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计划生育之父，娶13岁小妾，两个老婆共生8个娃，活到100岁!

1957年，马寅初在北京发表《新人口论》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政策议题，而是一片“人多力量大”的舆论环境。那一年，马寅初75岁，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他提出的核心问题很直接：国家搞经济建设需要制定计划，人口增长是不是也应当有相应安排？

这番话，在当时显得格外刺耳。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被普遍视为重要资源。工厂需要工人，农业需要劳动力，国家建设也需要更多年轻人参与。经过人口普查和经济调查，马寅初却注意到，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教育、就业、粮食、住房和医疗等条件的承受能力。

他的判断不是单纯反对生育，而是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导致积累下来的经济成果被不断增加的人口消耗掉。孩子多，家庭负担重；人口增长快，教育资源就显得紧张。若劳动生产率提升赶不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便容易陷入“增长—分配—再增长”的压力循环。

有意思的是，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家庭生活本身却很容易成为争议焦点。

马寅初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1年成婚。其原配张氏出身传统家庭，文化程度不高，却承担了长期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责任。两人早年生育了子女，其中长子不幸夭折，后来又有三个女儿。

马寅初后来赴天津求学，又到美国留学。1915年回国后，家庭内部面临着传宗接代的传统压力。1917年，他与王氏成婚。王氏出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按照旧式婚姻关系的称呼，外界常把她称作“妾”，这也就是标题中“13岁小妾”的由来。

关于马寅初有“一妻一妾、八个孩子”的说法，民间流传很广，但具体子女数量在不同资料中存在表述差异，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作完全一致的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家庭确实带有旧式婚姻和大家庭的时代印记，王氏后来生育了多个子女，马家人口不少。

1925年，王氏生下儿子；次年又添一子。传统家庭中，男丁意味着延续家族香火，也常被看作家族地位的重要标志。马寅初身处那个年代，不可能完全脱离旧社会的家庭观念。

这正是许多人质疑他的地方：自己家里子女不少，为什么却劝别人少生？

若只看家庭数量，质疑似乎有道理；但把私人生活与公共政策简单画等号，同样容易忽略历史背景。马寅初提出人口控制时，面对的是全国人口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要求每个家庭按照他的个人经历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并非突然出现。

早年留学美国期间，马寅初学习经济学，回国后长期研究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问题。北洋政府时期，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公开批评军阀政治和官场腐败。抗战后期，他因抨击通货膨胀、官僚资本和权贵敛财受到限制，1940年被捕，1942年获释。身处高压环境，他仍没有放弃发表意见。

1949年以后，马寅初参与新中国经济管理工作，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正是在参与经济建设和人口调查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口增长不能只计算劳动力数量，还要计算粮食、学校、住房以及就业岗位。

1957年，他正式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并通过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改善社会结构。文章发表后，争论迅速扩大。有人认为，人口多是国家的优势；马寅初则强调，优势必须以资源和生产能力为基础，超过承受范围后，数量也可能转化为压力。

“经济可以计划，人口为什么不能计划？”这层意思，成为他论证中的重要支点。

遗憾的是，马寅初没有得到及时理解。1958年前后，围绕《新人口论》的批评不断加剧。1960年，他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多年，他承受了很大压力，却始终没有公开放弃自己的基本判断。

有人劝他少说几句，他的态度很明确：“学术问题，不能靠沉默解决。”这类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反映了他一贯的性格：倔强，敢于坚持，也不善于在争论中退让。

离开北京大学后，他曾在家中整理和撰写农业、经济方面的文字。特殊年代里，许多资料难以保存，部分手稿散失。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困顿，也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

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手术后下肢行动受到严重影响，晚年多以轮椅代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逐渐受到重视。1973年，国家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78年，相关会议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倡导。

1979年，马寅初得到平反。1980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此前被批评的《新人口论》，重新进入人口政策和经济研究的讨论范围。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民间常称其享年100岁，主要是按虚岁计算。

他的家庭经历属于旧时代，他的人口主张则产生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两者放在同一张纸上，确实形成强烈反差；但历史人物本就生活在具体年代，个人婚姻和国家政策也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对马寅初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生了几个孩子”，也不能脱离他提出《新人口论》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