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刚满18，偷红薯被妇女主任逮住 她笑：去派出所或者跟我回家

楔子

1992年霜降那晚，我蹲在村东头的红薯地里，手刚拔起第三棵红薯秧，一束电筒光就劈开了黑夜。

“陈望山，你偷到老娘蹲点的地里来了？”

妇女主任周红梅的声音从田埂上压下来，我浑身僵住，裤腿上的泥巴滴滴答答往下掉。那年我刚满十八，在县城念高三，是全村人嘴里“老陈家最有出息的读书苗子”。

可没人知道，我爹瘫了三年，我娘跑了。我饿。

“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她把手电筒往自己下巴上一照，笑得像个判官，“你自己选。”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把红薯叶，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第1章 那夜的红薯地

“还不撒手？！”

周红梅的解放鞋踩在田埂上，咯吱咯吱响。我攥着那棵红薯藤，根须上还坠着两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红薯，泥水顺着指缝流进袖口，冰凉。

“主任，我……”我嗓子眼发紧，像是被那两团泥巴堵住了。

她没给我说话的机会，手电筒又往下压了压，光柱扫过我鼓鼓囊囊的旧书包。书包带子断过，我娘走之前用麻绳接的，接得歪七扭八。书包口子里露出半截红薯皮，红的，沾着湿土，在电筒光里刺眼得像一道血印子。

“望山，你爹瘫在床上，你奶奶七十多岁了，你跟我说说，这是第几次了？”周红梅的声音突然低下来，手电筒也偏了偏，光打在我脚边的红薯垄上。

我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可能第五次，可能第七次。从入秋之后，地里的红薯开始长个儿，我就隔三差五来。专挑夜里十点以后，等村里那些打牌的、串门的都散了，我才敢从后墙翻出来。

“第三次。”我撒了个谎，声音低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你放屁。”她骂了一句，但语气里没有多少火气，反倒像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话，“东头这片地我蹲了五个晚上，你就来了四个晚上。陈望山，你当我是瞎子？”

我不说话了。手里的红薯还在往下滴泥水，滴在鞋面上，鞋子是我爹的旧胶鞋，大出两个码，里面垫了四层鞋垫，还是晃荡。风从北边吹过来，地里那些被霜打过的红薯叶子软塌塌地贴着地面，一股子土腥味和烂叶子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行，你不说话。”周红梅把手电筒关掉了。

夜突然黑下来，只有远处村口那盏路灯，黄的，隔着一大片菜地望过去，像谁在半空吊了只快没电的灯泡。她的轮廓在黑暗里变得模糊，只能看见一个敦实的身影，还有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肩膀。

“去派出所。”她说，转身就走。

我的腿像是被人从膝盖后面踹了一脚，差点跪下去。

“主任！”我追了两步，又站住了。追什么呢？求她？求她别送我去派出所？我拿什么求？我爹在镇卫生院住了半年，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奶奶那口陪嫁的木箱子都让我背去村口孙木匠家换了三十块钱。我要是有别处能弄到吃的，也不至于大半夜蹲在红薯地里。

周红梅走了几步，没听见我跟上去，又停住了。她没回头，只说了一句：“你书包里那三个红薯，够你和你奶奶吃两天。”

我低头看了一眼书包。其实有五个，有两个小的塞在语文课本下面。

“跟我走。”她又说，这次语气更淡了。

我跟了上去。田埂很窄，她走在前面，胶鞋踩在湿泥上发出那种“咕叽咕叽”的声音，我隔了两步远，每一步都踩在她踩过的地方，像是这样就能把脚印还给她似的。

穿过菜地，拐上村道，石子路面硌得脚底板生疼。经过村委会那排平房的时候，我心跳到了嗓子眼。但周红梅没往那边去，她拐了个弯，朝村西头走了。

村西头是她的家。两间红砖瓦房，外墙没抹灰，砖缝里长了些干枯的狗尾巴草。院墙不高，我踮着脚能看见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

她推开铁皮院门，那门轴缺油，发出“吱呀”一声长响，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进来。”

我站在门口，脚底像生了根。十八岁的我，站在一个独居女人的院门口，怀里抱着半书包偷来的红薯，进退不得。她家屋檐下晾着一串红辣椒，还有两辫子蒜，风一吹，轻轻撞在墙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愣着干什么？把门带上。”她已经走到了堂屋门口，屋里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半开的门里泄出来，照在院子里的水井沿上。

我进去了。堂屋里一张方桌，四把椅子，靠墙放着一排矮柜，柜子上面搁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用一块蓝布盖着。正中央的墙上贴着一张旧年画，年画下面有一张合影，我瞥了一眼，是周红梅和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站在县政府门口。

“坐。”她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然后自己也坐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我站在桌边，不知道该坐还是该站。书包带子勒得肩膀疼，我把它摘下来，放在脚边，那五个红薯滚出来两个，在水泥地上转了两圈，停在周红梅的脚边。

她低头看了看，没动。

“陈望山，我查过你家的账。你爹在卫生院欠了八百多块，你奶奶的降压药断了一个月了。你在学校食堂，只打饭不打菜，有这事吧？”

我猛地抬头看她。

“别那么看我。”她吐出一口烟，“我是村妇女主任，你家那点情况我要是不知道，我这主任白干了。”

“你……”我想说“你想怎么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能怎么样？我有什么资格问她想怎么样？

“你爹的病，不是没得治。”她突然说了一句让我懵住的话，“他那是腰椎结核，县医院做不了手术，但地区医院能做。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转院吗？”

我摇了摇头。我爹是春上瘫的，从地里回来突然就站不起来了，送到镇卫生院，住了两个月，又转去县医院，诊断是腰椎结核。医生说需要手术，但费用高，而且风险大。我奶奶听完就晕了过去，醒来后跟我说：“你爹不治了，咱回家。”

我一直以为，是家里没钱。

“因为你爹不配合。”周红梅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他闹了三次出院，说不想拖累你和你奶奶。镇卫生院的刘医生跟我说的，你爹趁护士不在，自己把输液管拔了两回。”

我脑子里嗡嗡响。我爹他……自己拔了输液管？

“你今年高三，明年考大学。”周红梅看着我，目光像两把冷刀子，“你要是因为家里的事考不上，你爹就是瘫在床上，也闭不上眼。”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去看自己的鞋尖。鞋尖上的泥已经干了，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像干旱的河床。

“所以你现在干这事，偷红薯，被抓了去派出所，留个案底，你爹知道了是什么滋味？”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我耳朵里，“你还想不想考大学？”

“我想。”我说。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颤。

“想就给我站起来。”她说。

我抬起头，看见她也站了起来。她比我矮半个头，但那一刻，她站在那盏四十瓦的灯泡下面，影子拉得很长，整个人像一堵墙。

“去把脸洗了，灶房有热水。”她指了指屋子东边，“洗完过来吃面。”

我愣住了。

“主任……”

“别叫我主任。”她打断我，“大半夜的，叫姨。”

我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周红梅走到灶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嘴角扯了一下，似笑非笑：“怎么？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你想好了？”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不像个妇女主任，倒像是我那走了的娘。

可我娘不会问我这种话。

我娘走的那天早上，也是霜降前后，天冷得厉害。她给我煮了一锅粥，放在灶台上，然后拎着一个蛇皮袋，出门前摸了摸我的头，说：“望山，妈出去打工，挣了钱就回来。”那锅粥我吃了三天，馊了也没舍得倒。后来才知道，她不是去打工，是跟隔壁村一个跑运输的走了。那年我十四岁，我爹还在，还没瘫。

“吃不吃？”周红梅的声音从灶房里传出来，带着点不耐烦，“不吃就自己回去。”

我抹了一把脸，说：“吃。”

那碗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扑了我一脸。白面条，卧着一个荷包蛋，汤里飘着几片青菜叶子，还滴了两滴香油。我端着碗，眼泪差点砸进汤里。

我有多久没吃过一碗像样的面了？

“吃吧，吃完我跟你说个正事。”周红梅又点了一根烟，坐在我对面。

我埋头吃面，不敢看她。面汤很烫，我吃得很急，烫得舌头都麻了。鸡蛋是溏心的，咬开的时候蛋黄流出来，跟面汤混在一起，黄澄澄的。我把最后一口汤喝完，放下碗，看见她正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吃完了？”她问。

“吃完了，姨。”我说。

她愣了一下，好像没料到我真会叫这声姨。

“行。”她点了点头，“从明天开始，你放学之后来我这里。我儿子在部队，屋里空着一间房，你就在那写作业。晚上吃了饭再回去。”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

“别跟我整那些没用的推辞。”她抬手打断我，“你爹和你奶奶那边，我明天去说。就说我请你帮我儿子复习功课，他当兵前念到高二，现在在部队考军校，需要学习资料。”

“你儿子……”我好像听说过，周红梅有个儿子在部队，但她男人前两年没了，具体怎么回事，村里传过一阵子，后来就不了了之。

“叫周远，比你大四岁。”她提到儿子的时候，语气明显软了一些，“在西藏当兵，写信回来也说想考军校，没时间复习。正好你是高中生，帮我给他整理点复习资料，住我这儿也方便。这理由够不够？”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姨，这……这太麻烦你了。”

“少说这种废话。”她站起来，把碗收走，“你偷我地里红薯的时候，怎么不觉得麻烦？”

我哑口无言。

周红梅在灶房洗碗，水声哗哗的。我坐在堂屋里，打量着这间屋子。墙上挂着一张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日期是1989年。电视机旁边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周红梅和儿子的合影，那个叫周远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军装，站在她身后，手搭在她肩膀上，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看什么呢？”她擦着手走出来。

“没什么。”我赶紧收回目光。

“今晚先回去吧。”她站在门口，看着外头的夜色，“明天下午五点半，准时到。你要是不来……”

她顿了顿，转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带着点笑意，可那笑意底下藏着一层我说不上来的认真：“你要是不来，我就去学校找你。”

我背起书包，那五个红薯还在书包里，沉甸甸的。走到门口，我犹豫了一下，把书包摘下来，想把红薯倒出来。

“别折腾了。”她说，“带回去，明天吃。但丑话说在前头——下不为例。再让我逮到你偷红薯，我真送你去派出所，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说。

“大声点。”

“听见了，姨！”

她笑了一下，抬手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滚吧。”

我抱着书包走出院门，身后铁皮门“咣当”一声关上了。风比之前更冷了，但我的脸是烫的，手是热的，怀里那五个红薯沉甸甸地坠着，像是坠着五团火。

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家的院子。堂屋的灯还亮着，那棵石榴树在风里摇晃，像在跟我挥手。

走到村口那盏路灯下，我停下来，把书包里的红薯拿出来数了一遍。五个，一个不少。最小的那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皮上还嵌着一粒小石子，我用指甲抠了抠，没抠下来。

我把它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一股新鲜的土腥味。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传来我爹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奶奶起来给他喂水，我听见她趿拉着鞋在堂屋里走动的声音，还有她低低的叹息。

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周红梅那句话——“你爹在卫生院欠了八百多块，你奶奶的降压药断了一个月了。”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熬过了高三，考上了大学，一切都会好起来。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事情，不是熬一熬就能过去的。

窗外的天开始泛白，鸡叫了头遍。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周红梅站在灶房门口的样子，她系着一条蓝布围裙，袖子挽到手肘，对我说：“吃吧。”

那一碗面，我记住了。

第2章 我爹的那双手

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我准时站在周红梅家的院门口。

门半掩着，院子里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石榴树下多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

我站了足有一分钟，才抬手敲门。手还没碰到门板，屋里就传来她的声音：“门没关，进来。”

我推开那扇铁皮门，又是“吱呀”一声，和昨晚一样。堂屋的门开着，周红梅坐在方桌前，面前铺着一张旧报纸，手里拿着支圆珠笔，在写什么。

“来了？”她头也没抬，“先坐。”

我摘下书包，在对面坐下。书包里空荡荡的，红薯早上蒸了两个，我和奶奶一人一个。我爹说不饿，只喝了半碗玉米糊糊。

“你爹今天怎么样？”她问，还是没抬头。

“老样子。”我说，“膝盖以下还是没知觉。”

她“嗯”了一声，把那张旧报纸推到我面前：“你看看这个。”

我低头一看，报纸上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是她的字，方方正正的，像小学生写的。上面列着我爹的治疗情况：县医院住院42天，腰椎结核确诊，建议转院手术。下面一行是镇卫生院的诊断：双下肢感觉运动障碍，肌力减退。

“我今天去了趟县医院。”她终于抬起头，把圆珠笔搁在桌上，“找了你爹的主治医生，姓魏，五十多岁，说话挺实在的。”

我攥着报纸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魏医生说，你爹这个病，如果早三个月做手术，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她看着我，“现在拖了半年多，神经受压时间长了，不能保证手术效果。但不做，就肯定站不起来。”

“要多少钱？”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地区医院押金三千。”她报了个数，“加上手术费、药费、住院费，总共得准备五千到六千。”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五六千。我在学校一个月生活费不到十五块，我爹在床上一躺，家里一分钱进项都没有，全靠奶奶养的那几只鸡和村里东家西家接济。五六千，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你爹的农村合作医疗能报销一部分，但得先自己垫付。”周红梅说，“剩下的，我想想办法。”

“姨，这钱……”我艰难地开口，“我们还不起。”

