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两个人，让我们记住了左光斗 | 何兰生

　　明熹宗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元1625年8月26日），监察御史左光斗，与杨涟等五人一起，被阉党杖毙于诏狱。史称东林六君子案。

　　宦官专权，朝臣要么认怂，要么遭殃，强项者注定血祭，这是历史屡见不鲜的戏码。

　　但有风闻言事天职的言官，因奏言被活活打死，就不再是朝堂斗争，而是政权体系的底层逻辑被强行扯断。

　　光斗死，明将亡。闪电连天接地，爆雷必转瞬即至。19年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朝天崩地解。

　　一

　　我们今天说左光斗，没有必要再细说当时朝堂斗争的来龙去脉，也必然要超越斗争策略的评判，而更关注他在斗争中所展现的人格特质。

　　左光斗是一个赤诚纯粹的人。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赤诚纯粹其实是一个短板，甚至是要命的特质。因为，你的透明就是把自己不设防地暴露在对手面前，而对手却可以在阴暗的角落射出暗黑的毒箭。

　　为什么说左光斗是一个赤诚纯粹的人呢？他为了政治理想，为了政治原则，能够豁得出去，甚至放弃审时度势。面对魏忠贤势力的权倾朝野，明摆着有天启皇帝的背后加持，作为一个读书人，难道不知道，当真有多少单纯的宦官专权？想想宦官为什么得势，就会知道，每一次宦官专权，背后都有一个影武者，那是皇权在借宦官之手，发起对文官制衡权的暴击。

　　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天启一死，崇祯即位，阉党集团立马垮台。智慧如左光斗，难道不明白这层道理？只不过对他来说，他捍卫的政治原则是，皇权与文官制度要平衡，皇权独大不是好事，只不过这层窗户纸不能戳破，只能以反对宦官专权的名义来宣示。

　　所以，他预先知道了杨涟弹劾阉党的奏折。在阉党眼里，知情不报就是共谋。对一般的政治人物来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应有之义，只要不去举报，就算有政治操守，自保是人性的本能，也能为人所谅解。但对左光斗这个赤诚的政治人物来说，他绝不会想着所谓的自保，他的政治特质决定了，他会跳进急流。杨涟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甚至说得还不够有力，于是，他再加把火，起草了魏忠贤“三十二该杀”折。

　　你左光斗大义凛然地喊出“三十二该杀”，但对手却不会赤诚纯粹地来辩解，甚至也不屑直球反击，但他们一定会以阴险的手段置你于死地。

　　二

　　为什么说阉党会阴险地置你于死地呢？

　　他们不会直接说你弹劾魏忠贤有罪，也不会跟你争执“三十二该杀”对不对、确不确，他们还会把你弹劾事放到一边，甚至假装不知道这回事。他们抢先一步，在折子递上来前，找了一个受贿的理由实施抓捕。当一个官员被举报受贿，只要说得有鼻子有眼，任你才干多强、功劳多大、名望多高、德行多美，你马上就失去了道德高地，往日的素有操守只会成为笑料和讽刺。这是历史上阴险之人惯用之招、万灵之招。

　　阉党声称，在押人犯、原辽东经略熊廷弼招供，送了左光斗2万两银子，并立即以此理由，矫诏削去左光斗官籍，抓入诏狱。这诏狱，是锦衣卫的独立监狱。锦衣卫有独立侦查、逮捕、审讯、定罪之权，独立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体系，基本上无人制衡。进了诏狱很难再出来。

　　锦衣卫刑讯逼供是常态，眼看这样下去会被打死，左光斗想出缓兵之计，先承认受贿，然后在“三法司”审判时喊冤翻供。他本想，他一个堂堂御史，朝廷命官，审理他的案件，怎么着也要经过三司会审。但他还是低估了坏人的下限，他虽然说魏忠贤有“三十二该杀”，但他还是少说了魏忠贤最大的一条“该杀”，那就是没有下限。

　　殊不知，阉党早谋定在前，早就想到了你前面，他们削去你官员和功名身份，就是把你贬为庶民，用不着“三司”会审。但话说回来，进了诏狱就是入了死地，不承认马上就死，承认最终也是死。缓兵之计，终究无用。

　　但“自诬”，就必须限期缴回“赃款”。阉党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每次“追比”都是一场严刑拷打。可怜左光斗一个清官，哪有2万两银子可缴？那个时候，2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介绍，天启朝米价1两白银大约购米1.0～1.2石，2万两银子可以买米2万石以上，当时普通长工一年工钱也就2~3两银子，2万两相当于一个农民1万年的收入。阉党之所以设计出2万两这个数目，就是量身定做了左光斗的清官资源极限，就是要让你怎么也拿不出这个钱，然后顺理成章地让你家破人亡，再株连宗族。

　　果然，左家变卖全部家产都凑不了数，连左光斗龙眠山的养老房都卖掉了。左光斗在狱中血书中曾感叹：“今始知当初做官不会要钱之苦，然终不悔也。”门生在京募捐也只得3千两，史可法还来桐城募捐。最终因为缴不齐2万两银子，左光斗被害于诏狱，时年五十二岁。

