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研究院丨GDP增长了，为什么农民反而不幸福？

近期，格非研究院组织团队深入3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实地调研，前后历时近一个月。接下来我们将陆续刊发调研成果，本文是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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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1、农产品领域GDP增长由三股力量推动——产业资本扩张、工商游资涌入、政府合规治理与资本下乡。其GDP贡献主要体现为折旧、土地租金和利息支出增加，而非品种多元化、消费升级或普通劳动者增收。

2、生产端“增量不增效”，小主体被挤出。资本过度涌入导致供给过剩，产地与销地价格倒挂频发。生产门槛被大幅抬高，大量中小企业和农民家庭被排斥在经营之外，农业的民生属性和就业退路功能被削弱，产品风味下降、食品安全隐患上升。

3、流通端渠道竞争白热化，批发市场遭多重挤压。电商平台、社区生鲜店、配送公司、新市场无序建设以及租金压力五股力量同时冲击传统农批体系。小商户被账期套牢、合规成本压垮，流通环节利润持续压缩，原本轻资产、快周转的体系被迫重资产化。

4、市场出清极慢，“周期消失”加大风险。重资产化导致沉没成本高企，大量主体借助杠杆“熬着”而不退出，农产品原有的供需调节周期被打破。从业者反映“养殖业没有周期了”，最终可能导致更剧烈的经济波动，成本更高、浪费更大。

5、农业发展需兼顾多元目标，GDP增长本身不足以衡量民生福祉。农产品行业应同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物美价廉消费、承担普通人就业创业功能。GDP增长若以牺牲农业的民生属性、多样性和韧性为代价，则难以真正提升大众幸福感。

要了解GDP增长如何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就需要进入到特定领域去了解GDP增长的具体来源和构成。像农产品这类民生属性非常强的行业，一头连着千万小农户，一头连着千万市民的餐桌，其GDP增长对大众尤其是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更加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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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端：规模化和重资产化主导的GDP增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农产品生产即狭义的农业产业在gdp增长中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

首先是因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有自给经济的属性。2014年，全国约有2.6亿个农户家庭，其中有60％，甚至有些地方高达80％的农户是生存性的、自给自足生产经营的，真正能够提供商品农产品的不到40％。这部分农业的主要经营者大多是被市场淘汰的中老年人或者因为要照顾老人、小孩的留守人员，他们因此在农村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就业，并且还能够降低家庭生活成本，为周边县城、在城市奋斗的人们提供靠自己劳动力种养出的有风味、有野性的农产品。

其次是因为大部分从业者都是小农户或者适度规模经营者。他们大部分采取轻资产的模式，固定资产折旧、利息和租金等方面的GDP贡献必然有限；从种到卖大量环节是家庭内部完成的；粮食、棉花、生猪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较低，用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大量生活活动不进规上统计，产出靠抽样推算，统计体系摸不准。

近些年，GDP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化和公司化的程度不断提升，其中推动的力量主要有三股：

第一股力量是市场发展的内生需求。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城乡农产品消费体量增长和品种不断增加，饮食消费的融合发展，推动各类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相对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大单品如菜芯的规模化生产需求的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长期深耕农业产业的产业资本和公司不断发展。我们调研到的江丰实业便是典型，作为一家集家禽育种、肉鸡养殖、饲料生产、家禽屠宰与精深加工、家禽批发市场经营于一体的综合性农牧企业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发家于广州白云区，得益于广东鸡肉市场快速发展和区位优势，公司自1985年开始，致力于优质黄鸡的育种研究，目前已建立起原种、祖代、父母代、商品代良种繁育体系。

2002年，江村黄鸡JH-2号、JH-3号配套系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农09）新品种证字第3号、（农09）新品种证字第4号】；2010年，金钱麻鸡1号配套系获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农09）新品种证字第34号】；2015年，公司获“国家肉鸡良种扩繁基地”、公司福和种鸡场获“国家肉鸡核心育种场”称号。其种鸡具产蛋性能高，节粮，体型紧凑均匀，加上整齐度好，抗病力强与性能遗传稳定的优点，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消费的要求。