“谁让你还了？”她瞪了我一眼，“我是村妇女主任，帮助困难群众是我的工作。再说了，你爹当过生产队长，早年间给村里办了不少事。那年发洪水，他带着人堵了三天三夜的堤，回来的时候腿肿得穿不上鞋。”

我愣住了。这些事，我爹从来没跟我说过。

“你爹这个人，倔。”周红梅叹了口气，“什么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咽，不肯给组织添麻烦。可这病拖不得，再拖下去，你明年考上大学走了，你奶奶怎么办？你爹怎么办？”

我低下头，看着报纸上那几行字，视线有些模糊。

“我下午去了一趟你爹那儿。”她又说，“跟你爹说了，让他配合治疗。他一开始不说话，后来我跟他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

“什么话？”

“我说，陈大强，你儿子昨晚蹲在地里偷红薯，让我逮着了。你要是再这么躺着装死，你儿子下次就不是偷红薯了，怕是要去偷别人家钱匣子了。”

我猛地抬起头，脸上火烧火燎的。

“你爹当时就哭了。”周红梅的声音低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瘫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落进耳朵里，擦都来不及。”

我鼻子一酸，差点也没忍住。

“他说，他不是不想治，是怕治了也白治，到头来欠一屁股债，让你和你奶奶跟着受罪。”她顿了顿，“我跟他说了，钱的事不用他操心，他要是真想为这个家好，就给我好好地治。”

“他……答应了？”我嗓子哑得厉害。

“没吭声。”周红梅摇摇头，“但你爹那脾气我知道，不吭声就是心里松动了。”

我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回去。

“所以你现在就一件事——”她伸出一根手指头，点在我额头上，“给我好好念书。你爹那边有我盯着，你奶奶那边我也安排人定期去看看。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使劲点头。

“行。”她站起来，“去西屋写作业。饭好了我叫你。”

西屋就是她儿子的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木头椅子。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画了几个红圈，旁边用铅笔标注着日期。我凑近看了看，有一个圈画在西藏，写着“89.11”。

那是她儿子当兵的地方。

书桌上放着一摞信，信封上盖着部队的邮戳。我没敢动，把书包放在桌角，拿出课本和练习册，铺在桌面上。

语文、数学、政治、物理。高三的课业压得人喘不过气。我基础不算差，在县一中能排前三十名，但离我想要的大学还差着一大截。

我翻开数学练习册，开始刷题。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窗户外面，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远处的山影越来越淡，最后融进了一片暮色里。

我做了十几道题，听见灶房传来炒菜的声音，油锅“滋啦”一声响，接着是锅铲翻动的节奏。空气里飘来一阵香味，是蒜苗炒腊肉的味道。

我咽了咽口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回题目上。

“望山，吃饭了。”

周红梅的声音从堂屋传来。我应了一声，放下笔，揉着有些发酸的手腕，走到堂屋。

饭桌上摆了三个菜：蒜苗炒腊肉，清炒白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两碗米饭，碗是白瓷的，比我家那几个豁了口的粗瓷碗好看太多。

“坐下吃。”她递了双筷子给我。

我接过筷子，说了声“谢谢姨”，然后埋头扒饭。腊肉切得薄薄的，肥肉透明，瘦肉发亮，嚼起来满口香。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吃腊肉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我娘还在家的时候。

“吃慢点，没人跟你抢。”她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菜。

我放慢了速度，但嘴里的饭菜还是不争气地往下滑。她吃得很少，小半碗米饭，几口白菜，汤也只喝了半碗。

“姨，你怎么不吃菜？”我问。

“我晚上吃不多。”她放下筷子，“你吃你的。”

我看着她，总觉得她的脸色不太好，眼底下有两片乌青，嘴唇也有点发白。但我没多问，低头继续吃饭。

吃完饭后，我主动去洗碗。她没拦我，靠在灶房门口看着我洗，说：“你小子手脚还算麻利。”

“在家做惯了。”我说。

她“嗯”了一声，过了几秒钟，说：“你爹今天跟我说，你娘走的时候，你才十四岁。”

我洗碗的动作顿了一下。

“你恨她吗？”她问。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奶奶没问过，我爹没问过，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更不可能问。我甚至自己都没问过自己。

“不恨。”我说，把洗好的碗放进篮子里沥水，“就是……她走的时候说去打工，挣了钱就回来。我信了。”

“后来知道她跟人跑了，你什么感觉？”

我关了水龙头，灶房里一下子静下来。屋檐外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灶台上那盏油灯的火苗晃了晃。

“觉得自己傻。”我说，“恨不起来，就是觉得自己挺傻的。”

周红梅没再说什么。她走过来，把我洗好的碗重新摆了一下位置，然后说：“你恨她也好，不恨她也罢，都不打紧。但你要记住，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别人给的。”

我点了点头。

“行了，去写作业吧。写完早点回去，别让你奶奶担心。”她解下围裙，搭在墙上。

我回到西屋，继续做题。做了不到半小时，听见堂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是周红梅的，压着嗓子，像是怕我听见。我放下笔，走到门口，看见她坐在方桌前，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正往嘴里送。

“姨，你喝的什么？”我走进去。

她明显没料到我会出来，碗里的东西洒了一点在桌上。她赶紧用手擦了擦，说：“中药，调理身体的。”

我看了看那碗药，颜色很深，闻起来有股苦味。

“没什么大事。”她摆摆手，“以前落下的毛病，喝几副药就好了。”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了我一眼，笑了：“怎么？怕我死了没人管你？放心，死不了。”

“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行了，写你的作业去。”她端起碗，把药一饮而尽。

我回到西屋，坐在书桌前，却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我爹躺在床上的样子，一会儿是周红梅喝药时皱着的眉头，一会儿又是书包里那五个沾着泥土的红薯。

我翻出作文本，打开最后一页，在上面写下一行字：

“1992年10月24日，晴。今晚吃到了腊肉。”

写完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半天，觉得太干巴，又在后面补了一句：

“周姨家的蒜苗炒腊肉，很香。”

窗外起风了，石榴树的枝丫在窗玻璃上轻轻刮过，发出细微的声响。我合上作文本，继续刷题。

九点半的时候，周红梅在堂屋喊我：“望山，该回去了。”

我收拾好书包，走到堂屋。她递给我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

“几个鸡蛋，两块腊肉，还有一瓶降压片。”她说，“降压片是给你奶奶的，用法让卫生所的人看过了，盒子上写着。”

我接过袋子，沉甸甸的，跟昨晚那五个红薯一样重。

“姨，我……”

“别整那些没用的。”她打断我，“明晚还来。你要是不来……”

“我就去学校找你。”我接上她的话。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学得挺快。”

我走出院门，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屋里的灯光从她背后照出来，把她的身影投在门前的空地上。

“路上黑，走慢点。”她说。

我“嗯”了一声，转身往家走。走到半路，我打开布袋子，最上面是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降压片。报纸上有一张照片，是县医院的医生合影，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被红笔圈了出来。

那是我爹的主治医生，魏医生。

我攥着那瓶降压片，鼻子又开始发酸。

回到家，奶奶还没睡，坐在堂屋里纳鞋底。她眼睛不好，针脚很密，鞋底扎得密密麻麻的。我爹在里屋，没出声，不知道是睡了还是醒着。

“回来了？”奶奶抬头看了我一眼，“吃饭了没？”

“吃了，在周主任家吃的。”我放下书包，把布袋子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

奶奶看到那瓶降压片，手停住了。她拿起来，凑到灯下看了半天，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红梅这人，心善。”

我“嗯”了一声，把鸡蛋和腊肉拿去灶房收好。

“望山。”奶奶在后面叫我。

“哎。”

“你爹今天说，想去地区医院治腿。”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他跟我说，周主任给他联系了县里的什么扶贫项目，能解决一部分钱。”

我回过头，看见奶奶脸上有两道泪痕，在昏黄的灯光下亮晶晶的。

“那挺好的。”我说。

“是挺好。”奶奶放下鞋底，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你爹要是能站起来，咱家就有指望了。”

我走过去，在奶奶身边坐下。她伸手摸着我的头，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

“苦了你了，孩子。”她说。

我摇摇头：“不苦。”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木板床上，听着隔壁爹的呼吸声。他的呼吸声很重，像是胸口压着石头。我闭上眼睛，想起周红梅说的那句话——“你爹要是能站起来，咱家就有指望了。”

我握了握拳头，对自己说：陈望山，你得争气。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屋里白惨惨的。我翻了个身，面对墙壁。墙上贴着一张旧报纸，是我初一那年贴上去的，边角已经发黄卷起。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个农村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

我盯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才慢慢睡过去。

第3章 周远来信了

日子像被人按了快进键。

从那天起，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先去周红梅家写作业，晚上在她那儿吃一顿饭，再回家照顾我爹和我奶奶。我爹在县医院重新办了入院手续，开始接受系统的抗结核治疗。周红梅给联系的扶贫项目批下来一笔钱，加上村里干部捐款和镇上的临时救助，手术费凑了个七七八八。

我爹入院那天，是我和周红梅一起送的。他躺在担架上，瘦得只剩下把骨头，脸上却比之前有血色了些。护士推着他进病房的时候，他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

“望山，好好念书。”他说，声音干巴巴的，像秋天的玉米秆。

我点头：“爹，你安心治。”

他“嗯”了一声，被推进去了。

周红梅在走廊上跟护士交代着什么，我站在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我爹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其实很害怕。

回村的班车上，周红梅靠窗坐着，闭着眼睛。车里很颠，她时不时皱一下眉。我坐在她旁边，一句话不敢说，怕吵着她。

到了村口，她才睁开眼睛：“我今天不回村部了，你跟我回去拿点东西。”

我跟着她到了家。她开了门，从堂屋的矮柜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

“周远来的，你看看。”她说。

我接过来，信封上的字写得很有劲，一笔一画的，像刀刻的。收件人是“周红梅同志”。我笑了：“姨，你儿子给你写信还叫同志。”

她也笑了：“他那人，正经过头。”

我打开信，里面有两张信纸。信不长，但字迹工整，看得出来写得很认真。

“妈：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在这边挺好的，不要挂念。部队生活紧张但充实，我们连队上个月搞了野营拉练，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地里走了三天。我体能跟得上，还得了连嘉奖……”

我念到这里，抬头看了一眼周红梅。她正看着窗外，嘴角微微翘着。

“接着说。”她说。

“妈，连长跟我说，今年底有机会提干，但我的文化课还差一些。你上次说村里有个高中生，叫陈望山，在县一中念高三，成绩很好。我想请他帮我整理一些复习资料，主要是语文和政治。数学我不行了，看不懂。最好有那种简单一点的，我基础不好。你替我谢谢他，等年底回来探亲，我再当面……”

我停住了。

“怎么了？”周红梅问。

“他说等他回来当面谢我。”我把信纸递给她，“他年底要回来探亲？”

“说是那么说。”周红梅接过信，又从头看了一遍，“西藏那么远，来回得半个月。他也不一定能回来。”

她折好信纸，放回信封里，站起身去倒水。

“所以你抓紧时间给他整理复习资料。”她背对着我说，“就当我付你的饭钱了。”

我笑了：“姨，你不给我饭吃，我也得帮你儿子整理。”

她转过身来，端着杯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哟，嘴甜了啊。”

从那天起，我开始给周远整理复习资料。他的文化基础确实不好，写信时有些字还写错，但逻辑很清楚，知道哪些是自己的弱项。我按照他的要求，把语文和政治的重点整理成笔记，尽量写得简单直白。每整理一章，就夹在信里寄出去。

周远也回信。一开始是写给周红梅的，信里提一句“资料收到了，很有用”。后来直接把信写到学校，信封上写着“县一中高三二班陈望山收”。

第一封单独寄给我的信，是在十一月初。那天下着毛毛雨，学校传达室的老陈在我经过的时候叫住我：“陈望山，有你的信。”

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是部队的邮戳，寄信人写着“周远”。

“你家亲戚当兵的？”老陈问。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把信塞进书包。

那天下午我到了周红梅家，把信拿出来，先给她看了。她看了一遍，说：“这小子，给自己的信还没给我写呢，倒先给你写了。”

我笑：“他是怕你看了烦他。”

“得了，你看吧。”她把信还给我。

我拆开信，周远的字还是那么工整，但比之前写得长了许多。除了问学习情况，他还写了不少部队的事。写他们巡逻时看到的雪山，写半夜站岗时头顶的星星，写指导员找他谈心时说的话。

信的末尾，他写了一段话：“望山，听我妈说你家情况了。我不太会说话，但我想告诉你，我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我当兵走的那天，她站在村口朝我挥手，我走了很远回头，她还在那里站着。你现在经历的事，我经历过。熬过去，就好了。等你考上大学，我请你吃我们连队的大锅饭。”

我盯着最后那句话，笑了。

“他说请我吃大锅饭。”我冲周红梅晃了晃信纸。

周红梅正在切菜，头也不回地说：“他那大锅饭，难吃得很，不如我的手艺。”

我笑了，把信仔细折好，放进书包最里层。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我白天上课，晚上在周红梅家复习，间或给她儿子写信、整资料。我爹在县医院的病情慢慢稳住了，医生说，结核杆菌得到了控制，下一步就是等手术窗口期。

