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论坛谈到“中国产能过剩”，王辉耀反问：空客七成卖到欧洲以外，为什么没人提？

▲视频| 多边主义：合作的终结，掠夺的兴起？ @2026艾克斯经济论坛

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关键矿产会不会成为国际博弈的筹码？欧洲应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地缘冲突和全球治理失灵，多边主义还有多少现实空间？

当地时间7月2日，在法国艾克斯经济论坛举行的一场圆桌讨论中，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与法国经济学家以及金融、医药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交流。

针对讨论中提出的中国经济模式、汽车出口和关键矿产等问题，王辉耀一一作出回应。他指出，讨论产能问题，不能只盯着中国的产量，更不能脱离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需求。空客近七成订单价值来自欧洲以外，德国生产的汽车超过四分之三用于出口，日本也有大量汽车销往海外——为什么这些被视为参与全球市场，轮到中国却成了“产能过剩”？2025年，中国生产约3453万辆汽车，出口约710万辆，约占总产量的两成；出口车辆中还包括特斯拉、宝马等跨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换言之，把正常的全球化生产和贸易简单归结为“中国过剩”，并不能完整反映现实。

谈到稀土等关键矿产，王辉耀把问题进一步推向源头：究竟是谁先把经贸、科技和产业链变成了施压工具？在他看来，如果只在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时大谈供应链“武器化”，却对贸易战、技术封锁和单边制裁避而不谈，无疑是倒置了因果。事实已经反复说明，封锁遏制压不垮中国，反而会推高本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最终让制裁的“回旋镖”飞向自己。

王辉耀认为，多极世界已经到来，但与之相适应的多边体系尚未形成。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欧洲不应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应依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推动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基调，让全球化更多回归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本义。

艾克斯经济论坛由法国经济学家协会于2001年创办，是法国乃至欧洲具有影响力的经济思想交流平台之一。2026年论坛共设置90场讨论，汇集来自55个国家的480位发言嘉宾，现场参与者约1万人。

与王辉耀同场交流的嘉宾包括法国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法国区首席执行官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杰托资本董事长拉法埃勒·托德曼，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伙伴关系副执行主任凯蒂·范德海登。

以下为对话实录：

本文根据现场英文同声传译整理。王辉耀和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以英语发言，其他嘉宾以法语发言。以下为对话实录：

弗朗索瓦·米盖（《观点》杂志副总编）：

下午好。感谢各位出席本届艾克斯经济论坛第一场研讨。本场主题为“多边主义：合作终结还是掠夺抬头”。我是弗朗索瓦·米盖，今天有五位嘉宾参与讨论。他们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助理秘书长兼伙伴关系执行主任凯蒂·范德海登；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法国区首席执行官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来自独立生物制药投资基金杰托资本的拉法埃勒·托德曼；来自北京、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教授；以及负责协调本场讨论的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教授，他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家智库成员。

下面请让·皮萨尼-费里教授作简要引言，随后我们围绕全球化这一引人关注的主题展开讨论。

让·皮萨尼-费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布鲁盖尔研究所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谢谢，弗朗索瓦。我想作一个非常简短的引言，先提三个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的关键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失去了“有能力”的声誉。2008年之前，新兴国家或许认为西方国家有些令人不快、甚至难以忍受，但至少他们是能干的。然而2008年之后，新兴国家意识到情况已不再如此。

第二个时间点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当时世界意识到，我们建立的所有相互依存关系、这些价值链，韧性并不足够，而对极致效率的追求牺牲了稳健性和韧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一教训至今未被遗忘。

第三个关键时间点显然是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更加暴力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暴力程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我想从我的角度简要分析这个新世界的样貌。首先，美国已厌倦了此前一直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已从“全球警察”转变为“全球掠夺者”，这或许正是本场讨论标题的由来。

人们可能会问：这种掠夺性姿态可持续吗？可能不可持续。但美国厌倦了此前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美国决定转变角色这一事实，我认为是持久性的变化。我认为这是需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中国深刻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我知道这已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按市值计算，中国占全球GDP的1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的近五分之一；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30%。中国已不再是可以被简单模仿或与之竞争的对象，这一状况自世纪之交以来便已如此。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多极世界，因为世界不再由西方主导。我之所以说多极世界，是因为在中国之后还有其他新兴国家要求参与决策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应对这个多极世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最后一点是，尽管如此，全球公共产品依然存在，仍然伴随我们，并以多种方式提醒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北欧热浪。这只是众多需要多边合作来应对的全球挑战中的一个例子。