　　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625年9月29日），所谓“行贿者”的熊廷弼，也被处斩，并传首九边。于此，左光斗所谓受贿案死无对证。

　　三

　　宦官的权力来自皇权，也必会失之于皇权。两年后，天启暴毙，崇祯即位，魏忠贤垮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左光斗平反昭雪，追赠右都御史，后加赠太子少保，赐祭葬，允许建祠祭祀。南明弘光帝追谥忠毅，后世故称左忠毅公。

　　后世君子为左光斗可惜。如果韬光养晦，与阉党巧妙周旋，留住有用之身，岂不进可有作为、退可保天年？或者，不与之同流足矣，何必还与之硬刚？两年后就是雨过天晴。甚至也有人苛责，在那个末世征象已露之际，任何党争终非国家之福。

　　怎么说呢，这可能是穿越者思维，或者是全能者视角。当时人、当事人，怎么会知道两年后会变天？在那个绝对皇权体系下，改变只能依靠老天帮忙，只能寄希望于自然规律，而天启皇帝当时只有21岁，根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变局可能。

　　这反而证明，左光斗不是投机者，他真的是一个赤诚纯粹的人，平生只为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挺身而出，死生于其何惧哉！实际上，也正因为有了他和同道们的牺牲，血祭的正道才得以伸张。

　　当是时也，巨大的冤情和郁积的愤恨，成为新帝必须面对的头号问题。大转折需要一个大契机，须有一个大动作，而左光斗们的抗争而亡，就为铲除魏忠贤集团，准备了一个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

　　下一个末世的维新六君子案，其代表人物谭嗣同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而上一个末世的东林六君子案，其代表人物左光斗，也是这样一个流血者。

　　四

　　左光斗的抗争价值，原本会随着平反昭雪和明朝的迅速灭亡，而归于历史的平淡，就像历史上很多的直臣一样。

　　但51年后，时维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24岁的同乡后学戴名世，访左氏子弟，睹左氏血书，感左氏悲情，写就了名篇《左忠毅公传》。这篇文章写左光斗的悲情写出了身临其境：“缇骑至，光斗泣语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别？’家人皆泣。县中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陨涕。光斗曰：‘是速死矣。’遂就槛车。”大人孩子抱住槛车马头号哭，哭声震动四野，连来抓捕的锦衣卫，都为之掉泪。

　　戴名世还第一次把左光斗的狱中血书写进传记：“痛极！污极！痛奈何！死矣死矣！如二亲何？愿以此报天子，报二祖列宗。”戴名世进而渲染，“卒之夜，长虹亘天，里中星陨如斗”。在戴名世文章里，左光斗的悲情形象已经上升为感天应地，“长虹亘天”为光，“星陨如斗”为斗，应在光斗。这当然是戴名世对左光斗的情之所至、悲之所在。

　　如果戴名世到此为止，左光斗的形象也只会停留在传统谏臣的悲情上，即使再加一点神性的夸张，也终究脱不了传统笔记体文章的窠臼。但戴名世神来一笔，把左光斗与史可法联系在一起了。

　　史可法何人也？他是南明弘光帝的江北督师，拒绝清军南征主帅多铎招降，坚守扬州，1645年，扬州城破时殉国。妥妥的一个大忠臣、大英雄。

　　戴名世写了左光斗发现、培养、托举史可法的故事，写了雪夜为史可法覆衣的细节：

　　“一日，光斗夜归，风寒雨雪，入可法室，见可法隐几假寐，二童子侍立于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觉，其怜爱之如此。”

　　也第一次写了史可法探监的细节：

　　“可法知事不可为，乃衣青衣，携饭一盂，佯为左氏家奴纳橐饘者，贿狱卒而入。见光斗肢体已裂，抱之而泣，乃饭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石。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逻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徇硁硁之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带束光斗之腰而出。”

　　史可法化装成左家送衣送饭的家奴，喂老师吃饭，遭到左光斗的斥责。大致意思是，我希望你今后成为国家柱石，你却为小德小义而冒险。我死了，你也因我而死，你是又杀了我一次。拳拳之心，爱之切切，身在囹圄，而心忧天下。

　　写到这里，左光斗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忠臣，而是一个培养并保护国家栋梁的英雄。其形象超越了一朝之兴衰，也不再关一姓之尊荣，他是一个民族的捍卫者、一个文明的抱薪者。

　　五

　　看到这儿，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戴名世的同乡和同代人方苞，想到他写的《左忠毅公逸事》，是不是觉得两文有相似又有不同？

　　确实，戴名世文在前，方苞是11年后的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初作，定稿于康熙中期。方苞肯定是看过戴名世的文章，但他为什么还要再写一篇呢？我们先看看有什么相似与不同。相似的是，都写了左光斗与史可法的交往，都有覆衣和探监的情节。但不同的是，戴文写了左光斗的一生事迹，方文只写了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师生情。而且，虽然都写师生情，但方文与戴文相比，细节有出入，描写更细腻。覆衣的地点，戴文在左家，方文在古寺；所覆之衣，戴文笼统是衣，方文是貂裘。覆衣之后，方文还写了左把史带回家，介绍给家人，称为“继吾志事”唯一人选，也就是精神和“衣钵”传人。