我奶奶的精神也比之前好了，因为降压药吃着，头不晕了，又能在院子里侍弄她那几垄小白菜。她每天早上都要去鸡窝里摸一摸，有蛋就留着，攒够十个就让我带去医院给我爹。

村里人开始议论这件事。有一次我路过村口的小卖部，听见里面几个打牌的人在说话。

“红梅这是图啥？老陈家跟她非亲非故的。”

“谁知道呢。她那儿子在部队，一个人在家里闲的呗。”

“你这话说得，红梅可正经着呢。”

“正经啥呀，一个寡妇，天天让个大小伙子往家里跑……”

“你积点口德吧，人家陈望山还在上学呢。”

我站在门外，拳头攥得死紧。我想进去理论，又觉得没意思。那些嚼舌根的人，就算你跟他们吵赢了，他们该说还是说。

那天我没跟周红梅提这事。但她好像已经知道了。

吃完饭刷碗的时候，她忽然说：“望山，村里人说闲话，你听见了吧？”

我洗碗的手停了一下：“听到了。”

“你怎么想？”她问。

“没怎么想。”我说，“他们爱说就说。”

周红梅笑了一下：“你倒比我想得开。”

“姨，我就是觉得……”我转过身看着她，“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能因为怕人说闲话就躲着不来。那才是没良心。”

她愣了一下，然后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行，没白给你饭吃。”

可第二天，村里就传出了更难听的话。

那天我去卫生所给我奶奶拿药，路上碰见了赵二婶。赵二婶是个大嗓门，全村的闲话十有八九是从她嘴里传出去的。她看见我，老远就招手：“望山，你过来。”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

“你在周主任家住下了？”她上下打量我，眼神里说不出的暧昧。

“没有。”我说，“就是下午放学去写作业。”

“哦，写作业。”她拉长了声音，“那怎么不在自己家写？”

“家里没电。”我随便找了个理由。

“那你晚上回来不？”

“回来。”

她“啧”了一声，说：“望山啊，婶子跟你说句实在话。周主任是个寡妇，你一个大小伙子，成天往人家屋里跑，好说不好听。你要是有困难，跟村里说，村里给你想办法。别让人家戳脊梁骨。”

我看着她那张圆脸，胃里一阵翻腾。

“婶子，周主任是我长辈，我喊她姨。”我尽量压着声音，“我要是因为怕人说闲话就不去了，才是心里有鬼。”

赵二婶撇了撇嘴：“我也就是好心提醒你。爱听不听。”

那天回到家，我坐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了很久的呆。我知道赵二婶的话不能听，但“寡妇”“大小伙子”“戳脊梁骨”这些词还是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脑子里。

我给周远写回信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没有提这些。只写了一些学习上的事，还有我爹的病情有进展。

信寄出去之后，我坐在桌边，看着窗外那棵石榴树发愣。周红梅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水，放在我桌上。

“有心事？”她问。

“没有。”我说。

她没说话，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堂屋里传来她打电话的声音。村部有一部公家电话，她家里也装了一部分机。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听语气挺严肃的。

过了几天，赵二婶看见我的时候，脸拉得老长，一句话不说，扭头就走。

后来我才知道，周红梅去找了村支书。村支书在村委会上把赵二婶点名批评了一顿，说她不团结群众、传播不良言论。赵二婶在村里人缘本来就不怎么样，这回更是被人看了笑话。

我去周红梅家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被褥，拿一根竹棍抽打被面上的灰尘，“砰砰”地响。

“姨，我听说了。”我站在门口。

“听说什么了？”她头也不抬，继续打被子。

“村里的事。”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把竹棍靠在墙上，拍了拍手上的灰：“那事你不用管。我周红梅在村里干了十几年妇女工作，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要是几句闲话就能把我打垮，我早不干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倒是你，好好念书比什么都强。等你明年考上大学，这些闲话自然就没了。”

我点了点头。

“进去写作业吧。”她朝屋里努了努嘴，“今晚炖了排骨。”

我“哎”了一声，往里走。走到堂屋门口，我停了一下，回头说：“姨，谢谢你。”

她笑了：“少整这些虚的，进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有大片的红薯地，叶子绿油油的，长得比人还高。我在里面跑，有人在后面追，手电筒的光穿过叶子，像一把把刀子。我跑啊跑，摔倒了，膝盖磕在土块上，疼得我大叫一声。

然后我醒了。

天刚蒙蒙亮，窗外的鸡叫了。我坐起来，发现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抹了把脸，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又黑又瘦，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昨天刷鞋时没洗干净的泥。

可这双手，要拿笔，要写字，要替我爹站起来，要带我和奶奶走出这个泥潭。

那天早上，我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点着煤油灯看了一会儿政治书。

时间一天天过去，十二月很快就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周红梅家里生了个煤炉子，炉子上总架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我在西屋写作业，有暖和的炉子烤着，手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冻得握不住笔。

我爹的手术定在了十二月中旬。医生说，再不做，就真的错过最佳时机了。

手术前三天，周红梅带着我去县医院看我爹。路上她买了两斤苹果，用旧报纸包着，递给我：“一会儿你拿进去，就说是你奶奶让买的。”

我看了看她，点点头，没说话。

到了医院，我爹瘦了不少，但精神比之前好。他看见我们进来，脸上挤出一个笑，招呼我们坐。病房里一共四张床，另外三张都空着。

“过两天就手术了。”他说，声音比之前有底气了些，“魏医生说，问题不大。”

周红梅坐在床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跟我爹一项项核对手术费用。我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一下头。

临走的时候，我爹叫住我：“望山。”

“爹。”

“你过来。”

我走到床边。他伸出手，想摸我的头，但手只抬到一半就落了下去，像使不上劲。我俯下身子，让他的手够到我的头。

“好孩子。”他说，“爹拖累你了。”

我摇头，说不出话。

“等爹好了，给你做红烧肉吃。”他笑了一下，“你小时候最爱吃红烧肉。”

“行。”我哑着嗓子，“我等着。”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风很大，灌进领子里冷得人打颤。周红梅走在前面，步子很稳。我跟在后面，脚步沉重。

“周姨。”我叫她。

“嗯？”

“我爹的手术费，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我盯着她的后背，“别跟我说什么扶贫项目。扶贫项目能批多少我心里有数。”

她停下脚步，过了几秒才转过身来，看着我。街边小饭馆的灯光从侧面打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照得明暗分明。

“你想听实话？”

“想。”

“我把我男人留的抚恤金拿出来了一部分，又跟我娘家的二哥借了两千。”她说得平平淡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站在风里，喉咙紧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别多想。”她说，“钱是借的，要还。等你以后有出息了，连本带利还给我。”

我使劲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走吧，风大。”她转身又往前走。

我跟上去，大声说了一句：“姨，这钱我认。我陈望山这辈子都认。”

她没回头，但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更快地朝前走去。

第4章 石榴树下的旧信

我爹的手术安排在十二月十八号。

前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点着煤油灯，把第二天要用的东西一件件摆好：一条干净的毛巾，一包卫生纸，我爹换洗的秋裤，还有奶奶从鸡窝里攒的八个鸡蛋，用稻草包得严严实实。

天还没亮，我就出了门。周红梅说好跟我一起去。我走到她家门口，铁皮门已经开了，她站在院子里，正给石榴树浇水。那棵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条上结着些冰碴子。

“来这么早？”她抬头看看我，“吃了吗？”

“吃了。”其实我没吃。

“灶上有热粥，自己去盛。”她一眼看穿了我的谎话。

我乖乖去灶房盛粥。粥是昨晚剩的，热过之后稠乎乎的，里面还放了红薯块。我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就着咸菜喝完，身上暖和了不少。

等我们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爹被护士推去做了术前检查，然后就是等待。病房里的暖气片烧得烫手，我坐在床边，不知道该跟我爹说什么。

我爹倒是挺平静，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大杨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

“望山。”他叫我。

“爹。”

“你娘走的那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他忽然说。

我愣住了。我爹很少提我娘，提起来也是三言两语就岔过去。今天他突然说起这个，让我有些慌。

“她走了五年了。”他说，“这五年，爹最对不住你的就是……”

“爹，别说了。”我打断他，“马上手术了，你好好休息。”

他摇摇头，继续说：“有一件事，爹一直没告诉你。你娘不是跟人跑的。她去广东打工，在那边病死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人从后脑勺砸了一棍。

“你说什么？”我站起来，椅子腿刮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

“你娘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做工，累出了肺结核，又不敢花钱看，拖成了重病。厂里人把她送去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那个跑运输的，是她的工友，帮她往家里寄过钱。后来他专门来了一趟，把这事的经过跟我讲了。”

我浑身发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爹一直没告诉你，是怕你恨她。你奶奶也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扛着。”我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有泪光，“你娘临走前，托人给我带话，让我把你供出去。她说，望山要是不读书，她死都闭不上眼。”

我的眼泪终于崩了，像决了堤的河，止都止不住。我蹲在病床边，把脸埋进胳膊里，发出那种压着的、难听的呜咽声。我爹的手落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拍着，像小时候我摔了跤那样。

“哭吧。”他说，“哭出来就好了。”

我哭了很久，久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丢人。后来我抬起头，看见周红梅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提着一个暖水瓶，静静地站在那里，没进来。

我擦了把脸，站起身，朝她点了点头。

她这才走进来，把暖水瓶放在床头柜上，对我爹说：“手术室的护士刚才来通知了，十点半开始。”

我爹“嗯”了一声。

“陈大强，我跟你说。”周红梅站在床边，俯视着我爹，“你儿子刚才那顿哭，我看在眼里。你今天上手术台，要是心里没底，就想想他。你要是下不了这台子，他这辈子都缓不过来。”

我爹看着她，点了点头。

十点半，护士推着我爹进了手术室。那扇门关上的时候，我站在走廊里，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死死攥着口袋底。周红梅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从包里掏出毛线，一针一针地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看起来像件毛衣的袖子。

“姨，你还会织毛衣？”我没话找话。

“嗯。”她手里不停，“给周远织的。那边冷，加厚的。”

我“哦”了一声，又安静下来。走廊里很静，只有毛线针碰撞的细微声响。

手术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快三点的时候，手术室的门开了，魏医生先出来，摘掉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的笑意。

“手术顺利。”他说，“结核病灶清除了，神经压迫也解除了。后续就看恢复情况。”

我腿一软，差点没站住。周红梅伸手扶了我一把，对魏医生说：“谢谢魏医生，辛苦您了。”

我连声说：“谢谢，谢谢魏医生。”

我爹被推出来的时候，麻药还没过，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身上盖着被子，腰间缠着厚厚的纱布。我跟着推车进了病房，护士们把他抬到床上，垫好枕头，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

我坐在床前，看着我爹的脸。他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即便是昏迷着，也在忍痛。我把手伸进被子里，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很凉，但能摸到脉搏。

“爹，你挺过来了。”我小声说。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床。周红梅本来说她留下，我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回去休息。她拗不过我，临走前塞给我十块钱，让我买晚饭吃。

“别乱花。”她说。

我点头。

病房里很安静，暖气烧得人发昏。我靠在椅子上，半睡半醒。半夜里我爹醒过来一次，嘴里喊痛，我按铃叫了护士。护士给他打了止痛针，他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我坐在床边，一夜没睡踏实。天亮的时候，我去水房洗了把脸，冷水激得人一激灵。回病房的路上，我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逐渐亮起来的天色。

我娘死了。这个消息到现在还没完全落进我心里。五年了，我一直以为她跟人跑了，以为她不要我们了。我恨过她，恨她连一封信都不往回寄。可现在我知道了真相，那些恨突然没了着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剩下的只有一种空荡荡的疼。

我爹术后恢复得不错。医生说伤口愈合良好，神经功能的恢复需要时间，但至少脚趾头有了感觉。这是好兆头。我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笑了，笑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轻松。

我在医院陪了五天，然后回学校上课。落下的功课堆了一大摞，我晚上在周红梅家补。她知道我在医院没休息好，没催我，只是一顿饭比一顿饭做得好。有天晚上还炖了一只鸡，说是从她娘家带来的。

“姨，你不用天天给我做好吃的。”我低头喝着鸡汤，“我年轻，顶得住。”

“就是年轻才要吃好。”她坐在对面织毛衣，“你爹在医院能吃流食，你奶奶在家有卫生所的人送饭，就你，在学校吃不好，在我这儿凑合，身体垮了怎么考试？”

我不说话了，埋头喝汤。汤很鲜，上面飘着几粒红枣和枸杞。

“周远又来信了。”她忽然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你等会儿看。”

我吃完饭，拆开信。周远说他年底的探亲假批下来了，一月上旬回来，能待二十天。信里特意提到我：“望山，我回来要当面好好谢你。”

我把信看了一遍，抬头对周红梅说：“你儿子要回来了。”

她的毛线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织：“知道了。”

“你不高兴？”

“高兴。”她笑了一下，但笑容里藏着一丝说不上来的东西，“就是觉得，这回是真要操心了。这孩子回来，我得给他张罗着相个亲。”

我愣了一下。周远才二十二，怎么就要相亲了？

“他爸走得早，我得替他张罗。”周红梅放下毛线，叹了口气，“村里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会跑了。”

“那也得看周远自己愿不愿意。”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你小小年纪，还挺会说话。”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从书包里翻出我娘的那张旧照片。照片是从一张集体照上剪下来的，边角磨得发白，上面的人脸都有些模糊了。我娘年轻时候挺好看的，两根辫子搭在肩上，笑得眯起眼睛。