第二股力量是大量工商资本尤其是游资（非产业资本）的涌入。一般而言，每一次经济周期或者产业周期都伴随大量工商资本从特定行业的出清，因此就会出现大量游资。农产品行业作为永不落幕看起来低门槛的产业，很容易成为游资涌入的赛道，包括一些有农村情结和农业情怀的资本。

在珠三角地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三来一补企业撤出，一些主要依赖外贸的产业集群遭受巨大冲击，因此原来从事制造业的没有办法跟着出海的老板们还没有到躺平和退休的年纪，一些有门槛的行业进不去，很多就进入到农产品生产领域。此外，房地产、能源、金融业、电商、快销品等各个行业都有大量资本涌入。

2010年左右，随着国家对楼市的强势调控，疯狂十年的楼市放慢了脚步。全国各地的房地产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农业领域。据统计，2010年-2014年，进军农业的房地产企业有20多家，投资金额动辄数亿元，恒大集团更是一掷千亿金，规划投资1000亿元全面进军畜牧、粮油、乳业三大板块；浙江绿城集团20亿元进行果类、蔬菜、水稻、油菜、水产品、茶叶、畜禽等农业全品类投资[1]。

第三股力量是政府推动的合规化管理和资本下乡。生猪养殖最为典型。2000年，温氏股份年出栏量突破100万头，但散户出栏占比仍超过90%。2014年1月1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之后一系列政策跟进，全国累计划定禁养区4.9万个，关闭或搬迁21.3万个养殖场。2014年，全国规模化率（年出栏500头以上）达到约49.1%，比2010年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

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3年政策明确鼓励资本下乡。因为政府对龙头企业在土地流转和财政补贴方面的倾斜，上述非产业资本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加速和持续涌入，包括那些农业规模化后高风险、低收益、长周期属性放大，因此被产业实践充分“教育”和“教训”，原本应该快速出清和出逃的企业。

在消费增长、资本下乡和合规化的多重力量推动下，产业资本和非产业资本持续涌入，基于产业逻辑的规模扩张和基于资本增值逻辑的规模扩张同时快速发展。后者的加入往往采取价格战和快速占领市场，向产业链上游快速延伸等策略，挤占了既有的利润空间和市场，也打破了前者基于产业发展规律，专心攻略核心产业技术难题，渐进扩张的节奏，甚至很多因此被后者吞噬，陷入到没有发展的状态。

前面提到的江丰实业等为代表的更加贴合产业发展规律的资本便面临类似问题。因为遭受到山东等地生产白羽鸡的巨头冲击，广东地区的家禽养殖龙头企业也不得不加快白羽鸡的生产，甚至为了占领市场，也加速进入到黄羽鸡的生产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黄羽鸡的发展因为广东对活禽销售的限制，再加上政府助力下规模导向的资本扩张逻辑，这类企业也会推动技术发展，但技术重心更多放在饲料加速生产层面，比如让白羽鸡能够在45天内生产出来，快速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市场。

结果导致需要依靠合理价格和适度规模的家禽销售来支撑技术上主要进行黄羽鸡研发、而不是规模快速扩张的小企业难以维持生存，最直接的表现是主要服务于活禽流通的三鸟市场发展越来越受限，价格因为规模供应的冲击更加容易出现产地和销售地价格倒挂的情况，市场上卖的活鸡也越来越多来自头部的龙头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

在生产环节，政府的合规治理、招商引资也让小企业在生产环节被挤压。为了解决环保问题，政府倾向于划定了养殖区域。为了完成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也倾向于将更大的地块流转给龙头企业。诸多大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生产，在采取公司加小农户的模式下，特定区域（尤其是有区位优势的区域）有土地能够本地化开展低成本生产的小农户就变得十分稀缺，大企业倾向于制定更好的政策来支持小农户，虽然会整体上增加生产成本，却达到了将中小企业挤出的目的，同时也能够依托规模效应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包括补贴和银行授信。结果是生产的重资产化和集中化程度不断提升。