以上我提到了三个关键时间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新世界，并学会在其中把握方向。

弗朗索瓦·米盖：

谢谢让为我们带来如此全面而宏观的概述，大家为此报以掌声。我想先从王教授开始。您专程从北京远道而来，在艾克斯的炎热中与我们相聚。您是否认同皮萨尼-费里教授与我们分享的这些观察？您是否认同美国作为全球掠夺者这一看法？您是否认同中国正在扮演一个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所关注的不同角色？在您看来，当今多边主义处于什么状态？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

谢谢主持人。我倾向于同意让教授的观点。我认为，众所周知，我们正进入一个多极世界，这已经发生了。但同时我也看到，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82年间，全球化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以美元计算，全球GDP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40倍，全球贸易额增长了近400倍。所以事物确实仍在向前发展。

刚才让提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谈到了2020年的疫情。2022年中国正处于疫情防控阶段时，我本人也来参加了这个论坛，当时CCG是唯一从中国赴会的智库。当然，现在我们面临战争——不仅在乌克兰，还有伊朗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战争确实变得更加碎片化，而且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局势确实有些失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极世界，但缺乏相应的多边体系来支撑，有效的“小多边主义”或“多元多边主义”也仍然不足。我记得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题为《遭到破坏》。就像一头大象闯进瓷器店，把里面的瓷器都打翻了。

我认为单边主义非常盛行。我们看到了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情，看到了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也看到了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因此多边体系、联合国体系确实没有发挥有效作用。我对未来的设想是，我们正进入一个多极世界。其中确实有两个主要力量，即美国和中国，当然还有其他力量——比如欧盟、印度、全球南方等等。

在这两个主要力量之间，我认为现在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无法真正遏制中国，也承受不起与中国打贸易战的代价。特朗普总统两个月前访问了北京，两国之间正在形成某种理解。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关系更多被定义为战略竞争；现在，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我认为这是积极进展。

我的看法是，这两个主要力量之间需要形成某种平衡，无论是相互确保威慑，还是更极端意义上的“相互确保毁灭”。与此同时，其他力量也会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欧盟。我认为，其他力量不应选边站队，而可以居中调解、促进中美关系；同时也不要效仿贸易战、制裁和单边主义的做法，因为事实证明这些做法并不奏效。欧盟应该避免走这条路，我们应当切实寻求对话、讨论和协商。

我认为，中国、欧盟以及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各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至关重要。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所以我认为，欧洲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不应该选边站队。这不再是“中国对西方”或“西方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而应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新多极世界和新的多边体系。中国、欧盟、美国、全球南方都可以共同努力。让我们支持联合国，并推动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维护多边体系所需要做的事情。

弗朗索瓦·米盖：

非常感谢王教授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在把发言机会交给其他嘉宾之前，我想先请皮萨尼-费里教授就欧洲应扮演的角色作出回应。让，您开启了这场讨论，那么您认为欧洲在这个新世界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让·皮萨尼-费里：

欧洲当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欧洲仍需要学会运用权力的语言。我想回应一下王教授关于中国的发言。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在众多产品和商品领域都具有主导地位，这是新现象。世界贸易的规律曾告诉我们，各国可以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但中国似乎并不接受这种比较优势的理念。我想就此展开谈一谈。

中国还对关键材料实施控制，并将其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筹码作用非常显著——当美国决定取消部分对华加征的关税时，中国的回应是：“我们有能力通过停止关键原材料出口让美国制造业陷入停滞。”

这些是关键要点，不过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中国的模式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仍以出口为导向，尚未能够或尚未愿意刺激国内需求和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将导致严重困境，甚至引发欧中之间的对抗。

关于这一主题，我最后想说的是，与中国建立重要伙伴关系是有潜力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在全球治理方面都有合作潜力。不过，这需要中国理解并回应这些挑战。

