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瑚：我的老师陈垣先生

陈垣先生(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解放前任北京私立辅仁大学校长，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院系调整，辅仁大学撤销，陈垣先生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

解放前，我在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三、四年级时，选修过援庵先生的课，毕业后又常到他家去问候。现在离开他教课的时间已经五十年了，他离开我们也已经二十七年了，他对我的教诲至今难忘。现在《学林往事》主编要我写一些关于他治学、为人的情况，但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先生之为人仰之弥高，恐非后学所能表达于万一。只可据我在听课时所作的笔记和后来谈话的回忆，作一简单的记述，聊表我对他的怀念。

援庵先生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学域极为宽广，无论在一般历史研究方面，还是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史讳学、中外关系史、宗教史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或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一位极负盛名的史学大师。傅斯年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世界型的学者，一个是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陈垣先生。

援庵先生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这是和他读书勤奋，治学严谨，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以及工作认真，基础深厚等分不开的。援庵先生是大学校长，在历史系要授课，指导研究生，还教过一年级的国文(现在称语文),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读书和著述的。他说：“要做史学家，非读书上瘾不成。”又说：“成名难由侥幸，史学家尤难。”“今日要养成认真研究学问的风气。”还说：“写书要考虑对象、效果，以及产生什么力量，要发挥历史学的作用，以造成一个未来的国家。”正是由于他对史学的极端爱好，又想对国家作出贡献，才使他勤奋读书和不知疲倦地工作。

援庵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首先，他注意博与专的关系。他说：“只博不专，难于成功；只约不博，难于贯通。要先博后专，或先博后约，使学识成为金字塔形。”博就要广泛阅览，取得丰富的知识，奠定深厚的基础。但是，泛而无归，博而寡要，“各方面都想做则不专，只能先侧重一两个方面。”博和约，通和专，是矛盾的，但又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博约结合，通专兼顾，适当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所成就。所以，他说：“要想成为大学者，必须把基础打好。”

不论是博还是专，都必须读书。援庵先生的读书方法是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来决定的，大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一般浏览、仔细阅读和熟读暗诵。

他常对我们讲述早年他探索治学之路时，首先对八股文下过功夫，后来又仔细阅读《书目答问》。《书目答问》是清朝张之洞写给初学者了解文史方面“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书中不仅列举了很多有用的书名，还注明书的卷数、作者和版本。这种简明扼要的介绍，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仅告诉读者许多重要的文史书籍，还可以按图索骥，买到许多好书。后来，先生又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而对《四库全书》浏览一遍，把这部包括三千多种、三万多册的书名、作者作了索引，并校正了前人所作书目的讹误。司马光说，能读完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的，当时只有王胜之一个人，可见读大书之不易。而援庵先生竟翻阅了《四库全书》,虽然不是全部仔细阅读。完成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工程，是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他经过这样十年的工作以后，为后来讲课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了目录学的知识，如何阅读呢?援庵先生说：“我愿你们先多看、粗看，先看大概，取其博，然后再细看。”“经史子集、笔记杂书、《素问》、《周髀算经》、《大戴礼记》等书，都要翻阅一过，所谓涉猎之功。”有些书就要看得仔细些，“不但要看其内容、背景，还要了解作者的情况。”有些书则须背诵，如古代重要史书《左传》,先生就能背诵。这样，有博，有约，有涉猎，有专精，万卷在胸，研究问题时，自然左右逢源了。

其次，读书不但要博览，要目勤、脑勤，还要手勤，即勤于抄录。先生说：“平时要多做笔记，以便写作时利用。有人把有用的史料记在别纸上，近代汉学家陈澧就喜欢用别纸记事。”别纸就是现在的卡片。现在做卡片已经很普遍，但在当时还不多。卡片用起来比笔记方便，但要做好分类工作。正是由于他平日读书多，勤于笔录，又善于利用自己制作的各种索引、目录和工具书，所以有了论文题目以后，可以很快地取得成果。

先生治学、治史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他非常重视考证工作。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由于重视考证，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书中专设《考证篇》,以胡三省所作《通鉴注》为例，讲述考证的重要性与一般常用的考证方法。《考证篇》小序云：“考证为史学之门，不由考证入者，其史学每不可信。彼毕生盘旋于门，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不由其门而入者亦非也。”在其他文章中也时有提及，如《全谢山联姻春氏》文中云：“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

先生曾对我们说：“文学家不善修史，欧阳修是文学家，所以《新五代史》借史作文，有许多浮词。所谓‘欧九不读书’,实际上就说他不擅长考证。”可见考证在史学中的重要性。

考证是中国历史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源远流长，清儒谓始于郑玄，实为汉代经师对于经书所作的校勘与诠释。谯周的《古史考》、束皙对《竹书》的“随疑分释，皆有义证”的著作近似于考证，似甚简略，直至宋代考史之风大盛，史学考证的著作才多起来，如李大性《典故辨疑》就是一本“核其正舛，率有据依”的考证书籍，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形成了一个高峰。援庵先生的考证取法于乾、嘉学者，而又把它发展至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第一，先生的考证摆脱了清代学者支离破碎、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学风。他的考证不仅论证有力，目的明确，而且组织严密，文字简练，有他独特的风格。