我看了很久，把照片夹回语文课本里。

我娘叫李秀莲。我十四岁之前，她每天早上给我煮粥，晚上给我补衣裳。我十四岁之后，这些事我奶奶做。我爹病倒后，这些事我自己做。

现在我知道，她不是不要我们了。她只是回不来了。

我把脸埋进被子里，小声叫了一声：“娘。”

声音在黑暗里散开，没有任何回应。

十二月底，我爹出院了。他坐在轮椅上，腰上还绑着护具，但两条腿已经有了知觉。医生说，接下来要做康复训练，每天坚持活动，可能到明年春天就能自己下地走了。

回到家那天，奶奶站在门口，老远看见我爹坐在轮椅上被推回来，眼泪就下来了。她迎上去，把脸贴在我爹胸口上，像小时候受了委屈那样。

我爹伸手抱着她，说：“妈，我回来了。”

那场面，我至今想起来还会眼眶发热。

周红梅帮我们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又去镇上买了一台二手轮椅。我问她花了多少钱，她不说。

“反正从你的账上扣。”她说。

我知道，我欠她的，已经算不清了。

第5章 一月的归人

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号，周远回来了。

那天上午我在教室里上课，课间的时候，传达室老陈又来找我，说有我的信。我跑去一看，是从部队来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望山，我明天下午到家，先到学校找你。”

我攥着信，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个素未谋面的“笔友”，要见面了。

下午放学后，我照常去了周红梅家。她正在院子里杀鸡，地上摆着一盆开水，鸡毛落了一地。她抬头看我，说：“周远明天到，你学校那边几点放学？”

“四点半。”我说。

“他说要去学校找你。”她笑了笑，“这小子，回自己家不先回来，倒先去看你。”

“姨，明天我来帮他拿东西吧。”我说。

“他一个大男人，还用你拿东西？”她白了我一眼，“你来吃饭就行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我出了校门，一眼就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他个子很高，站得笔直，手里拎着一个军绿色的旅行包，正往校门口张望。

我走过去，还没开口，他就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陈望山？”

“是我。”我说。

他把包往地上一放，伸出右手：“周远。”

我握住他的手，感觉那只手又大又硬，虎口上全是老茧。

“比我想的高。”他打量着我，“就是太瘦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在学校吃不好。”

“没事，回来让我妈给你补。”他拍拍我的肩，力气大得我差点一个趔趄。

我们并肩往村里走。路上他跟我说了不少部队的事，说话很直，嗓门也大，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走在乡间土路上，格外显眼。

“你妈在家给你炖了鸡。”我说。

他眼睛一亮：“真的？”

“昨天就杀好了，今天炖了三个小时。”

他搓了搓手：“那赶紧走，别让鸡白炖了。”

我笑了，跟着他加快了脚步。

到了家门口，周远大声喊了一声：“妈！”

周红梅从堂屋里出来，围着那条蓝布围裙，袖子挽得高高的。她看见周远，脚步停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抬手就在他胳膊上拍了一巴掌。

“喊什么喊，全村的狗都让你喊醒了。”

周远“嘿嘿”笑了，一把把他妈搂进怀里。周红梅推了他一下，没推动，就由着他抱。我站在旁边，看见周红梅的眼圈红了，但她仰着头，没让眼泪掉下来。

“行了行了，一个大男人，腻歪不腻歪。”她拍拍周远的背。

周远松开她，说：“妈，我想你了。”

周红梅转过身去擦眼睛，嘴里说：“想什么想，快进屋。”

晚饭吃得很热闹。周远像饿了三天似的，连喝了两碗鸡汤，还把两个鸡腿都夹给我。周红梅打他的手：“望山天天在你家吃饭，你倒把鸡腿给他。”

“他在学校吃不好，多吃点。”周远又给我夹了一块鸡肉，“你比我小几岁，正长身体呢。”

我看着碗里堆成小山的菜，有些不好意思。但周红梅没再说什么，只低头吃饭，嘴角带着笑。

饭后，周远把部队里带回来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有西藏的牦牛肉干，有部队发的纪念章，还有一条藏族特色的围巾，说是给周红梅的。

“妈，这是羊毛的，可暖和。”他把围巾围在周红梅脖子上。

周红梅摸着围巾，问：“在那边苦不苦？”

“不苦。”他摇摇头，“我挺好的。”

晚上八点多，周远起身要送我回家。周红梅说：“送什么送，他又不是小孩子。”

“没事，我送。”周远已经在穿外套了。

走到村道上，风很冷，天上星星很多。我们并排走着，好一会儿都没说话。后来周远先开口了：“望山，这半年，谢了。”

“谢什么，你妈帮了我太多了。”我说。

“我知道。”他顿了顿，“我妈这人，有什么都自己扛。我当兵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给你写信，我也给你写信，其实就是想有人说说话。”

我听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我收到你的信，也能感觉出来，你妈挺孤独的。”我说，“她织毛衣，说是给你的。其实你不在家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织到很晚，灯一直亮着。”

周远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嗯”了一声。

“这次回来，我准备跟她商量个事。”他说。

“什么事？”

“我想让我妈去部队那边住一段时间。”他说，“我们连队有家属院，可以申请。她一个人在村里，我不放心。而且……”他犹豫了一下，“村里那些闲言碎语，我也听说了。”

我的脸有些发烫：“周远哥，那些话……”

“不用解释。”他拍拍我的肩，“我妈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你是什么人，我也有数。那些嚼舌根的，我不放在眼里。”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说。”

“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陪陪我妈。她身体不好，腰是老毛病，还有胃病。她总说没事，但我知道她经常半夜疼得睡不着。”

我点头：“我知道。她有时候喝了中药，就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发呆。”

周远叹了口气：“我就是放心不下她。”

我回到家门口，周远没进去，说改天再来看我爹和我奶奶。我进院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路口，军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一尊笔直的雕像。

那天晚上，我给周远写了一封回信。虽然他就住在村里，但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

“周远哥：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你比照片上高，比你妈描述的精神。你放心，你不在这段时间，我会帮你照看好周姨。她对我有恩，我一辈子不会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爹手术很成功，现在能扶着东西站起来了。我争取明年考上省城的大学。周远哥，你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提干。等我们都出息了，周姨就再也不用一个人担着了。”

写完后，我把信折好，放进一个信封里，准备第二天一早塞进周红梅家的门缝里。

可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走到她家门口，就看见周红梅家的大门敞开着，里面传出争吵声。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是周红梅的声音，尖锐、激动，带着哭腔。

“妈，你听我说完——”周远的声音也高了起来，压抑着愤怒。

我站在门外，进退不得。

“你爸就埋在这片地里，我哪儿也不去！”周红梅喊了一声。

我愣住了。周远他爸，埋在村里？

这可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我一直以为，周红梅的男人是病死的，骨灰被带回老家安葬了。可听这话，他原来就葬在这里。

屋里沉默了一阵。然后周红梅又说了一句，声音低了下来，断断续续的：“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守着……守着这块地，守着这个家……我哪儿也不去。”

周远再没说话。

我后退了几步，躲到院墙拐角处。过了几分钟，周远从里面走出来，脸色铁青，大步流星地往村外走。我没敢叫他。

又过了好一阵子，周红梅才从堂屋里出来。她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那棵石榴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被抽空了一样。

我轻轻走过去，叫了一声：“姨。”

她转过头来，见是我，勉强笑了一下：“来了啊。”

“嗯。”我看着她，“你……没事吧？”

“没事。”她摆摆手，“我跟你周远哥吵了几句，没什么事。”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进屋吧，外面冷。”她转身往堂屋走。

我跟在她身后，看见她后脑勺上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白了一片，在冬天的阳光下，像落了一层霜。

第6章 风从北边来

周远回来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气氛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周红梅不怎么说话，只一个劲儿地往周远碗里夹菜。周远也不多话，低头扒饭。我夹在中间，有些尴尬。

吃到一半，周远放下筷子，说：“妈，我年初八归队。”

周红梅的手顿了顿，然后“嗯”了一声。

“部队那边，我申请了夏季训练任务。”周远说，“可能今年就不回来探亲了。”

“随便你。”周红梅的语气淡得像白开水。

我看着周远，他的脸色不太好看，但也没发作。他站起来，把碗收进灶房，水声哗哗地响。

周红梅坐在桌边，手里攥着筷子，眼睛看着碗里的饭，一粒米都送不进嘴。我轻声说：“姨，你吃点。”

她摇摇头，把碗放下：“我饱了。”

那天晚上，周远跟我一起回去。路上他抽了根烟，我这才知道他抽烟。

“望山，你有没有觉得我妈特别犟？”他吐出一口烟，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

“她有自己的道理。”我说。

“什么道理？”他转过头来，“她一个人在村里，生了病也没人知道。我让她去部队跟我住，她死活不肯。守着我爸那块地，守着那个家……可我呢？我一年到头在部队，晚上站岗的时候，脑子里全是我妈一个人坐在灯下织毛衣的样子。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

我沉默。我当然知道。我躺在自己床上想我爹的腿、想我奶奶的降压药、想我死去的娘时，也是那种感受。

“周远哥，周姨不走，可能不只是因为你爸。”我想了想，说，“她是妇女主任。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她放不下。”

周远苦笑了一下：“我知道。她就是放不下太多了。”

“给我点时间。”我说，“我帮你劝她。”

他拍拍我的肩：“谢了。”

但我没找到机会。周红梅像一只扎了刺的刺猬，每次我话题刚起个头，她就岔开了。我不想逼她，只好把话咽回肚子里。

周远在家的日子，村里来过几拨人。有来看望的，有来给周红梅汇报工作的，也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带着女儿来串门的。周红梅一开始还应付着，后来干脆躲在灶房里不出来，让周远自己接待。

周远被那些相亲场面弄得哭笑不得，晚上偷偷跟我说：“我像个展览品。”

我憋着笑：“那也是高级展览品，一身军装多威风。”

他作势要揍我，我闪身躲开。

那段日子其实挺开心的。周远性格爽快，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我，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他带我去镇上澡堂子搓澡，带我去县城看了场电影，片名叫《秋菊打官司》。散场后他说：“看见没，这女的跟我妈一样犟。”

我大笑。

可日子过得快，一转眼年初六了。周远走的前一天晚上，周红梅做了一桌子菜，鸡鸭鱼都上了。饭桌上，周远给周红梅倒了杯酒，自己也倒满一杯。

“妈，明天我就回部队了。”他举起杯子，“这杯酒敬你。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过得好。”

周红梅端起酒杯，跟周远碰了一下，没说话，一口干了。她平时不喝酒，一杯下去，脸就红了。

“你少喝点。”周远说。

“没事。”周红梅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你在部队，别担心我。望山常来，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也能搭把手。”

周远看着我，我点了点头。

那顿饭吃到很晚。周红梅喝了三杯酒，话多了起来。她讲周远小时候的事，讲他怎么淘气，怎么把邻居家的鸡追得满村跑，怎么上树掏鸟窝摔下来摔断了胳膊。

“那回可把我吓坏了。”她笑着，眼圈却红了，“大半夜的，我背着他走了十里路去镇上看大夫。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光着脚。”

周远低着头，不说话，只把一盘菜转来转去。

“后来你去当兵。”周红梅端起第四杯酒，手有些抖，“村口送你的时候，我心里跟掏空了一样。可我不能哭，不能让乡亲们看笑话。我就在心里一遍遍跟自己说，红梅，你儿子有出息了，你该高兴。”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啪嗒啪嗒落在桌面上。

周远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把她搂进怀里。这一次，周红梅没有推开他。她把脸埋在他胸前，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悄悄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还是光秃秃的，但仔细看，枝丫上已经冒出了些细小的芽苞。春天要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送周远去车站。他穿着军装，背着包，步子迈得很大。到了路口，他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望山，我妈就拜托你了。”

“你放心。”我说。

他点点头，顿了一下，又说：“有件事，我走前没来得及跟你细说。我妈身体不太好。妇科那边的问题，她瞒着我，但我偷偷问过卫生所的人了。”

我愣了一下。

“她总说喝中药是调理，其实不是。”周远的眉头皱得紧紧的，“我让她去大医院看，她不肯。我说带她去部队的医院看，她也不肯。她只相信村里那个土郎中。”

“周姨到底什么病？”我问。

“我也说不上来。”周远摇头，“卫生所的人含含糊糊的。你帮我留意着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给我写信，或者给部队打电话。我给你留了号码。”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我接过来，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走吧。”我说，“别误了车。”

他“嗯”了一声，转身大步朝车站走去。走出十几步，又回头朝我挥了挥手。我站在原地，也朝他挥手。他的身影在晨雾里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点。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号码。我攥紧它，放进最安全的地方。

回到村里，我先去了周红梅家。她一个人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上摆着周远留下的那双军用棉鞋。她盯着那双鞋发呆，连我进来都没察觉。

“姨。”我轻轻叫她。

她回过神，抬头看我，眼睛有些发红：“走了？”

“走了。”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起身去收碗。我跟过去帮忙，她说：“你别动，就几个碗。”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佝着腰刷碗。水很冰，她的手冻得通红。我想起周远说的那些话，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姨，你身体最近怎么样？”我试探着问。

她手上的动作没停：“老样子。”