弗朗索瓦·米盖：

非常感谢让·皮萨尼-费里。我看到王教授希望回应，但我们将先听取其他几位嘉宾的发言，然后再就这一点展开讨论。

下面请拉法埃勒·托德曼发言。我们此前一起筹备本场讨论时，您提到在您所在的领域，也就是前沿制药方面，正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双重压力。想请您谈谈这一情况在您所在行业的具体表现，以及欧洲可以作出怎样的回应。

拉法埃勒·托德曼（杰托资本董事长）：

谢谢。在说明具体情况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医疗行业以及经济领域的一些特征，我很荣幸能代表这个行业发言。我是一名医生，专业背景是血液学，在生物技术和医学研究领域有20年经验。

创新驱动的医疗行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行业，没有周期性波动，没有繁荣与萧条，也没有泡沫。这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行业，增长来源于创新。这些创新帮助我们走出了新冠疫情等危机，也为三分之二已知疾病提供了治疗方案。这些治疗创新来自小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初创企业，随后被美国或欧洲的大型制药公司收购，再由这些大公司销售创新产品、创新药物，其中百分之六七十的创新成果来自小型机构。

大型制药公司把研发外包给小公司，以充实自己的药品组合，因为它们的专利即将到期，一旦变成仿制药，销售收入就会大幅下滑。据估计，到2033年，制药公司每年将因约200种药物专利到期而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的营业额。

这就是我所从事的医疗行业。这是一个全球性行业，需要全球合作，需要相互依存。我认为未来几年我们将需要同时与美国和中国开展合作。

那么，欧洲如何应对这种依赖或被掠夺的局面呢？欧洲在某些方面处于美国和中国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在创新疗法市场中占有非常大的份额，超过50%。但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4%。他们之所以能占据这个大市场，是因为药价高，也因为美国市场的创新能力。美国公司可以施加筹码甚至胁迫，以换取在制造工厂等方面的巨额投资。2025年，制药公司仅为了进入美国市场就投资了4000亿美元。

中国呢？中国具有竞争力，对各种技术都有兴趣，但在治疗创新方面，这可能是最后攻克的一个领域。如果大家还记得，2021年中国的新冠疫苗效果并不理想，但在过去三四年里，中国终于收获了20年来在医疗创新方面投入的成果。

从非常具体的战略角度看，中国以2040至2050年为投资框架，投入资金、简化监管、推动医学研究。速度提高三倍，成本降低一半。2025年全球获批的创新药物中有35%来自中国创新，包括在美国市场。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50%。中国创新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为我们提供药品。

那么欧洲该怎么办？与其同时成为这一局面的受害者和同谋，我们应该利用自身的资产和优势，确保不被落下。从医疗和创新研究链条的各个环节来看，创新药物中有30%来自欧洲研发，这仍是一个可观的比例。10年前这一比例是50%，有所下降。但我们必须继续投资欧洲研发，以确保创新在我们的大陆上持续推进。

为此我募集了16亿欧元，包括来自外国投资者的资金，他们看到了欧洲研究的机遇。

与研发相伴的第二个要素是人工智能。AI被用于许多领域，尤其是医疗。它可以加速开发和商业化，提高成功率。正因如此，欧洲相关方以及像达索系统这样的法国公司在航空和汽车之后选择聚焦医疗，选择数字化以加速该领域的研究。

不过在欧洲，我们需要简化GDPR相关的合规要求，并整合分散的欧洲数据，以便利用AI获取和使用数据，保持竞争力。

价值链的第三个关键环节是临床试验，用于开发药物并实现商业化。我们需要继续开展临床试验，确保患者参与。欧洲的临床试验仍备受重视，目前排名第三，尽管有所下滑。中国在临床试验方面也在快速推进。我们需要借鉴欧洲一些表现较好的国家，如意大利或德国，德国利用价格机制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波兰在临床试验中排名第九，因为他们高效且成本更低。