第二，先生很重视考证著作的思想性。他在讲到《二十二史考异》时对我们说：“有人赠钱大昕诗说：‘困学前惟王伯厚，日知近有顾亭林’,其意为，此三书可以齐名鼎立。后来认为，钱大昕的著作后来居上，作法精密。抗战以来，又觉得不够。因为《困学纪闻》和《日知录》除了考证、词章以外，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作者的精神。

《困学纪闻》尤胜于《日知录》。”在他写给方豪的信中亦云：“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结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疗’也。”先生所说的“精神”、“有意义”的史学，即指在其书中有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存在。注意了这一点，即与过去单纯为考证而考证的学风大不相同。

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评论篇》中云：“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这种议论，不同于空泛之词，其中有作者之思想在，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便能证明这一点。

第三，先生不仅重视考证本身，还对与考证有关的学科也加以研究，除目录学以外，对校勘学、史讳学、年代学等都下过功夫，特别是对史源学非常重视。

先生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清代乾、嘉学者对于古籍的校勘，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只作了具体的校勘工作，而没有形成一门学科。先生借撰述《元典章校补释例》,综举了校勘学的方法有四：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使它更系统更精密地成为一门科学。这是先生对于校勘学的贡献，也是对于历史学的贡献。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称这本书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

史讳学是对历史避讳问题所作的研究。先生在《史讳举例序》中云：“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这本书分析并说明了中国历代避讳种类，所用的方法和如何利用，使之成为考史者的一把“钥匙”,并成为一门重要的专门学科。

年代学是考史者经常遇到的复杂而又不能不涉及的问题，先生研究了中西历法，著《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卷。因卷帙较繁，又成《二十史朔闰表》一册，对于前人有关历法的专著均加以订正，为研究历史者提供一本非常重要的工具书。先生在序中云：“此编不啻二千年之中西月份牌，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也。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

史源学是先生非常重视的一门学科，根寻史源是考证的重要环节，是对古人著作稽考史事、订正讹误的必由之路，如先生所云：“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为了对学生进行考证方法的训练，特开“史源学实习”课。在他的家书中也讲过此事。信中云：“关于汝所担任功课，我想《鲒埼亭集》可以开。不管什么名目，但以此书为一底本，加以研诵及讲授，于教者学者均有裨益。我已试验两年，课名是‘史源学实习’,即以此书为实习。……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等。如是则可以知谢山文组织之方法及美恶。……学者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

先生给我们讲授“史源学实习”那两年用的是《日知录》。他对我们说：“《日知录》距今只有三百年，顾炎武所见到的书今天我们多能见到。作法是：点句、抄书、找出处。先找文中提出书名的，再找未提出书名的。找到后，将引文与原文校对。亭林先生是清代第一流学者，用今日引书法衡量，还有不够精密之处，但不可厚非古人，正应以此看古人引书之法。”

从先生讲授这门课和平时的谈话来看，他是非常重视探本寻源和深入细致的工作的。为了做好研究工作，先生常提到他的两句名言，即“竭泽而渔”,和“打破砂锅问到底”。

“竭泽而渔”是指在研究问题时，对材料的搜集要力求完备。他说：“南方人在池塘中养鱼种，鱼长大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所谓“竭泽而渔”,当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把材料一条不漏，而是说，要尽可能地搜集得完备一些。这和他所说“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的意思一样。因为材料搜集得越充分，越完备，考虑问题的方面越多，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越有保证，得出的结论也就越扎实可靠。

先生自己作研究就是这样的，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是《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他首先把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元史》阅读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加以研究，然后阅读其他书籍，搜集资料，再动手撰写，阅读范围非常广泛。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先生所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除了看过数十种大部头书籍外，还搜集了一千三百多通碑记，编成《道家金石略》。《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除了阅读大量文、史书籍外，还搜集了许多僧人语录。陈寅恪先生看过许多佛教书籍，但对这本《佛教考》认为：“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

先生要求“竭泽而渔”,但又要求文章内容充实，文字简练，材料不必全用。他幽默地说，不要把一勺炼乳冲成一碗水，不要把一条笔记的内容写成一篇大文章。他的著作确是如此。如从三尺多高的书稿中，删繁去复，最后仅选出一百九十四条例证，完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元典章校补释例》中的一千多条错误，是从一万二千多条的错误中选出来的。援庵先生对研究工作，既做到了“竭泽而渔”,又对所获鱼鲜“精炮细制”。

“打破砂锅璧(问)到底”,是先生借用俗谚告诉我们，做研究工作要步步深入，不要浅尝辄止。研究问题，作考证文章都是这样。他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疑和思的过程，就是问到底的过程。这就像剥竹笋那样，层层剥去笋皮以后，才能得到笋肉。先生还有一个比喻说：“考证如同打仗，要逐渐缩小包围圈。”对文章中提出的疑问，要由远而近，由易而难，最后解决了核心或要害问题，就一举全歼敌人了。