最近几年，因为经济不景气，国有企业担负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担子越来越重，下场进行大规模种养的案例屡见不鲜，从大田作物到经济作物，从种植业到养殖业，从家禽到水产，全面扩张。在这个过程中，GDP确实快速增长了。问题是，从存量时代进入到增量时代，生产的规模化和重资产化替代真正意义的市场增长和品种多元化、消费升级，成为了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具体表现为折旧、土地和利息等在GDP的占比不断上升。

生产端的过多、过快发展，一方面，给上游的生产资料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催生了不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甚至在出海方面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另一方面，这些龙头企业也给上游的生产资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在过度繁盛的情况下，土地租金和利息支出的增加是必然。不仅如此，繁盛的假象造成原本就重资产的生产资料企业过度扩张，进入存量时代行业竞争白热化，价格战成为主要策略，不仅压缩利润，也导致这些企业用于研发的资金减少。

一些企业也不得不进入到养殖等终端环节，或者采取激进的方式如大规模赊购实现规模扩张。因为对于这些企业而言，生产的重资产化程度也极高，沉没成本更高，也只能够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采取更多策略来“熬着”，看看能不能熬到其他对手退出。问题是，成千上万的企业都这样想，因此也成为了农产品过剩生产的助推手。

从生产端来看，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供给过剩时代，生产的产品很难获得应有的回报，原本可以依靠增量时代进行的技术积累和突破的节奏被打乱，空间被压缩。

不仅如此，生产门槛不断提高，大量中小企业和农民家庭被排斥在经营和竞争之外，产业的民生属性逐渐剥离。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问题也不少。冷冻品的规模效应不断放大，挤占活鲜的市场；好的品种不断减少或者变得越来越不可及；产品生产节奏越来越快，生产时间不断缩短，单位面积的生产密度不断提高，潜藏着不可控和未知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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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端：渠道竞争白热化和过度重资产化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流通端。最直接的表现是，原本适配小规模、多品种、活禽活鲜快进快出的流通渠道——批发市场，因为各种资本进入到农产品流通体系中而承受着各种压力，不得不变得过度重资产化。那些曾经依靠轻资产、快周转、灵活组货生存的中小批发商和市场商户，在多重渠道的挤压下，要么被淘汰，要么被迫向上游或下游延伸，背上沉重的资产包袱，最终也加入到产能过剩的大军中。

推动力量主要有五种：

第一，电商平台向生鲜领域扩张，再加上此前疫情的推波助澜，生鲜电商快速发展。疫情期间，前置仓模式在一二线城市迅速完成了消费者教育，一些平台在高峰期一度占到城市菜篮子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平台依托多级仓储体系，将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品类如粮油副食、冻品、包装食品，快速从传统市场分流出去。冻品受冲击最大，因为它是标品，有保质期，物流成本可以被单价消化，不再依赖批发市场的快进快出，有的市场冻品商户流失率高达七八成。

但前置仓模式有其天然边界，运力是额定的，疫情期间线上需求暴增时，不到上午就运力不足、菜卖光了，最后还是靠农贸市场把货补进来。平台上的净菜折算下来单价也更高，摘菜、包装、配送的成本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还有一类嵌在大平台上的代运营模式，运营方派人驻点市场，全场捡货，哪个商户便宜就从哪里拿，动态定价，售后由平台处理，亏损却由商户承担。它本质上是搭了实体市场的便车——市场提供场地、货品和品质保障，它只需要几个捡货员和一套线上运营，就把客流从市场里抽走。有的市场曾专门雇人做线上捡单，每天还要花钱买流量，最后发现不划算，只能停掉。