第四个要素是产业化。我们需要工厂、制造工厂。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我们需要确保不仅能生产扑热息痛，也能通过承担风险、进行投资来生产创新产品，以保持未来药品生产的独立性。而关键问题、核心枢纽是资本和投资。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它将使我们能够为至少10亿欧元的投资基金提供融资，以确保我们有大型、高质量的欧洲研究项目，并保持对自身创新的掌控。已经有一些基金和非常有前景的倡议，例如“欧洲扩大基金”（Scaleup Europe Fund），它几乎涵盖了所有成员国，使我们能够形成更大的资金池。

在这个充满掠夺的时代，欧洲必须认识到医疗不仅是成本，更是投资。通过欧洲国家之间的携手合作和对研发的投入，我们能够实现“黄金三角”：研发、相对独立和社会效益。

弗朗索瓦·米盖：

非常感谢。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您显然为我们带来了金融界对这个更加复杂、或许也更加残酷的新世界的视角。上周我们一起筹备本场讨论时，您向我解释说，每个国家都有更自给自足的愿望——顺便说一句，这是相当合理的——但这种愿望至少在您所在的领域，有时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并最终导致不利于经济或不利于增长的结果。您能为我们多谈一谈这方面吗？

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法国区首席执行官）：

拉法埃勒，你刚才关于相互依存和规模需求的很多内容，我都深有同感。这说明，不同行业其实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我被告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发言，所以我就用法语来讲。从金融视角看，简单来说，就是涉及数百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指数、金融数据和风险管理。我们看到的，以及我们一起讨论到的，是“主权”这个重大议题。

它意味着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与这个概念相关的约束条件有哪些？回到我们的讨论：我从多边主义中看到了什么？金融市场所处的位置，是观察各方参与者之间信心的关键位置。

从贸易量、风险承担和交易规模来看，多边主义目前处于最好时期。金融市场中存在一种我认为很强的自满情绪。

然而，变化的地方在于——我在让和拉法埃勒的发言中也听到了相同之处——我们如何看待相互依存或互动关系。几年前，相互依存被视为一种美德、一件好事，是全球经济的基石。我们都应该通过将彼此作为卓越中心来提升各自效率。

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相互依存现在变成了一种弱点，一种可能被用来对付你的东西。它是一种施压工具，一种胁迫工具。在我看来，这是过去一年半到两年间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源于美国的姿态，但不仅如此，因为这种变化已经酝酿多年，而且会持续下去。

让我给在场的各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从金融角度看，这体现在技术选择上，因为今天在所有领域，权力所在之处是对技术基础设施的控制。你的数据是什么？你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没有基础设施能有AI吗？你的能源政策是什么？你的原材料来源在哪里？等等。所以，如果欧洲有一场真正需要进行的讨论，那就是关于技术基础设施。

让我快速提出三点观察。第一，我们进入了我所说的“依赖关系武器化”阶段。这改变了企业的经济逻辑——拉法埃勒在她所在行业已经触及这一点，我们在金融领域也会看到。这要求什么？要求一个在欧洲层面作为供给侧政策的主权政策。

那么，“依赖关系武器化”意味着什么？我个人并不认为有所谓“权力的回归”。如今你到处能看到这个说法。我认为权力近年来从未消失。我认为真正发生的是，权力正在利用相互依存作为胁迫手段。我们在AI模型和前沿AI模型上看到了这一点。你们都看过关于Mythos模型的报道。比如，它被提供给你用来帮助保护网络安全，然后，根据你的国籍，它又被撤回了。这就是技术相互依存的新世界。

当你作为决策者，无论身处哪个行业，你不再只是问该选择哪个供应商或哪个合作伙伴。你必须问：我的数据在哪里？哪个法院有管辖权？我的合同跨境是否有效？我今天的权利明天是否仍然有效？我正在建立的关系实际上的持久性如何？这些问题几年前也重要，但远没有现在这样突出。

这改变了企业的经济逻辑。为什么？不是要过度简化我们各自的行业，但总体而言，每个行业的决策者的工作——正如让所说——过去是提高和优化资产效率。那就是工作内容，就是KPI，关键绩效指标。

今天还有另一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工作：我们保持决策能力、回旋余地、权衡取舍和选择空间的能力。这最终成为企业高管的新职责。这种张力和掠夺最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在提升资产效率之上，保护决策空间、自由度和选择权成为新的职责。