“卫生所的王医生说，你有时候疼得厉害。”

她关了水龙头，转过身来看着我：“你跟周远瞎打听什么了？”

“没有，我就问问。”我说。

她擦擦手，走到我面前，仰头看着我。她的眼窝深陷，眼角的皱纹比半年前深了许多。

“望山，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你好好念书，别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姨……”

“好了。”她摆摆手，往堂屋走，“你今天不是约了同学讨论数学题吗？去吧，晚上来吃饭。”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觉得她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许多。

从那天起，我重新关注起周红梅的身体。她喝药的次数比以前频繁，有时候我下午去她家，一进门就闻见一股子中药味，浓得呛人。她的脸色越来越差，嘴唇常常白得没有血色。有一次她蹲在井边洗菜，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我赶紧冲过去扶住她。

“没事，起猛了。”她推我的手。

我扶着她，感觉她的胳膊细得可怜，袖子里空荡荡的。我心里一阵发慌。

那段时间，我爹的康复训练也有了进展。他能扶着椅背走几步了，虽然腿还软，但比之前强太多。家里的担子轻了些，我奶奶的脸上也多了笑容。

可周红梅的身体，成了我心头的一根刺。

我想给周远写信，可每次提起笔，又不知道写什么。写“你妈好像病了”？写“她不肯去医院”？周远在部队回不来，写了也是干着急。我只能多去她家，帮她做家务，盯着她按时吃饭。她有时候烦我，说我跟个老婆子似的管东管西。我也不恼，该怎样还怎样。

有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路过卫生所。王医生叫住我：“陈望山，你等一下。”

我停下脚步。

王医生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在村里看了半辈子病。他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压低声音说：“周主任那个病，你们家里人知道不？”

我心里一紧：“什么病？”

王医生犹豫了一下：“她不肯去县里查，我给她开了些药。但那个症状，像是子宫肌瘤。而且可能不小。”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子宫肌瘤严重吗？”我问。

“可大可小。”王医生说，“她这个情况，应该去县医院照个B超。我劝了几回了，她不去。你是她跟前的人，帮着劝劝。”

我点头，嗓子像被堵住了。

那天晚上我去了周红梅家，一进门就看见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捂着肚子，额头冒汗。我赶紧跑过去，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胃疼。”她说，嘴唇白得像纸，“老毛病了。”

我扶她进屋躺下，给她倒了热水。她喝了半杯，脸色才稍好一点。

“姨，去医院看看。”我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不去。”她闭着眼睛，“过会儿就好。”

“我陪你去。”我坚持，“就明天。”

“望山……”

“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周远哥在部队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打断她，声音有些失控，“你不是一个人，姨。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现在你病了，我不可能看着你扛着。”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目光复杂。

“姨，我求你了。”我说，“去看看吧。我请一天假。”

她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翻出周远留的那张纸条，在煤油灯下看了很久。我把那串号码抄在好几处地方，生怕弄丢了。

第二天一早，我陪周红梅去了县医院。

B超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皱着眉，说：“肌瘤不小，有八公分了。你平时肚子疼、腰疼都是这个引起来的。药物控制不住了，建议手术。”

我站在周红梅旁边，看见她的脸色一点点变白。

“医生，手术……要多少钱？”她问。

“先做个全面检查。”医生说，“住院押金先交五百。手术的话，看情况，可能一千到两千。有农村合作医疗，能报一部分。”

周红梅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往外走。我跟上去，听见她的脚步有些虚浮。

“姨。”我扶住她的胳膊。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嗓子有些发颤，“就是又要花钱。”

“钱的事你别愁。”我说，“我来想办法。”

她苦笑一下：“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想了想，说：“我寒假去镇上搬砖，每天能挣五块。一个月就是一百五。”

“你疯了。”她甩开我的手，“你明年高考，去搬什么砖？”

“那也比看着你病倒强。”我倔强地说。

她瞪着我，瞪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说：“你先送我回家。其他事以后再说。”

回家的路上，她靠在班车的车窗上睡着了。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我清晰地看见她鬓角的白发、眼角的细纹、脖子上那条旧围巾的毛边。

我别过头去，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冬天快过去了，地里还没有庄稼，只有大片的黄土，光秃秃的，延伸向远方。

可我总觉得，风里已经带了一丝春天的气息。

第7章 一封遗书

周红梅终究没同意我去搬砖。

她跟我吵了一架，吵得凶。在灶房里，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摔，指着我鼻子说：“陈望山，你给我听好了。我周红梅再穷，也没穷到要一个高三学生去搬砖治病的地步！你好好念你的书，你要是考不上，那才是真的对不起我！”

我被她吼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那你答应我，去做手术。”

她看着我，像在跟自己的倔强较劲。最后她说：“等开春。”

“开春是多久？”

“三月份。”她转过身去继续炒菜，“那时候天气暖和，恢复快。”

我半信半疑，但没再逼她。我知道她已经让步了。

一月底，我们学校放寒假。我白天在家照顾我爹，帮他做康复训练，下午去周红梅家帮她干些重活。她家的柴火快烧完了，我借了辆板车，去后山拉了两车松树枝子，码在院墙下。她看着那堆柴火，说：“够烧到夏天了。”

“等秋天再拉一车。”我说。

她没说话，只递了条热毛巾给我擦脸。

我爹的腿恢复得出乎意料地好。到二月初，他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挪动了。有一天早上，我还在睡，听见堂屋里有响动。起来一看，我爹自己从床上爬了起来，拄着拐杖走到门口，正扶着门框看外头的天。

“爹！”我叫他。

他转过头来，笑了一下：“望山，你爹又能站了。”

我冲过去扶住他，两个人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奶奶从灶房出来，看见这一幕，手里的勺子“咣当”掉在地上，然后捂住嘴哭了。

那天晚上，我爹让我去镇上买半斤猪头肉。我去了。买回来之后，三个人坐在灯下，吃了一顿像模像样的晚饭。我爹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他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娘还在的时候家里的光景，讲他年轻时候在生产队的事。

“望山，你娘临走前嘱咐我，一定让你念完书。”我爹红着眼眶，“爹没本事，差点就让你跟着我窝在这穷山沟里了。多亏了红梅。”

“周主任帮了我们家大忙。”奶奶说，“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不能忘。”

我点头：“我知道。”

二月中旬，周红梅去医院做了术前检查。医生说，肌瘤确实需要手术，建议尽早。周红梅答应了，手术定在三月五号。

我知道后，心里松了口气，但又开始愁手术费。虽然她说不用我管，可我总不能真的什么都不做。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镇上的水泥厂，问招不招临时工。人家看我瘦得跟竹竿似的，直摇头。

我又去砖窑问。砖窑的老板姓马，打量了我半天，说：“能搬得动砖不？”

“能。”我使劲点头。

“你多大了？”

“十九。”

“看着不像。”他摆摆手，“回去好好念书吧，学生伢子别来凑热闹。”

我站在砖窑门口，看着那些灰头土脸的工人用木板车拉砖，一车接一车，汗珠子掉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我心里不是滋味。

后来我去镇上菜市场转了一圈，找到一份卸菜的活。每天凌晨四点，菜贩子从县里拉来一车菜，我帮忙卸货、分装，干到六点半，挣三块钱。我连着去了五天，挣了十五块。

十五块钱，对手术费来说杯水车薪。但我能挣一点是一点。

开学那天，我把攒的钱数了数，一共四十七块。我把钱用旧报纸包好，放在周红梅家的桌上。

她回来看见纸包，打开数了数，问我哪来的。

“寒假挣的。”我说。

她没说话，把钱重新包好，塞回我口袋里：“你自己留着。你爹康复要营养，你奶奶要吃药，你在学校也不能总吃白饭。”

“姨……”

“陈望山，你听好了。”她打断我，语气严厉，“你再这样，我就当没你这个……没你这个侄子。”

这是她第一次用“侄子”这个词。我愣在那里，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撞了一下。

“姨，我……”

“好了。”她转过身去，不看我，“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我二哥过两天给我寄钱。你安心上学。”

我知道她在说谎。她跟她二哥早就不怎么来往了，为了给我爹凑手术费才开口借了钱，怎么可能再借。

但我没拆穿她。

那天晚上我在西屋写作业，听到堂屋里她在打电话。我停下笔，仔细听。

“二哥，上次那两千……嗯，我知道……手术要一千六，报销之后自费八百多……我手头有……好，谢谢二哥……你放心，年底肯定还上……”

她压着嗓子，但电话那头的声音还是模模糊糊传了过来，语气不善。

“红梅，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寡妇，帮一个不相干的人家，图什么？那钱你什么时候还？你侄女开春上学还要交学费……”

周红梅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低声说：“二哥，我知道了。我想办法。”

她挂了电话，在堂屋里坐了很久。我透过门缝，看见她趴在桌上，肩膀微微颤抖。

那一刻，我恨不得冲到电话那头，跟她二哥说：这钱，我还。

可我现在没有能力还。

我回到书桌前，翻开一本练习册，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地闪——她站在红薯地里拿手电筒照着我的样子，她端面时的热乎气，她喝中药时皱起的眉头，她帮我爹联系医院时忙碌的身影，她跟周远吵架时强忍的眼泪，她趴在桌上哭的样子。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

“周红梅，女，四十岁，村妇女主任。我陈望山这辈子欠她的，还不完。”

写完后，我把纸撕下来，折好，放进那个装着周远电话的信封里。我知道这很幼稚，但我必须让自己记住。

三月初，周红梅住进了县医院。手术前一天晚上，她执意让我回学校上课，说自己一个人能行。我不肯，请了一天假陪她。

她躺在病床上，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显得格外单薄。我坐在床边，给她削苹果。她不要，说我削得丑。

“凑合吃吧。”我说。

她笑了，接过苹果，小口小口地吃。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很重，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是上一个病人留下的，长得瘦瘦小小的。

“望山。”她忽然叫我。

“嗯。”

“要是我这手术下不来了。”她顿了顿，“你帮我照顾周远。他还没成家，我不放心。”

我喉咙一堵：“姨，你别瞎想。”

“我没瞎想。”她看着我，目光平静，“上了手术台，什么都有可能。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些天总梦见周远他爸。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站在院门口的杨树下面朝我笑。”

我握紧她的手：“姨，你一定会没事的。”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八点，周红梅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手里攥着一本书，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想起两个月前，也是这样的走廊，也是这样的等待，只不过躺在里面的是我爹。

四个小时后，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我长舒了一口气，腿一软，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

周红梅被推出来的时候，麻醉还没醒。我跟着推车进病房，看着护士把她从手术车挪到病床上。她的脸色蜡黄，眉头紧锁，但呼吸平稳。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那只手比之前更凉了，关节处全是做粗活留下的硬茧。

“姨，你睡吧。”我小声说，“我在这儿守着。”

她似有似无地“嗯”了一声。

那天下午，我爹让我奶奶陪着他，拄着拐杖来了一趟医院。我爹看见周红梅躺在床上的样子，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眼眶就红了。

“陈大强。”周红梅已经醒了，声音虚弱，“你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

我爹走到床边，弓着身子，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煮鸡蛋，放在床头柜上。

“红梅，你好好养。”我爹说，“家里有我和望山他奶奶看着，你别操心。”

周红梅点点头：“你也别逞能，你那腿还没好利索。”

“知道了。”

我爹和我奶奶待了半个多小时才走。临走前，我爹从兜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布包，递给我：“这里有五十块，你拿着。她住院这些天，你买点有营养的给她吃。”

我接过来，手指头都在抖。我爹这辈子，最不爱干的事就是求人借钱。这五十块，不知道他是跟谁开口借的。

周红梅住院那几天，我每天下午放学坐班车去医院，晚上在医院陪她。她让我回学校去，我不肯。她拗不过我，就骂我犟得跟周远一个样。

“周远哥要知道你住院，非得从西藏跑回来不可。”我说。

“别跟他说。”她紧张起来，“听见没有？跟谁都不许说。”

“那你答应我，以后身体有问题，早点看。”我趁机提条件。

她“哼”了一声，说：“你小子还学会讲条件了。”

我们相视一笑。那个笑容里，有太多说不出口的东西。

三月十二号，周红梅出院。我请了一天假去接她。办完出院手续，我扶着她从医院出来。三月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街上，路边的小树冒出了嫩绿的叶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还是外面的空气好。”

我笑着点头。

回村的班车上，她靠在车窗边，忽然问：“望山，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肯去周远那里住吗？”

我摇头。

“他爸叫周大川，以前是县运输队的司机。”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梦，“那年霜降，他出车回来，路过村口，看见一个小孩掉进水渠里。他跳下去救人。孩子上来了，他自己没上来。”

我屏住呼吸。

“那年周远四岁。”她说，“你三岁。你爹那时候还是生产队长，带着人把他从渠里捞上来的。你爹的腿，就是那时候落下病根。”

我的心脏像被什么猛敲了一下。

“所以我后来总去你家，帮衬你爹，不是没原因的。”她转头看着我，眼里有泪，“你爹是为了捞周远他爸，才把腿搞坏的。”

我的天。原来我们两家的渊源，比我想的要深得多。

“你爹的腰椎结核，是后发的，不是直接由那次捞人引起。但魏医生说过，他双腿长期劳损，底子差，跟那个冬天泡在冰水里有关。”她吸了吸鼻子，“所以望山，我帮你爹，不是在发善心。我是在还情。”