第二，在所谓全民创业的号召下，为了弱化电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社区生鲜店和各类超市遍地开花，超出了原本不同层级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对接的流通体系。2015年前后，随着网购兴起，线下铺面租不出去，各地对生鲜经营的审批随之放开，社区生鲜店大量出现。这些店铺往往面积不大，夫妻两人经营，不需要功能分区，不需要一户一档，不需要专间，什么都可以卖。它们的租金成本只有市场内档口的几分之一，监管强度更是天差地别。

市场内的档口被要求肉品分类经营、蔬菜水产分区、熟食必须有专间；而街边生鲜店只要经营范围里有，就可以兼卖所有品类，抽检和处罚力度远低于市场内。更不用提那些打游击的流动摊贩，一大早出现在市场门口，等城管上班了就走，零租金、零税费、零监管，却直接截走了市场最宝贵的早市客流。这种监管上的不对等，让正规市场和商户承担了极高的合规成本，却要和几乎零成本的经营者在同一个客群面前竞争。不少市场的蔬菜档口数量因此大幅缩减，招商越来越困难。

第三，学校食堂等团餐对供应商的合规要求越来越高，连锁餐饮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配送公司的发展。学校、医院、机关单位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供应商必须具备完整的资质链条，营业执照、检验报告、溯源体系、投标资格，一个环节都不能少。这些门槛把大量个体商户挡在门外，只有具备一定规模和资质的公司才能参与投标。

配送公司中标后，除部分大单品自行组织生产外，主要通过组织现有批发市场的商户完成供应。它们从市场商户那里组货，却凭借渠道话语权将账期和成本转嫁给商户：给单位的供货通常有一到三个月的账期，给市场商户的结算也是月结甚至更长，而商户向上游拿货却必须现金交易。一些做了几十年的老牌批发商，给配送公司供货必须接受月结，想跳过配送公司直接投标又会被联合抵制，根本没有议价空间。

配送公司在依托团餐业务做大规模后，又将能力外溢，开始抢夺原本属于市场商户的小餐饮客户。小餐饮、小食堂原本是农贸市场商户的基本盘，商户把最好的货、最稳定的量留给这些客户，用这部分收入保障基本租金和流水，家庭零售反而是赚头。但配送公司带着团餐养出来的供应链能力和资质优势切入小B市场，对餐厅而言只需要对接一个供应商，所有品类都能送，虽然价格略高，但证书齐全、省心省力。小B客户被逐步抢走，市场商户的底盘就空了。疫情之后，这个趋势进一步加速，一些供应链公司不仅配送蔬菜，连调料、副食都能送，市场商户陷入配送商夹击小B端、线上平台夹击零售端的双重挤压。

第四，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和经济指标增长的推动下，鼓励和引导各类资本进入专业市场的新场建设，导致批发市场竞争白热化。区域性存量市场内出现过多批发市场已成为常态。有的城市原本一个市场就能承担全市七八成的供应量，后来陆续上马六七个同类市场，投资动辄几十亿，结果是每个市场都吃不饱，商户在多个市场之间来回设点、两头薅羊毛，资金被分散，经营更加困难。

一些新市场为了招商，直接给商户现金补贴，按车型补贴采购商，投入以亿计，这种靠资本买商户的做法不是在做市场，而是在烧钱抢存量。还有的地方政府对进口货按吨补贴招商，把市级财政都拖了进去。更值得关注的是国有平台的下场，各地农投、农发系统带着低成本资金整合市场资源，拿地、建设、招商的逻辑不是基于产业需求，而是基于投资规模和GDP贡献。有的市场被区属国企托管后，两年拿不出繁荣市场的方案，租金不愿降、运营不愿投，扶持资金搁着不用，宁愿不作为也不担风险，结果商户大量流失，一个曾经占区域水果交易量七成的枢纽市场，几年间就衰落了。

第五，政府拆迁和物业方租金上涨的压力，也让原本主导专业市场运营的产业资本承压。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的物业产权关系复杂，有的是村集体土地，有的是国资物业，有的是民营开发商持有，真正自己拥有物业的市场运营方是少数。