所以，关于选择问题，我甚至要说，在未来一段时期，新的黄金是“选择”——欧洲需要这样思考。欧洲必须创造选择。我对围绕技术主权的讨论非常感兴趣，因为正如我解释的，这根本上就是各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焦点。

关于欧洲技术主权有一场热烈的讨论，但这场讨论非常防御性，非常防御性。它更多涉及欧洲优先、监管约束。这些当然重要，因为如果你想让企业达到临界规模——尤其是要装备量子计算、拥有前沿模型、并具有可信度——可能需要在特定时期内实行一定的优先政策。事实上中国和美国都这样做。所以这绝不是一个不好的词。

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它们免受竞争。所以你绝对必须转而致力于一种创造性的政策。主权必须是一种创造性的政策；不产生成果的主权只会防止你掉队、防止你落入空白。所以它必须是一种供给侧政策。

最后我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把欧洲主权作为一种积极的供给侧政策来推进，特别是为了提供欧洲自己的替代方案和选择，那么它就不会与开放相悖，反而恰恰是欧洲开放长期存续的条件。这就是它在我们的实践中大致体现的方式。

弗朗索瓦·米盖：

谢谢。凯蒂·范德海登，您可能带来一种互补的视角，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视角。在这个相互依存依然存在、但紧张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新世界中，我们最近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每次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你们都看到这些冲突带来了难以衡量的影响，而相关决策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一方面，尤其是对儿童、对非洲国家儿童的影响。您能为我们详细谈谈这一点吗？

凯蒂·范德海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伙伴关系副执行主任）：

谢谢。我想我们已经从政治大国到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做了一番全球巡览，而我要把大家带回到一个完全不同、但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上：当合作失败、停火破裂、冲突加剧、人道主义和发展资金减少、国际准则和儿童权利被削弱时，孩子们会怎么样？

我想答案我们都知道：首先受到伤害的总是儿童。但事情的另一面同样成立：儿童是少数几个即便各国政府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却仍能一致同意“不应伤害儿童”的议题之一。因此，可以说儿童议题是维系、更新、重建合作的传送带之一，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更是如此。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合作，对我来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联合国来说，不仅仅是没有分歧。如果缺乏合作，脆弱性就会变成一个战略变量。无论是稀土材料、融资渠道，还是就我所在的领域而言——获取教育、医疗以及儿童所需一切资源的渠道——都会不再取决于实际需求，也不再取决于我们共同商定的普遍准则，而是取决于权力格局。而儿童当然没有你们所拥有的经济筹码，也没有我们刚才谈到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简直就是“活靶子”。

每当我为世界局势感到沮丧焦虑时就会回看历史，我们共同取得的最大成就恰恰都是合作项目。看看军控条约，看看贸易领域，看看儿童死亡率减半的成果，看看我们为难民提供的保护。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些。

而且这些从来不是在稳定与安全的时期实现的。所有这些进程实际上都始于世界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联合国诞生于二战的废墟之上。军控条约是在冷战正酣时达成的。《儿童权利公约》于1989年通过，是世界上批准国家最多的人权公约。正因为即便在冷战时期，各国也选择了合作而非分裂和对抗。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论坛上，合作常常被视为天真、理想主义、做好事者的想法。但当然，这是通往人类诸多进步的重要纽带，我们深知这一点。我们相互依存。科朗蒂娜，你刚才谈到金融流。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彼此依存。从贸易到恐怖主义，我们相互关联；从社交媒体到移民，我们相互关联；从传染病——看看法国出现的埃博拉病例，看看脊髓灰质炎，看看气候变化——我们相互关联。这只是一个政治事实，我们可以选择对此视而不见，但那样所有人都会受损。

然而，儿童将承受最大伤害，因为对他们来说，多边主义不是我在这里听到的那些宏大概念。对儿童而言，多边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它往往意味着能否活下去、能否拥有生存的机会。对儿童来说，多边主义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不是联合国庄严大厅里穿着细条纹西装的男士或女士，而是送达偏远村庄的疫苗，是我们为实现前线背后人道主义物资运送而促成的停火，是我们共同签署的保护女童免遭贩运和虐待的条约。这才是多边主义的真正含义。