我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哪儿也不去，就守在这里。”她指着车窗外掠过的田野，“你周叔叔就埋在那片杨树林边上。他跟我说过，红梅，我要是哪天不在了，你就守着这个家，把周远拉扯大。我答应他了。”

车窗外的杨树还没长叶子，光秃秃的枝干挺立在蓝天下，像一群沉默的哨兵。

我转过头，看着周红梅。她的侧脸在阳光里显得格外柔和，眼角的皱纹一道道的，像是岁月刻下的河床。

“姨。”我叫她。

“嗯。”

“我替周叔叔守着你。”我说，“以后不管你认不认，你就是我亲姨。”

她没说话，只是伸出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

那两下，很轻，却落进了我心里最重的地方。

第8章 六月的雨

周红梅康复得不错。五月中旬的时候，她已经能下地干些轻便的活计了，只是还不敢提重物。我每天放学去她家，先把她院里的水缸灌满，再把柴火劈好。她骂我多事，我就笑笑，说：“我爹说了，你刚动完手术，不能累着。”

“你爹的腿怎么样了？”她问。

“好着呢。”说起我爹，我忍不住高兴，“前天自己走了一里地，去镇上买了包烟。回来还说，腿比之前有劲了。”

她笑了：“那就好。”

六月的时候，天气已经热得厉害了。地里的红薯秧子铺了满地，绿油油的，风一吹，叶子翻起一层层波浪。我有时候从村道经过，看着那些红薯地，就觉得恍惚。去年霜降夜里，我蹲在地里偷红薯的那一幕，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的成绩在稳步上升。几次摸底考试，都在年级前十名。班主任对我寄予厚望，说我要是发挥正常，考个省城的重点大学不成问题。

我把这话说给周红梅听，她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当天晚上多炒了一个菜。

“考上了，你请我吃喜酒。”她说。

“那必须的。”我说，“在县里最好的饭店摆一桌。”

她笑着摇头：“别整那些虚的。你好好去读大学，比什么都强。”

可六月底的一天，我在学校收到了周远的一封信。信里只有几行字，但每一个字都像刀：

“望山，连长找我谈话了。今年提干名额下来，没我。表现没问题，就是文化成绩还差一截。我妈那边，先别说。我没事，继续努力。你好好学习。”

我合上信，在操场边坐了很久。周远有多看重这次提干，从他的每封信里都能看出来。他在信里一笔一画写过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翻烂了字典拼出来的。他在海拔四千米的雪地上走着，腿上绑着沙袋，嘴里还背着政治题。

可命运还是没给他开门。

那天下午我去了周红梅家，她正在井边洗衣服。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气色比之前好了些，但还是瘦。我犹豫了又犹豫，还是没把周远的信告诉她。只说我收到了周远的信，他说在部队一切都好，让别担心。

她“嗯”了一声，继续搓衣服。

“姨，周远哥在部队，挺不容易的。”我装作不经意地说。

“当兵的哪有不苦的。”她头也不抬，“他自己选的路，再难也得走完。”

我点点头。

七月初，天气热得像蒸笼。我爹的腿已经基本正常了，虽然还不能跑不能跳，但走路稳稳当当。他重新开始下地干活，村里人都说这是个奇迹。我爹逢人就说，是周红梅救了他一条命。

周红梅听了，只是摆摆手，说：“是你自己命硬。”

七月六号，离高考还有十几天。我在学校紧张的复习中，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村部打来的，说我奶奶摔了一跤。

我请了假，火急火燎地往家赶。到家一看，我奶奶躺在躺椅上，额头肿了个包。我爹说，她踩到鸡粪滑了一跤，还好没伤着骨头。

我松了口气，帮奶奶涂了药酒。奶奶抓着我的手，说：“望山啊，奶奶不中用，给你添乱了。”

“奶奶，你这话说的。”我握着她的手，“你好好地，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助了。”

那几天，我压力大得整夜整夜睡不好。我爹的腿刚好，奶奶又摔了，周红梅手术后还在恢复，周远在部队提干没戏。这一桩桩一件件，像几座山压在我胸口。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睡不着，走出屋子，坐在院门口的石阶上。月亮很圆，照得整个院子亮堂堂的。远处的山像水墨画一样，浓淡相宜。

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是我爹。

“怎么不睡？”他挨着我坐下。

“睡不着。”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望山，爹知道你压力大。可你想想，最难的时候咱都过去了。我瘫了，你一个人扛着。现在我能走了，你也不用那么累了。你就放开考，考成什么样是什么样。天塌下来，爹给你顶着。”

我鼻子一酸。这是我爹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还有。”他顿了顿，“你周姨跟我说了，你跟你周叔叔的关系，还有我那条腿的事。她说她帮你，是在还情。我告诉你，不是。我从来没觉得她欠我们家什么。我是队长，带队下水捞人，是我的本分。”

我转过头看着他。他的侧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苍老，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

“你周姨是个好人。”他说，“她帮你，是她的心。你记住，以后有出息了，第一个要报答的，就是她。”

我点头：“爹，我知道。”

“去睡吧。”他拍拍我的肩，“明天还要早起上学。”

我站起来，往屋里走。走了几步，我回头说：“爹，你的腿真的不关周叔叔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他“嗯”了一声：“我知道。去睡。”

七月十六号，离高考还有四天。我从学校回来，到周红梅家报个到。她正在院子里给我纳鞋垫，说是让我带着去考场，踩着舒服。

“姨，你还会纳鞋垫？”我惊讶。

“废话。”她白了我一眼，“我十八岁就会。你试试。”

她把一双新纳好的鞋垫递给我，鞋垫上绣着几道简单的花纹，针脚密实。我脱了鞋，把鞋垫放进去，踩了踩。软，踏实。

“行。比买的强。”我说。

她笑了：“那肯定。”

我在她家吃了晚饭，临走前，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考试这几天，别去学校食堂吃。”她说，“我这里存了三十块钱，你到县城买点好的吃。别给我省。”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布包很轻，可沉甸甸地压着我。

“姨，等我考完试，我想跟你说件事。”我说。

“什么事？”她问。

“等考完了再说。”我笑。

她撇撇嘴：“还神神秘秘的。”

三天后，全国统一高考。

考试那三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教室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我的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考完最后一科英语，我走出考场，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

校门口人山人海，家长们伸着脖子往里看。我站在人群里，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爹拄着根竹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正朝我招手。

我跑过去：“爹，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他说，笑得满脸褶子，“考得怎么样？”

“还行。”我说。

“行就好。”他拍拍我的背，“走，回家。你周姨在家做饭，说你考完要好好吃一顿。”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微跛的背影，觉得天特别蓝，云特别白。

那天晚上，周红梅做了一大桌菜。我爹、我奶奶、周红梅、我，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周红梅还开了一瓶汽水，说：“没有酒，就喝这个。庆祝望山终于考完了。”

我端起杯子，说：“谢谢周姨。”

我爹和奶奶也端起杯子。四个人碰了碰杯，汽水的甜味在嘴里漫开。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第9章 揭榜之前

等分数的日子，比考试还难熬。

我整天心神不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白天去地里帮我爹干活，晚上回来后还要在灯下对答案，一遍遍地估分。我爹看我这样，也不多问，只是每天晚上给我煮个荷包蛋。

周红梅倒是淡定得很。她跟我说：“你现在着急也改不了结果。不如趁着有空，去学学骑自行车。到大学里用得上。”

我一想也是。就找村里有自行车的人家借了一辆，在村道上练。摔了几回，膝盖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总算学会了。

七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周红梅家帮她摘豆角。她忽然说：“望山，你那天说，考完试要跟我说件事。什么事？”

我愣了一下。这些天等成绩等得心焦，把这事儿给忘了。

“姨。”我摘下一根豆角，捏在手里转来转去，“我……我想去认我娘的坟。”

她手里的动作停住了。

“你跟你爹说了？”她问。

“还没。”我说，“我想你跟我一起去。我爹那个样子，我怕他难受。”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行。等你知道成绩了，心里踏实了，姨陪你去。”

我点点头，继续摘豆角。阳光从豆角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一闪一闪的。

“你娘是个好人。”周红梅忽然说，“她那时候在村小学当过代课老师，教过我儿子。周远到现在还记得，李老师教他写名字。”

我喉咙发酸：“我都不记得我娘教书的样子了。”

“你那时候还小。”她叹了口气，“你娘出去打工前，来找过我，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她说你这孩子心重，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让我以后多照看你。”

我的眼泪差点下来：“她怎么会去找你？”

“我们关系一直不错。”周红梅说，“她临走前，把你托给我了。可是后来你爹那边情况越来越糟，你又整天闷头读书，我就没提这件事。”

我放下手里的豆角，抬头看着天空。天蓝得没有一丝云，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上，刺得人眼睛发酸。

“我娘长什么样，我都快记不清了。”我说。

“你长得像她。”周红梅说，“尤其是眼睛。”

我笑了一下，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软。

八月六号，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全省理科第九百多名。县一中第三。分数够得着省城那所重点大学。

那天下午，我在学校拿到成绩单，整个人都是懵的。班主任激动得拍我的肩膀：“好样的，陈望山！这个分数，上省城重点没问题！”

我攥着成绩单，跑出校门，一口气跑到车站。班车上，我把成绩单看了又看，上面的数字像做梦一样。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告诉周红梅。

到了村口，我跳下车就往她家跑。跑到院门口，上气不接下气。她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我这样，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

我举起成绩单，手抖得厉害：“姨，我考上了。”

她愣了足足有五秒钟，然后一把夺过成绩单，凑到眼前看了半天。她认字不多，但那个总分还是看得懂的。

“真的？”她抬头看我，眼睛瞪得老大。

“真的！班主任亲口说的，省重点没问题！”

她猛地抱住我，抱得很紧。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好孩子。”她拍着我的背，声音哽咽，“好孩子。”

我也抱着她，眼泪流了满脸。我们就那么站在院子里，两个人哭得像两个傻子。风吹过来，把那棵石榴树吹得沙沙响。树上已经结满了青色的小石榴，又圆又亮，像一颗颗绿宝石。

晚上，我爹和奶奶知道了消息。我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后来他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瓶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周红梅倒了一杯。

“红梅。”他举起杯，“这杯我敬你。我陈大强这辈子，就服过两个人。一个是我爹，一个是你。”

周红梅也端起杯：“陈大强，你少整这些虚的。酒我喝了，但你得答应我，以后别再说这种话。”

我爹点点头，一口干了。那杯酒下肚，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

“还有你。”他转向我，“你给你娘……给你娘上个香吧。”

我点头。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娘走了五年了，一直没有正经的坟，只有一个小土包，埋在村后的山坡上。我爹从来没带我去过。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红梅去了村后的山坡。

那个土包很小，杂草长得老高。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松树，松树下面有两块石头，好像是有人曾经来坐过。我蹲下来，用手把周围的草拔了拔。土包前面，没有墓碑。

“你爹说，想等你考上了，再立碑。”周红梅站在我身后，轻声说。

我的眼泪一颗颗掉在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娘。”我开口，“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你听见了吗？”

风从山坡那边吹过来，松树轻轻摇动，发出细碎的声音，像低语。

“你走的时候让我好好念书。我念好了。”我又说，“你在那边，别担心我。我好着呢。”

周红梅蹲下来，把一束野花放在土包前。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们在山坡上坐了很久，直到太阳快落山。西边的天烧成一片火红，把整个山坡都染上了一层暖色。

“姨，我想给娘立个碑。”我说。

“好。”她点头，“姨帮你张罗。”

“还有。”我转过身来看着她，“我想把通知书给我娘看。等通知书下来了，我再来一趟。”

“好。”她又说。

我望着远处的村庄，暮色像潮水一样漫上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开始冒烟，淡白色的烟，在黄昏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娘没有走远。她就住在这片土地里，住在这漫山的野花野草里，住在我每一个梦里。

第10章 红指印

八月十四号，录取通知书到了。

那天邮递员骑着摩托车从村道上过来，大喇叭里喊：“陈望山，领通知书！”

全村人都听见了。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闻声拄着拐杖就往门口跑。奶奶也从屋里出来，围裙都没解。我从地里跑回来，裤腿上全是泥。

邮递员把那个印着省城大学校徽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笑着说：“小伙子行啊，省城重点！”

我接过通知书，手指头都在抖。信封不大，却像有千斤重。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拆开。那张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陈望山。

我爹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背对着我，两个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奶奶摸过来，把通知书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她不认识字，就用手摸着上面的字，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

周红梅是从村委会赶过来的。她手上还拿着文件，一看那通知书，眼眶就红了。

“我就知道你能行。”她用力抱了我一下，“我就知道。”

那天下午，我在周红梅的陪同下去了村后的山坡。我把通知书展开，放在娘的土包前。风把纸页吹得哗哗响，我用手压着，跟她说：“娘，通知书来了。你看看。”

过了几天，我们给娘立了碑。碑是周红梅帮忙找石匠打的，青石的，上面刻着“慈母李秀莲之墓”。碑前摆着供品，插着香。我爹、我奶奶、周红梅，还有我，四个人站在那里，谁都没有说话。

