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隋朝有“行”
中国经济史学家全汉昇（1912—2001）在《中国行会制度史》（1934 年）中写道：
“行”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的为隋代。
全汉昇进一步解释说，“行”之所以特别明显的开始于隋代，有其特殊的原因。
一是隋朝对外贸易日繁，诸夷来朝，商人为共同应付这种新市场的要求计，遂有“行”的组织。
二是隋规定县官不得以本地人充任，而外来县官往往不谙当地民情，只顾抽剥，商人不堪其扰，自然组织团体来与之对抗。
另外一位中国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1902—1985）在《中国经济史论丛》（1978年）中指出：
中国古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很早就有自己的组织，至少到隋代即已有了关于“行”的明确记载。
至唐、特别是宋，工商业者的“行”又有了大量发展。
还有一位中国经济史学家彭泽益（1916—1994），在《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1995年）一书的《导论·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到：
关于“行”，隋朝即已有之，但不知其祥。其后“行”的数量骤增。
从这里可以知道，全汉昇、傅筑夫、彭泽益等经济史学家都是认为，隋朝就有“行”。
隋朝有“行”，是学术界主流的、公认的观点。
“行”的本义和引申义
至于“行”这个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经常出现在文献中。
“行”的本义是行列，多用于军队。如：
《诗经•大雅•常武》：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
大意是周天子传令尹氏，命程伯休父调遣军队，使士卒分列行伍，向全军申明军令。
《左传•襄公三年》：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
即晋侯之弟扬干在曲梁扰乱军队行列，魏绛处死其驾车的仆从。
《楚辞•九歌•国殇》：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意为敌军进犯我方阵地、冲乱队伍，战车左骖马战死，右骖马亦为兵刃所伤。
这些文献所说的“行”，多和部队相关，多指队伍的行列。
到了隋朝， “行”字出现了新的含义，也应用于工商团体中， “行家”也成为了某一个行业高手的代称。
杜宝《大业杂记》记载：
隋大业六年……时诸行铺, 竞崇侈丽……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
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
这里提到“诸行”、“大衣行”，据考古学家宿白（1922—2018）介绍，这些文献记录，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被考古工作者所证实。
在（元）《河南志》中就有一段关于洛阳“大同市”的记载：
本曰植业。隋大业六年，徙大同市于此，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
可知隋的“大同市”和隋的“丰都市”都有同样的构造，都有行。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行”并不等于“行会”，但行会的基础，一定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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