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以色列政坛，“右翼”到底是什么意思？

本文作者丹·佩里（Dan Perry）是一位资深中东问题记者，曾任美联社开罗中东编辑和伦敦欧洲/非洲编辑，也担任过耶路撒冷外国记者协会主席。他以自身为例，抛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他是一个资本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派——按常理说这妥妥是右翼标配。但与此同时，他支持与巴勒斯坦分治、维护司法独立、要求极端正统派服兵役和工作，结果却被归类为“左翼”。

佩里认为，以色列传统的“左-右”政治光谱已经严重扭曲。“左翼”的污名化主要源于和平进程失败带来的集体创伤，以及内塔尼亚胡几十年来对该词的系统性政治打击。而“右翼”则被填充了大量与其原意相悖的内容——比如一个依赖国家福利、让大量人口免于工作和兵役、同时不断侵蚀民主制度的政治联盟。

作者：丹·佩里
2026年8月21日发表于耶路撒冷邮报

以色列政坛发生了一件怪事：几乎所有人都自称是“右翼”。那些强烈反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的政客们，也争着贴上这个标签，还有很多在根本性问题上与利库德集团意见相左的人也一样。

有些人宣称“左-右”二分法已经过时，但他们自己似乎仍然生怕别人把自己当成“左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右翼”在以色列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肯定不是指经济上的右翼。我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者。我未必相信市场能治愈所有社会弊病，但市场——在有护栏的前提下——是我们拥有的最佳经济原则。按照这个定义，以色列的很大一部分“右翼”其实是左派。

那些最依赖国家转移支付的选民群体，投票支持的是右翼政党。而且与美国那种工人阶级违背自身经济利益投票不同，这些以色列人是合乎逻辑的。他们支持流向自己的巨额公共开支，来自这个“亲福利的右翼”，于是照此投票。

以色列议会

好吧。也许右翼意味着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以我这个奇怪的案例来说吧。我认为，按照任何合理的历史定义，犹太人都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个散布在各个流散地的宗教信众群体。

民族有权实现民族自决，因此，即使在两千年的流散之后——我承认这确实不寻常（生活中很多事都不寻常）——犹太人完全有权在自己的祖先故土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我也认为，对“纳克巴”（阿拉伯大灾难）的执念是过度的。以色列的建国确实伴随着流离失所和暴力，这对个人来说是悲剧，但20世纪中叶充满了帝国崩溃、边界变更和人口迁移。印度的分治让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背井离乡，以建立统一的国家。

把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拔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恐怖事件，并据此赋予其一项反对以色列生存本身的永恒诉求，这是荒谬的。更不寻常的是这些难民在收留他们的社会中遭受的虐待——他们与其收留社会在族群上基本无法区分。

而且，尽管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感在当今确实强烈存在——无论以色列人喜不喜欢——其历史依据远比倡导者们所声称的要薄弱得多。

在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对抗帮助塑造了独特的巴勒斯坦身份之前，托管巴勒斯坦的逊尼派阿拉伯居民（以及移民）是更广泛的阿拉伯黎凡特地区的一部分，主要具有地方和宗教身份。

右翼并不会改变关于巴勒斯坦身份如何形成的看法。

在国家层面上，巴勒斯坦人与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差异最多是微乎其微的。并没有一个古老的巴勒斯坦民族穿越历史走向主权国家地位，世界并不欠它什么。我确实认为，这可能为冲突提供一条出路——但边界必须对以色列安全，任何巴勒斯坦国家实体都必须是非军事化的。

我对恐怖主义也极其强硬。当生命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我赞成给予安全部门极大的自由来制止威胁。我对恐怖分子权利的关切，类似于我对黑帮分子权利的关切：微乎其微，主要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一个人在定罪前应被视为无罪。

到此为止，我应该稳稳地属于右翼——对吧？然而，经过以色列政治那些离奇的曲折，我却成了一个左翼分子（或者按重新包装后的说法，一个“中间派”）。

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以色列继续是一个犹太国家。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有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可以赋予他们平等权利来吸纳他们，那样就不再是一个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它可以在不赋予平等政治权利的情况下统治他们，那样就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它可以试图驱逐他们，那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战略上的疯狂（因为这将招致全球孤立，其规模可能摧毁经济、破坏关键联盟，并削弱其自卫能力）。