我们调研中发现，一些运营了十几个市场的国有公司，外租的市场大部分算上折旧摊销都在亏损。外租市场的租金由产权方通过公开平台招租确定，国企之间还不能随意降租。更要命的是消防和实用率的矛盾，市场因为消防通道要求，大通道要留4.5米，铺位出入口要够90厘米，实用面积只有55%左右，账面租金折算实际使用成本翻了将近一倍。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市场，改造投入几百万，租期只有五六年，每月仅租金就要几十万，还没算摊销。

有的市场亏了几百万想退，产权方不让退，又不愿降租，运营方只能硬扛。那些从工商时代延续下来的老市场，房屋都是几十年前建的，消防通道不达标，要么罚款要么改造，而租期太短，投入改造根本算不过来账。

一个显性的结果是，流通环节的利润被持续压缩。水果批发的毛利只有几个百分点，蔬菜批发的利润以分计，一个单品赚一毛多钱是行业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流通端的从业者不得不向上游或下游扩张，因此变得重资产化。一些批发商到产地包地、建基地，试图掌握货源；一些市场运营方尝试做供应链、做线上平台，结果大多亏损，有的被要求做农产品供应链平台，测算下来分流一定规模就要亏损几百万，只能不了了之。

更多的商户被账期套牢：下游餐饮和配送公司压着货款，上游拿货必须现金，一睁眼就是租金和人工，做了一辈子生意，账面上有数，手里却没有钱。有的批发商被卷款跑路的配送公司骗走近百万，欠债人换个亲戚的名字继续经营，自己名下没有财产，法院也执行不了。

当整个流通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在用杠杆硬撑，当批发商变成了基地老板、市场运营方变成了供应链公司、配送公司变成了渠道垄断者，流通端就不再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轻资产纽带，而是加入了产能扩张和资产沉淀的大军，和生产端的过剩相互强化、相互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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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背后：没有周期的农业危机

总体上，过快的规模化和过度的重资产化，导致整个农产品的市场出清变得非常慢。农业生产的门槛不高，生产规模提升较快，但需求相对稳定，因此必然会需要出清来重新调节供需关系。原来在重资产化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生产主体的投入不大，沉没成本不高，因此出清速度和效率会很快，很容易进入到一个新的供需平衡周期中。

但是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时候，就没有周期的，大家都试图借助各种杠杆来熬着，出清变得极慢。有从业者说，现在养鱼已经变得没有周期的，大家都是贷款或者以欠账的方式来熬着，甚至出现饲料商为了不让养殖户退出，帮助养殖户养殖，控制鱼销售的情况。这意味着，经济周期可能会以一个更剧烈的形式，成本更高，浪费更大的形式发生。

这背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对于我国而言，农业发展要兼顾多元目标，也决定了农业GDP增长是否有效。结合我国农产品发展的国情来看，农产品行业发展需要同时兼顾以下几个目标，根据重要性程度先后分别为：

第一，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在兼顾食品安全和价格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对抗先发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冲击。

第二，在基本解决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生产结构和农产品消费结构的优化同步转型，确保普通民众能够实现物美价廉的饮食消费。

第三，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还承担着普通人就业和创业的重要功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内涵是为被城市竞争淘汰的进城农民提供退路。另一方面，作为非标准和低门槛领域，为普通人提供创业和就业机会。

第四，农产品及其生产能力的出海，联合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大众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农业资本主义体系，也为我国农产品发展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制造增量。

兼顾上述目标的难处在于，农产品具有自然属性和野性，这种自然属性、野性让农产品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也让农业产业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具有亲和性，对过度规模化和工业化的排斥，也客观上造就了农业产业的波动性，供需平衡的实现难度更大。这意味着，匹配农产品属性的农产品周期（如猪周期）是必要的，是符合规律的，只能够在此基础上艰难的兼顾农业发展的不同目标。

参考文献：

[1] https://mp.weixin.qq.com/s/VAUn1TaBxKZUdeAo62oaVg

格非

研究院

•本期作者：格非研究院

•本期编辑：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