也许我最后想说的是，在这样的时刻，当分裂成为常态、合作仍被视为最薄弱一环时，我们作为世界已经表明，不必悲观。我们作为世界已经在动荡时期证明，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即便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我们也达成了粮食协议来保护非洲。

因此，我们的呼吁是：继续寻找桥梁，不要只盯着世界分裂我们的地方，不要只盯着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分歧，而要关注那些“小小的力量”——也就是儿童——因为这些世界上最小的公民，真正需要你们的保护和合作。谢谢。

弗朗索瓦·米盖：

非常感谢。王教授，您早些时候就想回应让的观点。现在，请允许我这样说：在美国，情况相当明确——当我们去美国与美国人交谈时，中国是对手，最好的情况是加以遏制，最坏的情况是必须与之对抗。在欧洲，可能和美国一样，中国也被一些国家视为掠夺性国家。皮萨尼-费里提到了中国的顺差以及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问题。

所以我想把发言机会交给您。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西方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可能有着怎样更为复杂、有时带有负面色彩的认知？

王辉耀：

是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首先我想说，您提到美国想将中国视为对手并加以遏制，这完全是错误的。中国占全球人口约20%，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贡献了全球GDP增长的30%，并且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所以中国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遏制中国是不对的。

但我认为，尤其是特朗普进入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已经认识到维持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正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战略竞争，转向建设性战略稳定。这是第一点。

我们理解外界对中国的各种抱怨，包括稀土等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是谁率先把经贸科技问题武器化。技术、航运和芯片设备销售都不应该被武器化。约有2000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各类制裁或限制清单，欧洲的相关清单上可能也有一两百家企业。中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而且有足够的韧性应对外部压力。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最近在我举办的一场活动上所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对等的相互牵制能力。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意识到，如果制裁和遏制中国，自身同样会受到伤害。各国正在变得更加务实，这是一个趋势。

另外，还有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可是，空客70%的销量都在欧洲以外，没有人谈什么产能过剩。德国每年生产400万辆汽车，其中超过300万辆销往德国以外，没有人谈产能过剩。日本每年生产800万辆汽车，其中一半以上销往海外，也没有人谈产能过剩。中国2025年生产约1663万辆新能源汽车，其中约262万辆出口，约占总产量的16%；而出口车辆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由特斯拉、宝马等跨国公司生产。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愿意到欧洲、美国和拉美投资，但有时不被允许，投资受到限制。我们希望在技术领域开展更多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贡献税收。

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摒弃被地缘政治裹挟的全球化，真正追求以经济功能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化。让我们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全球发展和缓解全球债务问题上共同努力，放下地缘政治对抗。我认为美国至少在白宫层面已经放弃了对抗思维，欧盟为什么还没有放弃呢？

目前欧盟对华政策将中国同时视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我认为，应该把合作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竞争和对抗置于首位。最后我想说，中国确实在做很多有益的事情。中国较早明确提出，核武器不能用于乌克兰危机。

我们应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促进和平与对话。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以推动伊朗问题的和平解决。未来，让我们共同承诺不把各类工具和技术武器化。例如，我们能否共同承诺不首先使用人工智能武器？中国一贯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法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是否也能作出同样表态？让我们不使用核武器，不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化，共同促进和平与繁荣。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的功能性全球化。谢谢。

弗朗索瓦·米盖：

承接您刚才的话，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在艾克斯这里有很多人，尤其是企业领导人和管理者，都谈到20、25年前的技术转让问题。当时中国不愿意开放市场，却要求我们欧洲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因此得以在曾经落后的领域实现追赶，如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那么，中国是否也应该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转让，例如让欧洲市场也能获得这些技术呢？

王辉耀：

完全可以。我认为所有跨国公司，包括欧盟和德国商会，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大多数公司仍然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他们继续保留投资。麦肯锡大中华区主席最近写了一本书，称中国是跨国公司“最好的健身房和最好的训练场”。如果你的产品能够经得住中国市场的检验、卖给14亿人，你就能把产品卖到全世界。这就是我们在电动汽车、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展现出的技术实力。