那就只剩下某种形式的分治。我对具体安排没有特别的执念。以色列放弃的领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没错。

但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被错失的重大机遇，是利库德集团扼杀了1987年由前总理希蒙·佩雷斯和侯赛因国王推动的《伦敦协议》。该协议本可以使以色列从西岸的大部分地区——但非全部——撤出，同时将其置于约旦而非独立的巴勒斯坦控制之下。

让一个既有国家内的一个地区非军事化，比试图让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非军事化要容易得多。利库德集团的伊扎克·沙米尔不够聪明，没能看到这一点。

我的第二个“左翼”资质，是希望以色列继续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选举决定谁来治理，而民主要求有制度来约束政府的权力。

公民拥有超越选举的权利，少数群体需要受到保护以免受多数群体之害，在一个没有成文宪法、没有第二立法议院、也缺乏其他制衡行政权手段的国家，独立的司法机构至关重要。

这在以色列右翼中曾经是一个完全受尊重的立场。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对独立法院的崇敬是其政治世界观的核心，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也捍卫以色列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地位。

司法独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左翼事业，这直接与内塔尼亚胡的刑事审判有关。

我的第三个“左翼”冒犯之处涉及极端正统派（哈瑞迪），而在这里，意识形态的颠倒近乎荒谬。我认为儿童应该学习数学和英语，掌握现代经济所需的技能。

我认为成年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家庭——而不是把研习《托拉》作为默认职业，领取津贴而不是缴纳学费。我认为公民应平等分担公民义务，包括在需要时并以合理方式进行兵役。

希望所有以色列公民共同承担兵役负担，这并非左派观点。

然而，为这样一种安排辩护——即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获得巨额公共支持，同时其相当一部分人尽量减少对生产性经济和军队的参与——如今却成了以色列右翼的标志。这种安排将使以色列破产，其后果远超生活水平层面。

一个更贫穷的以色列会变得更弱、更脆弱。祈祷无法为“铁穹”拦截弹买单，无法发展军事技术，也无法产生维持一支第一流军队所需的税收。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左倾”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希望维持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防止它变成一个贫困的神权国家，并保护它免于滑向选举式独裁。

我很确定大多数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愿望——然而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却坚称自己“属于右翼”。其中尤其糊涂的人甚至投票给利库德集团及其盟友，而这些人正在破坏上述所有原则。

第一种解释，部分在于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大骚乱以及一波波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浪潮摧毁了人们对和平假设的信心。10月7日进一步加深了以色列人对和平的怀疑。

然而，这从逻辑上不应让他们想要因为右翼愚蠢修建的定居点，而永远与巴勒斯坦人纠缠在一起。

第二，内塔尼亚胡几十年来出色地将“左翼”污名化。最具揭示性的时刻发生在1997年，当时他被拍到对备受尊崇的拉比伊扎克·卡杜里说：“左翼忘记了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种煤气灯式的无稽之谈，以不同形式重复了几十年，在政治上极其高明。

这种关于标签的可悲混淆，制造了关于现实的混乱——而这个国家迫切需要清醒的思考。

我很乐意称自己为资本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安全鹰派、自由民主派和领土分治的支持者。这些词传达的是实际信息。所以，当有人宣称自己“右翼”时，我会要求对方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我想知道的是：关于那个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谁将工作并为之买单，谁将保卫它，以及什么限制能约束其政府，使其不至于决定关闭《耶路撒冷邮报》并称之为“人民的意志”。

到那时，我们才能决定谁是保守派、谁是激进派。我们才能决定谁真正希望以色列变得更好。那些旧标签确实已经死了，但分歧并未消失。要解决它们，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混乱。

作者简介：
丹·佩里，曾任美联社驻开罗中东编辑和驻伦敦欧洲/非洲编辑，曾任耶路撒冷外国记者协会主席，以及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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