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段手机视频把街头执法变成了全球目击的现场。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按在地面上,明明戴着手铐,却长时间无法动弹。他反复说:“我无法呼吸。”围观者不断提醒警察,现场却没有立即停止。
这不是一场复杂的枪战,也不是追捕重犯。警方接到的报警内容,是一家商店怀疑有人使用一张20美元假钞。几个小时后,46岁的弗洛伊德死在医院,四名警察被解职,美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
弗洛伊德出生于1973年,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生活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他身材高大,喜欢篮球,朋友中有人后来成为职业球员,而他却长期在贫困、犯罪和毒品问题中挣扎。
这段经历并不光彩。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他曾因毒品相关案件多次被捕。2007年,他还因持枪参与入室抢劫,被判处5年监禁。这样的履历,后来被一些人反复翻出,仿佛只要一个人曾经犯过错,便不再拥有被公平对待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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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以后,弗洛伊德试图换一种活法。2014年后,他离开休斯敦,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谋生,做过卡车司机,也做过保安。新冠疫情期间,他失去了工作,生活压力再次加重,但熟悉他的人说,他待人友善,愿意帮忙,和过去那个混迹街头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悲剧发生在晚上。弗洛伊德在一家商店买东西后,被店员怀疑使用假钞。警察赶到时,他坐在车里,神情紧张。警员将他铐住,准备带回警局。弗洛伊德表示自己害怕进入警车,并说自己呼吸困难。
随后赶到的德雷克·肖万,曾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任职多年。现场还有托·陶、亚历山大·柯恩和托马斯·莱恩。几个人把弗洛伊德按倒在地,肖万用膝盖压住他的颈部。
“请不要杀我,我无法呼吸。”
“妈妈,我完了。”
这是视频中最令人难以忽视的声音。弗洛伊德被压制的时间,后来根据检方证据认定为9分29秒。最初流传的8分46秒,是公众依据部分视频计算出的时长。时间相差几十秒,却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他失去意识后,压制仍没有及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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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人员赶到后,弗洛伊德被送往医院,最终死亡。尸检和司法程序曾对具体死因作出不同表述,但检方指控和法院审理均确认,肖万的暴力压制是导致死亡的关键因素。手机视频也让此前容易被掩盖的执法过程,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
抗议很快从明尼阿波利斯扩散到美国各地。“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示威者最常喊出的口号。有人要求追究警察责任,有人反对系统性种族歧视,也有人在骚乱中砸毁商店、焚烧车辆。和平集会与暴力冲突交织在一起,社会情绪迅速失控。
弗洛伊德的家人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前科上,而是要求调查现场每一个细节。6岁的女儿吉安娜曾说:“爸爸改变了世界。”这句话后来被大量转发,也成为各种政治演讲和公共活动中频繁出现的标语。
2020年6月,弗洛伊德的追悼活动先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北卡罗来纳州和休斯敦举行。6月9日,他被安葬在休斯敦皮尔兰的休斯敦纪念花园公墓,墓地紧邻母亲拉西尼亚·弗洛伊德。亲属、朋友和公众参加了仪式,政界人士也纷纷露面。
问题也由此出现:当一个普通人的死亡被推向全世界时,葬礼究竟还是私人告别,还是变成了政治舞台?
有人在现场下跪,有人发表演说,有人向家属致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会见了弗洛伊德家属,特朗普也公开称其死亡是一场悲剧。不同阵营都在表达愤怒,但表达背后夹杂着选举竞争,弗洛伊德的名字逐渐成为党派攻防中的政治符号。
商业力量同样迅速进入。家属筹款页面在短时间内获得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捐助,明星、企业和学校纷纷宣布支持。演员芭芭拉·史翠珊曾向弗洛伊德的女儿赠送迪士尼公司股份,相关消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品牌获得了关注,家属得到了帮助,可悲剧本身也被包装成了极具传播力的公共内容。
有意思的是,商品、公益、政治和媒体在那段时间几乎挤进了同一个画面。带有弗洛伊德名字的纪念品、标语和广告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借机表态。葬礼原本属于逝者和亲属,却在镜头与商业话术中被反复剪辑、传播,某些环节看起来更像品牌形象展示。
商人追逐流量,尚可解释为利益驱动;政客借悲剧塑造立场,则更为复杂。真正需要回答的,并不是谁在葬礼上流了眼泪,而是为什么一张20美元假钞的报警,会演变成一条生命被夺走的现场。
2021年4月20日,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陪审团裁定肖万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名成立。6月,法官判处他22年半监禁。后来,肖万在联邦案件中又被判处21年监禁,刑期与州案部分并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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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名涉案警察也受到审判。托马斯·莱恩和亚历山大·柯恩因协助并促成违法执法受到刑事处罚,托·陶也被判定负有相应责任。四名警察最终都没有像许多类似案件中的涉案人员那样轻易脱身,这在美国警察执法责任追究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但一次定罪,无法抹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非洲裔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却在警察致死事件中长期处于明显偏高的位置。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此前也曾多次遭到暴力执法投诉,肖万本人并非第一次被指责使用过度武力。
2022年2月,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执行搜查行动时,误将非洲裔男子阿米尔·洛克视为目标。洛克在睡梦中被破门声惊醒,拿枪后遭警察开枪击毙,事后警方承认行动存在严重争议。弗洛伊德案过去不到两年,相似的恐惧又出现在同一座城市。
弗洛伊德的一生,既有个人选择造成的阴影,也有贫困、毒品、失业和种族关系交织的社会背景。把他简单塑造成完美受害者,或者只用前科否定他的生命价值,都是对事实的截取。真正进入审判记录的,是一个曾经犯错、后来谋生、最终在警方控制下死亡的人。
而那场葬礼之所以令人不适,并不只因为商品出现在镜头里,更因为逝者的名字被不同力量反复使用:家属需要赔偿,公众需要正义,政客需要立场,企业需要声誉,媒体需要流量。弗洛伊德躺进墓地以后,围绕他的争论并没有停止,只是从街头转移到了法庭、广告和竞选演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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