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7年春，豫西战场上，解放军俘获了一个身形消瘦、烟瘾很重的国民党将领。押送途中，战士们很快认出了他：孙殿英，那个因盗掘清东陵而臭名昭著的人。
消息传到刘伯承那里，有人主张按战场惯例处置。刘伯承却明确表示，孙殿英不能杀，此人过去给八路军帮过忙，不能把这笔旧账抹掉。
这句话听着突兀。
一个盗陵卖宝、后来又投靠日军的人，怎么会和八路军有交往？那段被许多人忽略的往事，正藏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
孙殿英出身于河南永城，1889年出生。早年家境贫寒，年轻时混迹江湖，后来凭借拉拢部众、投靠军阀，逐渐在乱世中站住脚跟。他没有显赫家世，也缺少稳定根基，最擅长的便是看清形势、及时换旗。
这种性格，使他既能在军阀混战中不断上升，也注定很难获得真正的信任。
1928年，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一带。为了筹措军饷，他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清东陵，炮轰陵寝，盗掘了乾隆帝裕陵和慈禧太后定东陵。
陵墓被打开后，陪葬珍宝被大量掠走。孙殿英担心事情败露，一面销毁痕迹，一面拿出部分珍宝四处打点。清东陵被盗的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但由于各方势力相互牵制，此案最终没有得到与民愤相称的惩处。
有意思的是，孙殿英并非从此只会投机。他在军队中始终保留着一套现实盘算：能不拼命时尽量不拼命，必须作战时又会表现得相当凶狠。对蒋介石如此，对日军如此，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并非完全按照命令行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殿英曾在察哈尔、绥远等地同日军作战。1939年前后，他的部队活动范围接近太行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曾要求附近国军向八路军施压，制造摩擦。
石友三、张荫梧等部队态度强硬，曾多次与八路军发生冲突。孙殿英却没有完全跟随。他明白，八路军熟悉根据地作战，自己的部队装备和士气并不占优势，贸然开战，未必能讨到便宜。
一名旧相识曾劝他：“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何必再同八路军拼个你死我活？”
孙殿英没有把话说满，只回了一句：“军饷在别人手里，话不能说得太直。”
这句话颇能说明他的处境。他不是坚定的抗日将领，也不是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但在具体行动上，往往会给自己留下余地。
1939年，太行地区抗日斗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八路军武器弹药短缺，孙殿英部与根据地之间经过接触，双方逐步形成了互不进攻、共同抗日的默契。据相关回忆，孙部曾向八路军提供过一批弹药和物资。数量或许有限，却发生在弹药极其珍贵的时候。
这便是刘伯承所说的“有恩”。
这份帮助谈不上改变战局，更不能洗去孙殿英后来投敌的责任，但在当时确实使八路军减少了一面压力，也解决了部分燃眉之急。战场上的恩怨，有时并不以一个人的名声来衡量，而要看他在关键时刻究竟做了什么。
孙殿英后来还是走上了另一条路。1943年，他所部在河南一带活动时投降日军，成为伪军，并协助日军对付抗日力量。这一选择使他的政治信誉彻底破产，也让他在抗战结束后成为各方都不愿接纳的人物。
不过，他与共产党方面并非没有接触。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王定南曾因身份可疑受到日伪盘查。孙殿英以亲属关系为其担保，又设法疏通关节，使王定南脱离险境。此事属于私人关系中的援手，不能等同于政治立场，却也说明孙殿英并未完全丧失人情观念。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孙殿英率部在豫西一带作战，最终被解放军俘获。对这样一个罪责复杂、名声极坏的将领，如何处理，确实引起过争议。
战士们的愤怒可以理解。盗掘东陵是民族公愤，投敌当伪军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刘伯承考虑的并不只是个人好恶。共产党处理俘虏，既要清算罪责，也要分清不同阶段、不同事情，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大错，就把所有旧事一概抹平。
“他有罪，但不能说他从未帮过我们。”
这类判断，正是当时处理复杂历史人物时的尺度。
被俘后，孙殿英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多年吸食鸦片，使他的健康严重受损，关押期间还受到烟瘾折磨。解放军方面曾安排医护人员为他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
1947年，孙殿英在羁押期间病逝，终年58岁。这个曾经靠炮火打开清东陵的人，最终没有死在刑场，也没有重新回到军政舞台。他留下的，是盗陵、投敌、周旋与偶尔相助交织在一起的一段复杂经历。
刘伯承那句“不可杀”，并不是替孙殿英翻案，而是对一件具体往事的确认：有罪依法处理，有恩也不能不认。历史人物的面目往往不止一层，孙殿英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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