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吴石、朱谌之等人被枪决。消息传开后，台湾岛内的地下联络几乎陷入停顿。就在这样的高压气氛里，一名国民党陆军中将抵达台湾。他叫徐会之，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多年。
吴石案牵出的，不只是几名人员。蔡孝乾被捕并供出部分组织关系后，台湾地下党面临大范围破坏，许多联络线被切断，幸存者只能转入隐蔽。徐会之此时赴台，究竟肩负什么任务，公开材料并没有一份能够解释全部细节的完整记录。可以确认的是，他随后选择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办法：主动向国民党方面投案。
这个决定，不能简单理解为贪生怕死，也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包装成神机妙算。隐蔽战线的行动，常常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却更依赖判断。一个人一旦被怀疑，继续活动可能牵连更多同志；主动暴露自己，反而有机会截断追查方向。徐会之面对的，正是这种两难。
徐会之1901年出生于湖北。青年时期就读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原本学习的是机械。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那一批学员后来分赴各地，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扮演不同角色。徐会之没有走一条单纯的军事仕途，而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中长期保持着隐蔽身份。
关于他早年何时入党、具体接受过哪些指令，后来材料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较为明确的是，他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任职，并与中共地下工作发生联系。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像普通干部那样公开活动，很多功劳也不可能留下完整姓名。
抗日战争时期，徐会之先后担任过一些军政职务。1945年后，他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这个位置看似是地方行政官，实际掌握着治安、交通和人员往来等事务。对地下工作而言，行政权力未必意味着直接指挥，却能在关键时刻减缓搜捕、掩护转移，甚至让一纸命令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迅速崩解。徐会之曾参与推动部分人员和部队起义，但关于具体次数、对象和作用，不能只依据回忆文章下定论。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看结果，也要看档案能够支撑到什么程度。
吴石案后，台湾方面展开严密清查。徐会之的身份和经历，使他既可能被当作重要嫌疑人，也可能被部分人视为可以利用的“投诚者”。他与旧日同僚接触，不能只看作私人叙旧。每一次见面，都可能包含试探；每一句闲谈，也可能被双方反复揣摩。
据有关回忆和研究，徐会之曾接触台湾军政系统中的旧识，并试图了解对方态度。但“策反某位高级将领”“用密码把情报藏进自首书”等说法，缺少足够公开档案逐项印证，不能当作铁案来讲。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投案这一动作本身所造成的效果。
徐会之向国民党方面递交自首材料后，审讯人员并未立即相信。他的经历太复杂，级别也太高。一个真正想求生的人，通常会尽量把自己说得无足轻重；一个执行任务的人，则可能故意提供部分信息，换取行动空间。两种可能交织在一起，才使这份材料显得格外棘手。
审讯中，他并非一味沉默。该说的地方，他可能说得相当具体；涉及关键联络和真实目的，又留下空白。这样的供述方式，很难证明每一句都带有预设密码，但足以让追查者花费时间甄别真假。对地下组织来说，时间有时就是一道屏障。
有人问：“既然已经投案，为什么还要冒险？”
徐会之若确实这样回答，最可能的解释不是求得宽大，而是尽量把危险留在自己身上。至于这句话是否出自原始审讯记录，目前不宜擅自当作史实引用。
1950年10月，徐会之一度被判处有期徒刑，后来案件又被重新审查。这个变化说明，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把他的自首视为普通案件。蒋介石对这类军政高层人员的警惕，也使案件最终走向严厉判决。1951年11月13日，蒋介石在案卷上作出“应即枪决”的批示；11月18日，徐会之在台北马场町被执行死刑，终年50岁。
他的“自首”是不是一场事先设计周密的阳谋，不能只靠传奇叙述来盖棺定论。历史研究需要区分三件事：确有档案记载的行动，来自当事人或后人的回忆，以及后来为了说明其意义而形成的解释。把三者混成一团，故事会更刺激，事实却会变模糊。
但有一点相当清楚：吴石牺牲后，台湾地下组织遭遇重创，徐会之在极危险的时刻进入这个环境，又以投案方式结束公开活动，随后被长期审讯并处决。他没有等到能够为自己完整辩解的那一天。案卷里留下的供词、批示和彼此矛盾的判断，构成了这段隐蔽战线历史最沉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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