香火袅袅升起，在风里散成淡蓝色的烟。

忙完这些，我开始为大学做准备。周红梅帮我置办了被褥、衣服、饭盒、暖水瓶。她一样样地挑，一样样地比价，像个要给儿子办喜事的母亲。

“姨，太贵了。”我看着她拿起一个五块钱的暖水瓶。

“贵什么贵，上大学是大事。”她不理我，继续挑。

我爹的腿已经能走很远了，他坚持要送我去学校。我说，你腿还没好利索，我自己坐车去就行。他不肯，说：“你爹没本事，没法给你大富大贵。但送你上学，我还是要去的。”

我拗不过他，就答应了。

出发前三天，周红梅忽然来找我，神色有些凝重。

“望山，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她把我拉到院子里。

“什么事？”我心里一紧。

“我二哥……他听说你考上大学了。”周红梅犹豫了一下，“他想要回那两千块钱。”

我愣住了。

“他说，他儿子要结婚了，急着用钱。”周红梅咬了咬嘴唇，“我说了年底还，他不肯，说最多等到九月底。”

两千块。对她来说，这钱不是小数目。

“我这儿攒了六百。”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存折，“你爹那边还有五百，是村里之前给你的助学金，存在镇上的信用社。加起来一千一，还差九百。”

“姨，这钱我来……”我话没说完，她就瞪了我一眼。

“你一个大一新生，拿什么来？卖血啊？”她打断我，“我已经跟周远说了。他在部队存了些钱，说给我寄一千回来。”

“不行。”我摇头，“周远哥的钱不能动。他部队里也要用钱，而且他提干的事……”

我突然停住了。

周红梅看着我：“他提干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张了张嘴，知道说漏了。

“他写信告诉你的？”她追问，“他提干没成？”

我低下头：“周远哥说……让我别告诉你。”

周红梅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深吸一口气，说：“这个犟种。跟他爸一模一样。”

“姨，周远哥说了，他没事。”

“我知道他没事。”她的声音有些哑，“可我心里……算了，不说这个。先解决钱的事。”

“周远哥的钱不能动。”我坚持，“我大学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先把那两千块还了。”

“你的贷款还没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她摇摇头，“周远的钱，算我借的。等他回来，我还他。”

我知道我说不过她，只好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们镇政府有项政策，专门奖励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镇政府。

我找到了教育办。一个姓刘的干事接待了我。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说：“有。县里和镇上都有奖学金。县里奖八百，镇上奖五百。你回去准备材料，九月初过来办。”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一千三百块，足够还差的那部分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周红梅，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啊，你小子有主意。”

“那周远哥的钱，让他别寄了。”我说。

“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她摆摆手，“让他别寄。可他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说不定已经寄出来了。”

事实证明她说的没错。三天后，一张汇款单寄到了村里。金额一千元整。汇款人是周远。

我看着汇款单，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在高原上当兵的男人，用他攒了不知多久的津贴，一言不发地把钱打了回来。

那天晚上，我给周远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里说了很多。说我考上了大学，说我爹的腿好了，说我娘的事，说周姨一直在帮我。最后我写：

“周远哥，那一千块，算我欠你的。等我以后工作了，第一个还你。你在部队好好干，别灰心。你妈说过，你比你爸还犟。你爸当年是为了救人。你妈这么多年，是为了守着你。你们家的人，骨头比石头还硬。我相信你，迟早会出人头地。等过年回来，我请你喝酒。”

写完后，我把信寄了出去。

九月初，我该走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周红梅家待到很晚。她把我的行李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了什么。牙膏、牙刷、毛巾、肥皂，一样样确认。最后她满意地点点头：“齐了。”

“姨，我走之后，你照顾好自己。”我说，“要是身体不舒服，就赶紧去县里看。别拖着。”

“知道了。”她笑，“你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你答应我。”

“答应你。”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她：“这个你拿着。上面记着一些电话号码，有学校宿舍的、系办公室的，还有我爸的。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我到了学校就给你打电话。”

她接过本子，一页页翻过去。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数字和字都工工整整。

“你这孩子。”她合上本子，别过头去。

“姨。”我叫她。

她“嗯”了一声，没回头。

“等我毕业了，我养你。”

她猛地转过头来，眼圈红了，但嘴角是笑的：“你养我？你娶不娶媳妇了？养你爹、你奶奶，还要养我，你小子的肩膀有多宽啊？”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了下来：“不管。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她走过来，伸手给我擦眼泪。那只手很粗，带着柴火和肥皂的气味。

“行了。”她说，“一个大男人，哭什么。明天还要赶路，回去早点睡。”

我点点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停了一下。

“姨，那年霜降，要不是你逮住我。”我背对着她说，“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怎么？”她笑，“还想谢我？”

“不是。”我转过身来，“我就是想告诉你，那晚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想好了。”

“什么问题？”

“去派出所，还是跟你回家。”我看着她，“我选跟你回家。一辈子都选。”

她没说话，站在原地，眼泪一颗颗掉下来。

我走出门去，月亮很大，照得村道亮堂堂的。我深吸了一口气，踏着月光往家走。

身后的院门没关。我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门口，屋檐下的灯光落在她身上，像一尊温柔的雕塑。

那盏灯，亮了大半夜。

第11章 省城的秋天

大学比我想象的大。

教学楼、图书馆、食堂、操场，一切都比县一中大了无数倍。校园里种满了梧桐树，叶子刚开始发黄，风一吹，就落下一地金黄。

我拎着铺盖卷，跟在我爹身后。我爹坚持要送我来，一路火车、公交，颠簸了两天。他腿不利索，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我说我背他，他骂我：“去，老子自己能走。”

报到的学生人山人海。我排队办手续、领宿舍钥匙、交学费。学费是助学贷款，学校给开了绿色通道。办完手续，我去宿舍安顿好，又带我爹去食堂吃了顿饭。

“这食堂，真大。”我爹端着饭菜，四处张望，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爹，你慢点吃。”我把我那份鸡腿夹到他碗里。

他瞪了我一眼，要夹回来。我用手捂着碗：“你在路上都没舍得吃，这个你吃。”

他拗不过我，低头把鸡腿吃了。吃完后，他说：“望山，你好好学。爹不拖你后腿。”

“你说的什么话。”我拍拍他的肩，“等以后我工作了，接你和奶奶来省城住。”

他笑了：“那敢情好。不过省城房子贵，你买得起？”

“买得起。”我说，自己也笑了。

我爹在省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往车站赶。我送他上车，他站在车门口，朝我挥了挥手。

“回去吧，好好念书。”他说。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车开远。车尾灯消失在高架桥的拐角处，我眼眶有些发热。

回到学校，我借了舍友的自行车，去邮局给周红梅打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穿过几百公里，有些失真，但还是很熟悉。

“到了？咋样？宿舍好不好？同学好不好？吃得好不好？”她一连串地问。

“姨，都好。”我说，“宿舍八个人，挺热闹的。食堂饭也不贵。”

“好就行。你爹回来没有？”

“刚送走。他上火车了。”

“那就好。”她顿了顿，“你在学校，缺什么就说话。周远上个月又给我寄了钱。我不缺。”

“我知道。”我说，“我不缺。”

挂了电话，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省城很大，很吵，很陌生。但我没有害怕。因为我知道，在几百公里外的小村庄里，有一个人在等着我的电话。

大学的课业不轻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计算机基础，哪一门都够我喝一壶的。我没有城里同学底子好，只能花更多时间。每天晚上，舍友们都睡了，我还在自修室做习题。

周末的时候，我在学校找了份勤工俭学的工作，在图书馆整理图书。一个月能挣九十块。加上奖学金和助学金，日常开销基本够了。

我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给周红梅写一封。她的回信总是很短，但每封都有几句让我鼻酸的话。

“别太累，该吃吃，该喝喝。”“天冷了，记得加衣服，你在家就总穿得少。”“周远又立功了，高兴。”“你爹的腿，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每一封信的落款都是“周红梅”，前面从来没加过什么修饰。但我知道，那三个字比什么都重。

十一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周远的信。他说他年底会回来，问我要不要一起过年。

“我妈说，今年你回来过年，她给你包饺子。肉馅的。”他写道，“她还说，你要是敢不回来，她就去省城抓你。”

我笑了。我把那封信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

春节前，我回了村。在村口下了班车，我深吸了一口冬天干冷的空气。那味道里有泥土的气息，有炊烟的味道，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安心。

周红梅站在院门口。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我去年见过的周远送的那条围巾。远远地，我朝她挥手。她也抬起手，在风里挥了挥。

“姨！”我喊。

她笑，露出不太整齐的牙：“回来了。”

“回来了。”

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但树干上挂着两个红灯笼，是周红梅自己做的，铁丝弯的架子，红纸糊的面。红彤彤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我站在灯笼下，觉得一切都刚刚好。

第12章 那年春天

一九九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三月刚过，田埂上就冒出了嫩绿的草芽。村里的玉兰树开得纷纷扬扬，远远望去，像落了一树的雪。

我回了学校。走之前，我特意去了一趟周红梅家，把在学校省下来的三百块钱塞给她。她不肯收，我就放在她家堂屋的抽屉里，留了张纸条：“姨，这是我勤工俭学挣的，不多，但你先拿着。日子慢慢过，我很快就能毕业了。”

到学校后，我照常每月写信、打电话。周红梅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前轻松了些。她说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又能下地干活，又能去村部上班。我听了很高兴。

五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在图书馆上自习。宿管阿姨跑来告诉我，有人打电话到宿舍，说我家里出了事，让我赶紧回电话。

我跑回宿舍，拨通了村部的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有人接，是周红梅。

“望山。”她的声音有些哑。

“姨，怎么了？”我紧张地问。

“你奶奶……今天中午走了。”她顿了一下，“没遭罪。睡过去的。你爹说你奶奶走的时候，脸上是笑的。”

我握着话筒，一下没反应过来。走了？我奶奶走了？

“望山，你在听吗？”周红梅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有些模糊。

“在听。”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我明天回去。”

“好。别慌。姨和你爹都在家等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楼下，一直坐到天亮。三月的风还带着些凉意，从梧桐树叶间穿过。我满脑子都是奶奶的样子——她坐在灯下纳鞋底，她从鸡窝里摸鸡蛋，她摸我头时那只粗糙的手，她拉着我的手说“苦了你了”。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坐最早的一班车回了村。

到家的时候，灵堂已经搭起来了。白布黑帐，正中摆着奶奶的遗像。照片是她五十岁那年拍的，穿着件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翘着。

我爹坐在灵前，两眼熬得通红。见我进来，他只说了一句：“回来了。”

我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走到我爹身边坐下。他把我的手握在掌心里，很用力。

周红梅忙里忙外，招呼来吊唁的乡亲，安排饭食。我看见她眼里的血丝，知道她也没睡好。

“姨，你歇歇。”我趁空跟她说。

“没事。”她摇头，“你奶奶走得太突然，你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你多陪着他。”

奶奶是睡过去的。我爹说，那天早上他起来做早饭，我奶奶没出来。他进屋一看，人已经凉了，脸上带着笑。医生后来说是心脏骤停，没有痛苦。

下葬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送葬队伍从家门口出发，经过村道，往后山走。我披麻戴孝，走在最前面。周红梅跟在我后面，打着一把黑伞。我爹拄着拐杖，由村里人扶着。

到了山坡上，奶奶被埋在了我娘的坟旁边。两个土包挨着，像一家人。

我跪在坟前，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我娘，我奶奶，都留在了这座山坡上。

“奶奶，你放心。”我在心里说，“我会照顾好爹，照顾好自己。”

回程的路上，周红梅走在我身边，伞往我这边斜着，她的半边身子都淋湿了。我把伞推回去：“姨，我不打。”

“别犟。”她固执地撑着。

最后我们两个人并排走在雨里，谁也没打伞。雨不大，像细密的牛毛，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偏头看她，她的头发湿了，贴在额头上，脸色有些苍白。

“姨，你答应我。”我忽然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别瞒着我。”

她看了我一眼，轻轻“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家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爹坐在堂屋里，盯着奶奶的遗像发呆。我给他倒了杯热茶，他接过去，没喝，就那么捧着。

“你奶奶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我爹说，“年轻时守寡，把我拉扯大。老了，又伺候我这个瘫子。临了，连句累都没说。”

“爹，奶奶不觉得累。”我在他身边坐下，“她有你有我，就知足了。”

我爹点点头，把茶一口喝尽。

周红梅从灶房端了碗热面条出来，递给我爹：“陈大强，吃点。你这一天什么都没吃。”

我爹接过碗，吃了几口，放下。他抬头看着周红梅，忽然说：“红梅，你就跟望山他亲姨一样。我陈大强这辈子，值了。”

周红梅别过头去，没说话。

我在家待了三天，办了丧事，安慰了我爹。临走前，我特意去了一趟周红梅家。她正在给我收拾东西，把家里的鸡蛋、腊肉装了满满一包。

“姨，太多了。”我说。

“拿着。学校食堂的饭哪有家里的好。”她把包塞给我。

我看着她，忽然问：“姨，你考虑过去省城看看吗？等我放假，接你去玩。”

她笑了：“我哪有那闲工夫。村里事多得忙不过来。”

“那等我毕业了，一定接你去。”

她没接话，只是伸手帮我把衣服领子整了整。

“去吧。别惦记家里，我和你爹都好好的。”

我点了点头，提了包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又回头：“姨，等我回来。”

她站在院子里，朝我挥了挥手。

那是三月底。石榴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摇晃。我记得那天阳光很好，天蓝得透明，她的影子投在地上，短短的，像一棵还没长大的树。

