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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8月21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8月12日发表题为《美国对战争的致命执念》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史汀生中心大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埃玛·阿什福德。文章内容如下：
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时，许下的承诺是终结战争，而非挑起战事。然而，美国现在再度深陷中东一场新战事。这在今天更令人费解，因为在过去20年间，美国民众与众多政界高层早已有结论：这类战争本身就是错误。
究其根源，是制度架构与利益驱动一次次把华盛顿拖回本可避免的战争泥潭。首先，美国总统能轻易发起军事行动。自1991年起，美国领导人养成一种动辄动武的习惯，哪怕只是为维护微不足道的利益。对一个遥远小国或非国家武装势力动武，短期成本与风险看似很小——大多数美国人照常生活，甚至浑然不知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国会也基本甘愿放弃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力。但想要从这类冲突中抽身，难度却大许多。华盛顿早已习惯，即便是小规模局部战争，也要设定极致化目标；若未能实现战前承诺的目标，政界高层便不愿终止军事干预。
但这些军事干预的代价绝非微不足道，只是被掩盖了。连绵战事推高国家债务，过度消耗美军力量，还产生巨大机会成本，分流必要的军队投入与国内优先事项的资金。仅靠主观意愿改变美国好战的惯性远远不够。倘若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想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就必须设计制度，抬高动武门槛，降低武力手段的吸引力。
过往战争产生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进一步放大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说法是：美军如果战败，原因不在开战本身，也不在战争目标脱离现实，而在于战术选择不当、投入资源不足。例如2015年左右，共和党人将“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归咎于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而非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决策本身。
美国赢得冷战的经历也推动塑造了华盛顿的战略思维：认为设定推动外国重建、政权更迭这类宏大目标既具备可行性，也符合美国利益。然而即便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也很难转化为持久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变革。
历任总统反复发动无谓战争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美国民众几乎不用直接承受军事干预的后果。迄今为止，伊朗战争引发的反噬冲击，主要由海湾国家承担。美国实行志愿兵役制，战争的直接代价仅由一小部分固定群体承担；如今入伍士兵大多出身军人家庭，而不是广泛覆盖社会各阶层。此外，科技进步意味着一些远距离作战行动所需兵力减少。美军官兵及其家属固然会惶恐焦虑，但对大多数普通美国人而言，这场旷日持久的伊朗战争最直观的影响，不过是能源市场受干扰导致通胀上升。
美国发动战争成本的隐蔽性，可能容易让人觉得，即便“史诗怒火”行动这样决策草率的战争，也无伤大雅。毕竟过去20年美国在中东的战事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经济与人员损失相对较小。阿富汗、伊拉克战场美军伤亡人数远少于美国此前历次战争。战争产生的经济损耗被分摊，并化作国家债务留给后代偿还。
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美国过去与当下在中东的战争，均暗藏长期战略代价，并已经在损害美国全球地位与大国竞争能力。历史十分清晰：大国若在次要冲突中过度透支国力，终将无力维护核心战略利益。最直观的问题是，美军弹药库存严重告急。尽管美国政府提出扩大产能，五角大楼却难以快速补齐军备缺口，由此形成两难取舍：每一枚用于守护美军基地、帮助盟友抵御伊朗火箭弹的拦截弹，都意味着可部署到其他地方的导弹少了一枚。
美国在中东的鲁莽行事，带来影响更广泛的隐性机会成本。派驻中东的兵力无法调往其他地区，投入战争的资金难以用于新装备或前沿技术研发，重建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开支，限制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升级军事设施的能力。
单纯提高国防预算无法化解这类机会成本。即便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能获得通过，这笔军费开支将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近5%，创下数十年新高，也势必会抽走其他重要领域投入，长期拖累美国创新与经济增长。
此次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直接扰乱国际能源市场，动摇了美国作为全球公共利益公正协调者的身份。
所有这些代价均具备分散化、延后性的特征。20年之后，选择发动这些战争的后果可能显现：美国军力衰退、全球影响力下滑、经济实力走弱。伊朗战争恰恰证明，特朗普政府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充斥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将稀缺资源优先投向应对最紧迫的战略挑战。特朗普与历任总统一样，终究没能克制动武冲动，这愈发凸显体系改革的必要性。（编译/郭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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