还在昏睡,腿上打着石膏,床头放着几张缴费单,建军坐在窗边,头发乱着,脚边是饭馆的围裙。护士说已经交了住院押金,后续还要观察,建军问能不能先欠着,护士说医院不是他家开的,交不上就只能联系其他家属。建军掏出手机翻了半天,说银行卡里只有几百块,又问我培训那边能不能先借点,我说我身上也没多少,他低头说那就把饭馆转出去。公公醒了一会儿,抓住我的手腕,说房子不能卖,建国拿走的房产证复印件在床垫底下,原件我藏在老地方,建军知道。说完这句,公公又闭上了眼睛。
我在床垫底下摸到一个信封,里面只有房产证复印件和几张收据。
房产证原件不在。
建军把饭馆转手的定金交了医院,陈建国却在这时候打来电话,说爸住院他会想办法,但房子的事已经跟买家说过了,不能临时反悔。
我问他买家是谁,他说你问建军,建军什么都知道,随后把电话挂了。
我看向建军,他从口袋里拿出那本旧存折,翻到最后一页,说房产证原件在我这儿,爸交给我的时候,建国就在门外听见了。
我问那你怎么不早拿出来,他说拿出来也得有人信,爸那阵子天天说要把房子给建国,咱们拿着原件,建国出去一说,就成咱们兄弟抢老人的东西了。
我说你就这么由着他们住进去,把我的东西都搬出来,建军说他答应的十天,原本就想让他们住够十天,可建国说孩子的补习班不能断,赵梅又说房子迟早要卖,他跟他们吵过几次,公公一直拦着。
我问他为什么说你爸要卖房,自己还装作不知道,他说爸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去培训前跟他闹,我说那你就看着我走,建军把存折合上,说你走了也好,至少不用在病房里跟他们扯。
他从旧存折夹层里抽出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是公公按着手印的房屋赠与说明,日期就在建国一家到来的前一天。
建军把纸递给我,说这东西不顶啥用,可爸那天说了,房子谁也不能拿去填窟窿。
我手里的纸被空调风吹得发抖,公公在床上翻了个身,嘴唇动了动,建军赶紧起身给他掖被角,又把尿袋往床边挪了挪。护士进来问谁是家属,说老人夜里要做检查,家属得留一个,建军说我留,我说你去吃口饭,他摇头,说饭馆都卖了,吃不吃都一样。护士又问欠费的事,他把存折递过去,说先从这里扣,护士翻开看了一眼,说这点钱不够一天,他说那就先扣一天。赵梅第二天才带着小磊回来,进病房先问房子定金怎么办,建军说爸没出院,啥都别谈,她说你们两口子把原件藏起来,不就是想独吞吗,我说房子原件在谁手里不重要,医院的缴费单在这儿,你们先把老人这几天的药钱结了,她把脸扭到一边,说我们也有难处。陈建国站在门口没进来,过了一会儿说哥,房子卖了给爸治病也行,建军看着他,说你先把买家的电话给我。陈建国没回答,拉着小磊下楼了。
建军把旧存折放回口袋,继续给公公削苹果。
那几天我请了假,陪着公公住在社区医院,建军白天去处理饭馆转手的手续,晚上回来替我守夜,赵梅后来只来过一次,放下两袋纸尿裤就走了。
公公住了二十六天,出院那天,陈建国没有出现,房产证原件也一直没有找到,建军拿着那张赠与说明去街道咨询,工作人员说还得看老人清醒时的情况,谁也不能只凭一张纸定下来。
我回培训单位前,建军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我,说东屋先锁着,里面那张书桌我给你搬回去了,赵梅的东西我让她拿走,她没拿的,我装进纸箱放在楼梯间了。
我问那本存折呢,他说还在,住院押金是我从饭馆转手的定金里垫的,存折一分没动。
我说你留着吧,他说放我这儿也没啥用,还是你管账利索。
两个月后,我拖着箱子回到县城,老棉厂小区门口的梧桐树刚冒出嫩叶,建军在楼下修电动车的链条,公公坐在门卫室旁边晒太阳,手里拿着一只缺口茶缸。
我上楼打开东屋,书桌已经靠回窗边,桌角压着那张培训结业通知,抽屉里放着一串没见过的钥匙。
建军跟在我后面,说那串钥匙是建国落下的,后来一直没人来拿,我问他建国现在在哪儿,他说好像去了南边,具体地方没问清。
我把钥匙串放进抽屉,转身去厨房淘米,建军在门口问晚上炖排骨行不行,我说公公不能吃太油,他说那就炖萝卜。
公公在外面喊了一声,说东屋那床褥子别扔,晒晒还能用,建军应了一声,拿着竹竿进了屋。
我蹲在水池边洗米,听见东屋窗户被推开的声音。
建军抱着那床新褥子走到阳台上,褥子角上还别着一枚小小的蓝布扣子。
我问他扣子是谁的,他说不知道,顺手摘下来放在窗台上,随后把褥子翻了个面。
傍晚的阳台上,那枚蓝布扣子挨着一串旧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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