　　这一点在左光斗狱中血书中也有所印证，据马其昶《左忠毅公年谱定本》所载，光斗在信中对儿子说：“汝昨叫史大哥进来，我心甚不快他。做他的事，何必来看我。此时何时，此地何地，祸出不测，窥伺者眈眈，从今后勿让他来，添我闷恼，千万言之勿忘。”这史大哥的称呼，是对亲儿子说义子的口吻。起码是，左家已经把史可法视为家人。

　　而最大的不同是探监细节，方文写史可法化装成打扫垃圾的人，写了左光斗双目被血痂粘住，用手把上下眼皮拨开，怒骂史可法以身犯险：“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你是要做大事的人，未来要撑天下，怎么可以来这种地方！左光斗拿起刑具，作势要打：再不赶紧走，不必等奸人陷害，我现在就打死你！

　　方文点睛之笔是写到后来史可法带兵尽忠职守，衣不解带，“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不过，方文打着平张献忠的幌子，虽没写坚守扬州事，但隐隐有春秋笔法。毕竟是在清言清，谁敢写史可法抗清？“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方苞写史可法到这一步，已经是铁笔了。

　　有人也许说，方苞文章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事实。但史可法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在《祭大中丞左忠毅公恩师文》一文中，写了去诏狱探视过左光斗，只不过左光斗当时只是皱眉说“尔胡为乎来哉”，就是你干嘛要来这种地方。充满了呵护保全之情。戴文、方文在基本事实上符合历史，史可法作为当事人，他的自述就是明证。

　　另外，方苞还找了旁证：“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方苞说，我的本家长辈涂山，是左光斗的外甥，他与我父亲交厚，他说左光斗狱中所说的话，是史可法亲自告诉他的。当然，这是方苞自己说的。

　　但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所言，“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

　　方苞、戴名世写左光斗，都是几十年后的追记，他们都是在基本事实属实的基础上，借用民间资料和家人转述，难免有增益渲染，但这种剪裁，更多的是删芜就简，让主体形象更突出、更生动。而这也是从司马迁以来，纪传体历史书写一惯的笔法。

　　六

　　没有方苞、戴名世，左光斗给人的记忆，就是一个悲情的直臣；有了方苞、戴名世，左光斗千载之后还一定会铮铮作响。可以说，是左光斗发现并托举了史可法，也是史可法成就、彰显了左光斗，而方苞、戴名世的作用，是把左、史的师生际遇闪亮地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贬低左光斗，而是，历史需要伟大的书写者，没有这些书写者，伟大人物的生动与伟大，很可能就淹没在历史的云烟中。

　　作为东林党人，左光斗与权阉斗争，其刚直为世人敬佩，其悲情令人痛惜。他是明末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但他与其他东林党人不一样，他对民族和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史可法。史可法之后的为国柱石，是左光斗的培养教诲，也是左光斗的精诚所至。

　　可以说，左光斗不仅把史可法当作事业传人，也把他当作政治化身，他在史可法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史可法也把自己当作左光斗理想的继承人，把左光斗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上不负朝廷，下不愧吾师”，史可法做到了，他在扬州城破那一刻，就是凤凰涅槃，就是光风霁月，就是气冲牛斗，就是应在光斗！

　　而这一刻的左光斗，也因为史可法，不再仅仅是一个直谏忠臣，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悲情牺牲，而化为一个精忠报国的仁者，一个视死如归的勇者，一个继道卫道、殉道证道的大仁大勇者。

　　我们今天该感谢方苞，感谢戴名世，如果没有他们发掘左光斗的事迹，把左光斗的历史瞬间定格，左光斗也会被历史记下，像其他牺牲的东林党人一样，也会让读史者伤悲，但不会在四百年后犹凛凛有声，仍然如光如斗，点亮我们的心灵世界。

　　左光斗就是明末历史天空的一道精神闪电，照彻那个大混乱、大崩解、大倒退的时代，亦如一盏荒原的孤灯，让无数乱世慌乱的灵魂，看到远方还有一星希望与正义。

　　小时候，家父有一同事，姓左，我唤作左老师。左老师常来我家聊天，曾言其祖上是左光斗。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左光斗。及后来在桐城中学读书，读方、戴文章，就更觉左光斗如故人。

　　桐城中学大门一侧，是桐城文庙的红墙，红墙内紧挨着一座两层阁楼。故老相传，那曾是左氏藏书楼，左光斗当年在楼上读书。每次进出学校，我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此楼， 仿佛听见风铃的泠泠作响。也每每想起四百年前的那个读书人，想象他的读书模样，想象他的赤诚纯粹，想象他的悲情，想象他“拨眦”时的目光如炬，还想象方苞、戴名世写他时的心境。如今，他们，他们的故事，包括所有的想象，都成了历史与文明的一部分。

　　那是在与前贤无声对话，是在与历史静默交流。思想和心灵，文明与进化，都在这穿越时空的力量中，记录和传导着每一代人的心灵颤动。这大概就是薪火相传、爝火不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