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2年5月31日，西安唐都医院病房里，80岁的林俊德已经病入膏肓，仍让家人把电脑搬到床边。他的手指颤抖，视力也开始模糊，却还在惦记尚未完成的工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没有留下长篇遗言，而是反复要求整理资料、交接任务。
这个细节，后来常被人提起。可林俊德一生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并不在病房，而在1964年10月16日的新疆罗布泊。
那天下午3时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现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张爱萍将军立即向北京报告。周恩来总理听完消息后，没有只问爆炸是否成功，而是追问了一句：“怎么证明这是核爆炸？”
问题并非不信任现场人员。新中国当时面对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外界很可能质疑试验结果。爆炸场面可以看见，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却是冲击波、压力和能量数据。没有科学记录，单凭一朵蘑菇云，很难让国际社会信服。
就在这时，林俊德带回了一件不起眼的装置。它并不庞大，甚至带着几分简陋：核心结构借用了钟表的机械原理，外部还使用了自行车轮胎等常见材料。有人难免疑惑，这样的东西，真能测出原子弹的威力吗？
林俊德没有多作解释，只说：“我能证明。”
装置送入速报工作环节后，技术人员根据记录到的冲击波压力变化，迅速完成了计算。结果表明，爆炸释放的能量符合核爆炸特征。这件小仪器，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极具分量的实物证据。
它的诞生，靠的不是现成图纸。
林俊德1932年出生于福建永春。少年时期家境困难，后来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大学期间，他依靠助学金完成学业。1960年参军后，他被调入国防科研系统，开始接触核试验测量工作。
当时，国外对核技术和相关仪器严密封锁，国内几乎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完整资料。林俊德带领的团队，成员多为年轻技术人员，面对的是一个既陌生又紧迫的任务：研制冲击波压力自记仪。
有意思的是，关键灵感并不来自某本权威教材。一次乘车途中，电报大楼的钟声传来，林俊德突然想到，钟表能够用稳定的机械运动记录时间，如果把这种原理用于压力变化记录，是否能做出可靠仪器？
回到研究所后，他立即开始试验。闹钟、自行车轮胎、简易储气罐，被组合成了最初的实验装置。没有专门设备，他就到铁匠铺打制器件，再用打气筒制造压力条件。条件很苦，办法却不能少。
1963年，林俊德25岁，承担仪器研制任务。经过反复改进，这种压力自记仪在试验中逐渐显示出优势。1963年年底，它参加了官厅水库系列化爆试验，记录下冲击波压力波形，数据质量得到认可。
因此，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时，林俊德带着仪器和测量人员进入现场，争取获取第一手资料。周恩来提出“如何证明”，恰好把科研人员长期积累的准备推到了聚光灯下。
原子弹成功，并没有让林俊德停下来。核试验从地面转向高空，测量条件随之变得更加复杂。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爆炸高度为2960米。仪器必须适应高空、低温和剧烈冲击，数据采集人员还要在茫茫戈壁中寻找测量结果。
有时，队伍要徒步走上几十公里。没有明确地面标记，测量工作只能依靠仪器记录和现场搜索相互印证。林俊德和同事们研制高空压力自记仪，为氢弹试验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1969年，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展开，测量对象从大气冲击波转为地下应力波。林俊德又带领团队进行平洞试验，建立地下核试验测量系统。工作地点不断变化，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他始终站在最前面。
从1964年到1996年中国暂停核试验，林俊德参加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中的测量工作。核试验结束后，他又投入国防装备新技术研究，带领年轻人员开展新的科研项目。2011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但荣誉没有改变他的工作方式。2012年被诊断为胆管癌晚期后，他仍要求学生把资料带到医院。23名学生接收文件时发现，老师早已为每个人建立档案，记录专业特长、学习进度和培养安排。
临终前，林俊德仍要求坐在电脑前。他对家人说：“坐着休息，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当天20时15分，这位长期隐姓埋名的核试验专家停止了呼吸。
按照他的遗愿，林俊德安葬在新疆马兰基地烈士陵园，墓号为371号。那个曾经用闹钟和自行车轮胎做出测量仪的人，最终留在了自己工作了一生的戈壁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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