我走了。

第13章 尘埃落定

大学四年，我像一块干透的海绵，拼命吸水。

我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还额外选修了会计学原理。大三那年，我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周红梅。她在电话那头高兴得说话都结巴了：“好、好、好，有出息了。”

那年寒假，周远也回来了。他终于在部队提了干，当上了排长。那天我们四个人围坐在一起，我爹开了瓶好酒，说要好好喝一顿。

周远比以前更黑了，但精神头很好。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望山，你现在可比我还高了。”

“周远哥，你现在是排长了。”我笑。

“排长算什么。”他喝了口酒，“我的目标是当连长、营长。以后让我妈住进部队大院，再也不用受那些闲气。”

周红梅瞪了他一眼：“谁要住你的部队大院。我就在村里待着。”

我们相视一笑。这些年，我们都学会了不再逼她。

那天晚上，周远跟我睡一张床。我们聊到很晚。他讲部队的事，讲那些雪域高原上的巡逻，讲他手底下的兵。我讲学校的事，讲省城的高楼大厦，讲图书馆里看不完的书。

“望山，我有时候想。”周远说，“如果当年我没去当兵，现在可能在哪个工地上搬砖，或者在村里种地。人生真是一步一个样。”

“是啊。”我望着天花板，“如果那年我没偷红薯……”

周远笑了：“那你现在可能在派出所里蹲着呢。”

我们一起笑了。笑着笑着，都沉默了。

“我妈那身体，我还是不放心。”周远忽然说，“她去年又犯过一次胃病，疼得厉害，还不肯告诉我。是村卫生所的王医生给我打的电话。”

“她现在怎么样？”我紧张起来。

“好多了。做了胃镜，说是胃溃疡。坚持吃药，应该没事。”他顿了顿，“可她这人，药吃两天就停，说苦。我拿她没办法。”

“周远哥，以后我隔天给她打个电话。我监督她吃药。”我说。

周远笑着捶了我一下：“行。我就知道你靠得住。”

那个寒假，我回村的频率比之前高了。每次回家，我都会去周红梅家坐坐，看看她，陪她说说话。我发现她比以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了，腰也不太直了。但她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和当年一样。

我爹的腿已经完全好了。他能下地干活，能挑水，能赶集。他的脸色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村里的媒婆还上门给他说过亲，被他赶出去了。

“我这辈子就你娘一个。”他说。

我点点头，没说话。

大四那年，我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省城一家不错的国企看中了我的专业成绩，给我发了offer。工资不高，但稳定，有发展前途。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周红梅。她问：“国企是干啥的？”

“就是国家开的公司，铁饭碗。”我尽量解释得通俗些。

“铁饭碗好。”她说，“端着别撒手。”

我笑了：“知道了。”

毕业前，我回了趟村。那是六月，石榴树开了花，红彤彤的，像满树的小灯笼。我站在树下，伸手去够一朵花。周红梅从堂屋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凉面。

“吃。”她递给我。

我接过碗，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大口大口地吃。面是手擀的，劲道，浇了西红柿鸡蛋卤，凉的，在六月的热风里格外爽口。

“姨，我七月份报到上班。”我边吃边说，“等我领了第一个月工资，给你买件新衣裳。”

“我有衣裳。”她说，“你留着钱，在城里安家。”

“那不行。”我摇头，“我早就想好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你买衣服，给我爹买烟，给周远哥买双鞋。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她笑了，不再推辞。

我低头吃面。阳光透过石榴树的叶子，在碗里投下细碎的光斑。六月的风热乎乎的，吹得人心发懒。我忽然想起一九九二年霜降的那个夜晚。两年半了。那个蹲在红薯地里瑟瑟发抖的少年，已经不见了。

那个少年长大了。

第14章 石榴红了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了村。

省城的冬天没有村里冷，但我还是想念村里的年味。腊月二十八，我拎着大包小包下了班车。远远地，就看见周红梅站在村口，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

“姨，你怎么又出来等？”我走过去。

“刚好买菜路过。”她说，伸手要接我的包。

“不用，我提得动。”

我们并肩往回走。村里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挂上了红灯笼。炊烟从各家烟囱里升起来，在黄昏的天空下，像一棵棵灰色的树。

“周远哥回来没有？”我问。

“明天到。”她说，“他今年请了假，能待半个月。”

“那好。今年我们一家人齐齐整整的。”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微不可察地翘了一下。

我爹的身体比去年更好。他见了我，高兴得很，拍着我肩膀说：“胖了，精神了。”

“天天坐办公室，能不胖吗？”我笑。

“坐办公室好。”他说，“风不吹日不晒。”

那天晚上，我睡在奶奶和娘住过的那个房间。墙上的旧报纸还在，边角更黄了。我看着那些斑驳的字迹，觉得时光像一列停不下来的火车，把人不停地往前推。

第二天，周远回来了。他带了个姑娘，叫林小梅，是部队驻地医院的护士。姑娘长得清秀，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周红梅见了，欢喜得不知道怎么才好，忙前忙后地张罗。

“妈，你别忙了。”周远拉着她，“小梅不是外人。”

“不是外人也是客人。”周红梅甩开他的手，继续去厨房。

我进厨房帮她打下手。她正在剁饺子馅，刀在砧板上起起落落，声音均匀有力。我站在她旁边摘葱，忽然说：“姨，那个姑娘不错。”

她停了一下，笑着点头：“我也看出来了。周远这个犟种，有福气。”

“你也有福气。”我说，“以后有儿媳妇疼你。”

她“哼”了一声，说：“我不指望。她跟周远能好好过，我就放心了。”

那年春节，过得很热闹。家里贴了红对联，放了鞭炮，包了饺子。林小梅勤快，跟着周红梅学做菜，一口一个“妈”叫得亲热。周红梅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她高兴。

除夕夜，我们五个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周远开了瓶好酒，每个人都倒上。轮到周红梅时，她没推辞，端起酒杯，说：“我活了四十多年，今年最高兴。”

“妈，以后每年都让你这么高兴。”周远说。

“好。”周红梅点头，眼睛亮晶晶的。

我也端起杯子，说：“周姨，我敬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她看了我一眼，一仰脖子，把酒干了。

那天晚上，我和周远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石榴树上的雪还没化，枝枝丫丫上挂着冰凌，在月光下闪着莹莹的光。

“周远哥，我从来没问过你。”我忽然开口，“那年，你恨不恨我？你妈帮我，还动用了你爸的抚恤金。”

他想了想，摇摇头：“不恨。说实话，我一开始有点不理解。但后来你不断给我寄复习资料，我慢慢就想通了。人与人之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妈帮你，是她愿意。她愿意的事，我当儿子的，只能支持。”

“如果换个位置，你能做到周姨那样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能做不到她那样。所以我才佩服她。”

我们相视一笑，笑声在冬夜里传得很远。

那年春天，周远和林小梅在部队结了婚。周红梅去部队住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她带了一大包喜糖，挨家挨户地发。逢人就说：“我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护士，可好了。”

村里人都说，红梅脸上有了光。

五月，我回村给奶奶和娘上坟。山坡上，野草长得茂盛，两座坟前都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蹲下来，把草拔了拔，摆上供品。

周红梅站在我身后，说：“你奶奶要是看见你今天这样，不知道多高兴。”

我点头，站起身，看着远处的村庄。地里的红薯秧子已经长开了，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风过时，像绿色的海。

“姨，你还记得那年霜降吗？”我问。

“怎么不记得。”她笑，“你蹲在地里，像个泥猴子。”

我也笑了：“那时候我真以为自己要完了。”

“现在呢？”

“现在觉得，那年偷红薯，是我这辈子最走运的事。”

她伸手拍拍我的胳膊：“都过去了。往前看。”

“姨，我这次回来，还有件事要跟你说。”我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单位分了宿舍，不大，但能住。我想接你和我爹去省城住一段时间。我爹一直说想去大城市看看。你呢，也该歇歇了。”

她摇摇头：“你爹去就去，我去干啥。”

“去享福。”我认真地说，“你在村里操劳了大半辈子，该歇歇了。”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没有逼她。我知道，她这辈子的根，已经长在这片土里了。硬拔出来，她会疼。

那天从山上下来，她走在前面。夕阳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走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很安定。

她已经不再年轻了，鬓角的白发在风里轻轻摆动。可她走路的姿势，还是和两年前那个霜降夜一样，稳当、有力，像一棵长在路边的白杨树，什么风都吹不倒。

第15章 归途

时间过得真快。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已经在省城工作了两年多。工资涨了一次，房子也从宿舍搬到了单位附近的一间出租屋。屋子不大，但有一扇朝南的窗户。我买了一盆石榴花，养在窗台上。那盆花是从老家带回来的，是周红梅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枝条扦插成的。

周红梅最终还是来了一趟省城。那是一九九六年国庆节。我爹也来了。两个人在我的小屋里住了七天。

我带他们去了公园、商场、博物馆。我爹看得眼花缭乱，嘴里不停地说：“好，好。”周红梅没怎么说话，只是笑。她的目光在那些高楼大厦间流转，不知道在想什么。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在小屋里吃了顿饭。我买了菜，做了几个家常菜。周红梅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夜景，忽然说：“望山，你长大了。”

我笑了：“姨，我早长大了。”

“是啊。”她点点头，“你刚来省城的时候，才十八九岁。现在都工作两年了。”

我给她夹了块红烧肉：“所以我让你来，就是想让你看看，我一个人在城里也能过好日子。你别担心。”

她吃了肉，说：“我不担心。我从来没担心过你。”

我愣住了。

“从你第一次叫姨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个能成事的孩子。”她看着我，“不像你爹，死犟。你比他多了股韧劲。”

我爹在旁边“哼”了一声：“我倔，他就不倔了？”

周红梅笑了：“你们父子俩都一样。”

那天晚上，我送他们回了宾馆。走在路上，周红梅忽然说：“望山，我这次回去，想辞去妇女主任的职务。”

我有些意外：“为什么？”

“老了。”她笑笑，“让年轻的干吧。我该歇歇了。”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这个女人，操劳了半辈子，终于肯歇歇了。

“也好。”我说，“以后多来城里住。房租我给你留着。”

她摇摇头：“城里有城里的好，村里有村里的好。我心里有数。”

我知道再说也没用，就不提了。

第二天，我送他们去火车站。月台上人很多。我爹拎着蛇皮袋，里面装满了我给买的东西。周红梅跟在他身后，脚步不紧不慢。

火车进站了。我爹先上了车。周红梅站在车门边，回头看了我一眼。

“望山。”她说。

“姨，你说。”

“那年在红薯地里，你知道你哪句话让我最生气吗？”她问。

我摇头。

“你说，去派出所。”她笑了，“我当时就想了，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倔，宁可去派出所也不肯求我。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要帮你。”

我听着，鼻子一阵阵发酸。

“姨……”

“好了，车要开了。”她打断我，“你回去吧。有空给家里打电话。”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慢慢开动。她坐在窗边，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手。直到火车消失在铁轨尽头，我才把手放下来。

回屋的路上，我走着走着，忽然跑了起来。越跑越快，最后在路边停下来，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臂弯里。

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像有一大堆话说不出口。

等我站起来时，天已经黑了。远处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像散落在人间的星星。我深吸一口气，朝我的小屋走去。

窗台上的石榴花开了。一朵，红艳艳的，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我想，有些人的好，是你用一生都还不完的。但你还得还。因为你知道，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你还。

她只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

尾声

二零一四年，我三十一岁，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

那年秋天，周红梅病倒了。是胃上的老毛病，拖了太久，恶变了。我接到电话，连夜开车从省城赶回村里。

她躺在镇医院的病房里，瘦得脱了形。周远和林小梅守在一旁，眼眶通红。我站在门口，看着病床上的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在红薯地里拿手电筒照我的女人。

她看见我，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

“望山来了。”她的声音轻得像风里的灰。

我走过去，跪在床边，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凉得吓人，骨节像石头一样硌手。

“姨。”我说，“我回来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目光还是和以前一样，带着那么一股子说不出来的韧劲。

“照顾好你爹。”她说。

我点头。

“也照顾好你自己。”她又说。

我再点头。

她笑了一下，然后转头看向窗外。窗外的天空很蓝，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那棵杨树还没到落叶子的时候，叶子绿得发亮。

“今天天气真好。”她说。

那天晚上，周红梅走了。走得平静。走的时候，她脸上带着笑，和那年我奶奶走时一样。

送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队伍从她家门口出发，经过村道，经过那片红薯地，往后山走。地里的红薯已经刨了一半，秧子堆在田埂上，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土腥味。

我走在队伍最前面，捧着周红梅的遗像。照片上的她，五十岁左右，穿着那件蓝布衫，笑得从容。

我想起一九九二年霜降的那个晚上。她拿着手电筒，站在田埂上，笑得像个判官。

“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我选了跟你回家。

这一选，就是一辈子。

作者：沐泽看世界

这个故事，我写了很久。写的时候，总想起那些年我遇过的人、经过的事。每个人生命里，都可能有一个“周红梅”——她不一定完美，也可能很倔，但她用她的方式，把你从某个寒冷的夜晚拉回了家。

如果你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这份温暖最大的延续。

愿每个在寒夜里赶路的人，都能遇见一盏为你点亮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