所以我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国非常愿意进行投资并推动技术转让。你不能一边攻击中国，一边又期待中国提供你想要的东西。我们确实需要建立良好关系，先形成互信，然后总能把生意做好。中国正在同东盟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开展这样的合作。中国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零关税待遇，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我认为中国可以为欧洲、西方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做很多事情。

弗朗索瓦·米盖：

谢谢。正如科朗蒂娜今天早些时候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关系广为人知的世界，而掌握重要杠杆、关键节点的大国不再犹豫将其用于地缘政治目的。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关键金属，这是中国的一个杠杆。还有美国禁止中国人使用、甚至禁止在香港使用的Anthropic最新人工智能。我想向各位集体提出这个问题：欧洲今天掌握着哪些同等重要的杠杆，可以在与美国或中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使用？

我们欧洲是否拥有类似Mythos 5或关键金属那样可以运用的筹码？也许让·皮萨尼-费里，您愿意回答这个有些棘手的问题吗？这确实是个难题。

让·皮萨尼-费里：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给出的答案是，我们拥有阿斯麦（ASML），这家公司在先进光刻设备领域具有事实上的全球垄断地位，而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一点。所以显然，我们确实有一些可以运用的筹码。我离开这场讨论时比来的时候更加担忧，因为我来的时候以为可以找到讨论合作形式的方法，但我意识到，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衡量这些对抗的效率代价，也没有衡量武器化的效率代价，正如科朗蒂娜所说。

现在我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衡量对抗的效率代价，也没有衡量将任何东西武器化的效率代价。这是危险的，因为一旦我们滑入那种境地，就很难脱身。历史告诉我们，从如此糟糕的局面中脱身是非常困难的。

弗朗索瓦·米盖：

也许请其他嘉宾——拉法埃勒·托德曼——来谈谈这个问题？

拉法埃勒·托德曼：

简单来说，我们拥有的主要资产是我们有4.5亿人口。无论如何，这是最大的人口规模，仅此一点就是一项资产。看看关于出生率下降的预测，包括中国在内——中国每年的试管婴儿周期数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因为他们正在为提振出生率付出巨大努力。不孕不育是一个重大问题，出生人口数量也同样如此。据预测，到2100年，如果情况不变，中国人口可能降至4.5亿。仅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善加利用的力量。

弗朗索瓦·米盖：

对。但我认为美国的人口结构状况非常好，而且还有14亿印度人。嗯，我不知道是否——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

科朗蒂娜·普瓦尔韦-克莱迪埃：

遗憾的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欧洲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唯一真正重要的是市场准入，正如您所说：关键在于我们要以极强的战略意识来定位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尤其是围绕人工智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展开，但人工智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应用，而在于基础设施。所以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能源政策问题。在这方面，欧盟的能源结构其实颇具优势。

话虽如此，我们完全缺位的一个领域是云计算接入。目前欧盟只有15%的企业使用云计算。简单来说：没有云，就没有人工智能。而那些使用云计算的企业，绝大多数使用的是美国云。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还没有一个泛欧云标准被认定为主权标准，并授权给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使用。我们对人工智能有雄心，也有良好的能源政策，但在云计算方面确实存在明显差距。这三个要素需要协同推进，而我们仍然掌握着市场准入，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解决。

弗朗索瓦·米盖：

凯蒂·范德海登，尽管当前形势颇为严峻，您如何看待改善合作的路径？

凯蒂·范德海登：

这是个关键问题。我认为这不会容易，但正如我所说，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人类共同之处团结起来时，总能找到前进的道路。而且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是相互依存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为儿童接种疫苗，疾病就会传播，最终来到你的家门口，扰乱你的生活。我们在新冠疫情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座很多人都是父母。当你的孩子无法获得教育或医疗时，你会怎么做？你会离开。所以，当我们无法帮助儿童时，随之而来的绝望会加剧不稳定和流离失所，并向外扩散。

我今天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儿童的生活越脆弱，世界就越脆弱，这值得我们所有人投入。无论你从事贸易、金融、制药，还是作为个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谢谢。

弗朗索瓦·米盖：

非常感谢五位嘉宾。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讨论。我们或许需要把讨论落实到行动中。希望明年我们回来时，能带来一些更好的消息，看到一个比今年合作得更好、分裂更少的世界。谁知道呢？非常感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