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稍微喜欢历史的网友大概都应该知道,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1931年4月被捕叛变,幸亏打入中统头目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卧底钱壮飞(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果断处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顾顺章被捕叛变革命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在中共领导下的湘鄂西苏区竟然也上演过一起类似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后人所知,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湘鄂西省委在1931年9月24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收录在《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及时将此事进行了重点汇报,以免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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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共湘鄂西省委也是当天(1931年9月24日)上午刚刚获得了一个最新消息:洪湖苏区此间白螺交通站的总负责谢邦槐与监利负责购弹的张立丙这两人,于本月21日晚上潜逃。
报告称,谢邦槐与张立丙这二人潜逃之时,随带有博〔驳〕壳枪一支,撇把枪六支(农村武器,是岳临县委放此的)和金银(约值万余元)等物,近夜坐船渡江而去,至今不知下落。
因为事发突然,且事关重大,这二人的潜逃势必会“关于整个湘鄂西交通上、军事上均有损失”。尤其是那个担任白螺交通站总负责的谢邦槐,“过去无论中央、宜昌凡是来此间者,或是运货的线索与通讯都是由他负责,所以与白区来往的一切事实他都清知”。
也就是说,这个谢邦槐说他是洪湖苏区的“顾顺章”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他掌握的洪湖苏区情报系统的核心机密实在太多了,但凡是中央来的交通员他都认识,但凡是地下的通讯接头地址他也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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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湘鄂西省委赶紧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补救,并汇报中央,要求全盘更换苏区与上海中央之间全部交通联络点、接头方式,防止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特派余百芳同志前来中央,请中央通知我处交通,这次运货来特别要慎重,并要通知凡此间在中央之各同志也要注意,我们以后的交通上的工作重新改变,尤其是通讯处另外订立。”
不过查阅检索《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全部档案,此后1931年10月、11月、12月直至1932年湘鄂西省委、特委向中央送交的各份报告,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关谢邦槐、张立丙二人的记载,没有档案材料记录二人是否正式投降国民党、是否出卖组织、之后被捕获或是流落。
目前,也没有见到国民党方面的留存档案(湖北省、武汉、监利县敌伪档案)里谢邦槐与张立丙二人自首、变节、任职、抓捕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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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荆州、监利出版编辑的地方党史、地方志,同样也没有谢邦槐与张立丙这二人之后下落的明确记载。
最后不妨推测一下谢邦槐与张立丙的下落,我想无外乎以下三种可能性(虽然都没有现有的档案材料可以坐实):
第一,二人携带枪支钱物过江投奔了国民党当局,但隐匿了身份,在白区做普通工作,未留下档案痕迹;这种可能性很小。
第二,二人只是见财起意,卷款之后潜逃,并没有投靠国民党,从此隐姓埋名逃亡民间,也因此躲过了建国之初的镇反和历次政治运动;这种可能性较大。
第三,二人携款潜逃之后,也许分赃不均火并,或是渡江之后遭遇意外死亡;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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