援庵先生精于考证，可惜没有写出系统讲述历史考证学的专著,不过，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往往分别地指出了考证的方法与应该注意的问题。现在试举几例，以见一斑。

1.考证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前面所引先生的话说：“考证贵能疑”,只有能疑，才能发现问题进行考证。要想发现问题，就要对一切历史记载先持不可尽信、更不能迷信的态度。《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唐穆宗长庆二年，胡三省注：“作史者盖极言其匮乏，犹《武成》血流漂杵之语。”先生按语云：“身之(胡三省字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可尽信也。”先生在为讲授“史源学实习”所作的导言中亦云：“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这两句话出自《诗经·郑风·扬之水》,用来形容史料，说得似乎严重些。但为了纠正过去学者易于轻信经史的习惯，它有使人提高警觉的作用。亦即《中庸》所说“慎思之，明辨之”之意。

2.考证要细心读史，精心求证。读史不细心，不能发现问题，不精心求证，不能纠正前人错误，不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错误须于细微处发现，正确须于论据中证明，粗疏是不能进行研究的。先生常举王鸣盛的错误为例，他在《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文中，指出王鸣盛，“在一条四百余字中而有四误，且误在全书第一卷第一行第一句，所谓‘开口便错’也。”如果不细心读史，不细心求证，怎能发现和纠正这些错误?因此，考证最基本的要求是细心与不惮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第三集，收有一封致丁文江的信，署名仅一“垣”字，编者未经考证，即定作者为陈垣。我看到以后，觉得有问题，曾提出过，未作更正。后经陈智超先生认真考证，始知作者为刘垣，而非陈垣。这也是疏忽致误的一例。

3.考证首先要知其史料来源，对史料不能辗转抄袭，而不问其所自出。其次，不能对史料不求甚解，或但观大意，虽一字之微也不能轻易放过。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云：“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又云：“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可。先生称那些只凭查阅辞书便率尔著作者为“无本之学。”他认为，考证要“沿流溯源”,“究其首尾”。所谓“读史须考本来”,研史更应如此。

我们在检索《日知录》史源时，先生曾出题叫我们作《 <日知录〉八停年格条注引辛瑕考》,经过我们考证，发现辛瑕乃是薛瑕之误，同时发现了《通典》作薛淑也是错误的。《北齐书》称薛瑕在任吏部尚书时请废停年格，《通鉴》称薛瑕为洛阳令时上书都是错误的。《日知录》称薛瑕为吏部尚书亦误。《日知录》既误其姓，又误其官。《通典》、《通志》、《通考》误其名，《北齐书》、《通鉴》误其官，惟《北史》作薛俶累迁吏部郎中，请废吏部尚书崔亮所立停年格是正确的。在这一关于“不简人才，专问劳旧”的停年格重要事件中，竟有这么多的书记错了。如果不是一一根寻其出处，加以研究，如何能发现这些错误呢?如果根据《日知录》的记载作文章，岂不出现姓氏、官职都错的大问题?< pan>

4.考史须通读全书，不可任意翻检，浅尝辄止；不可稍有所得，未探究竟即轻下结论。

先生在《〈廿二史札记〉一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文中，认为赵翼仅以《史记》、《汉书》的《高祖纪》所记“父母妻子”,即认为，汉王家属被楚军所获者，除太公、吕后外，尚有庶母及庶子刘肥。《日知录》仅据“太公吕后”,即认为并无“皇媪”。先生通读《史》、《汉》后，发现《史记》提及此事凡七次，三次称“父母妻子”,四次称“太公吕后”,或“太上皇吕后”。《汉书》提及此事凡五次，四次称“太公吕后”,一次称“父母妻子”,因而认为，“父母妻子”,“此乃家属通称，非必各有其人”。《廿二史札记》及《日知录》“皆仅据两书片面之词，未统观两书全面”,以致发生问题。

5.考证要注意文字及其他。考证不仅要内容充实，证据有力，而且文字要反复斟酌，力求简练准确，即使是一字之微也必须注意，所谓“一丝不苟”。如《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史焰《释文》云：“汉马援封伏波将军。”胡注云：“伏波将军而言封，史笔有此义例否?其鄙陋无识，概可见矣。”先生在《辩误》篇中的按语云：“一字之微，不肯放过如此，操觚家宜知所慎哉!”先生在《萨都剌的疑年》文中指出：“‘未有’是一事，‘未见'又是一事，不能以未见为未有，且《雁门集》佚诗多矣，此等不稳之句似应修饰。”可见先生用字是很慎重的。

考证还应注意其他一些事情，如引书要引原书，引文不要乱改原来文字等。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文中云：“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并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若其书未佚，即当检阅原书，不能据他书转引以为足。”又云：“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又一代有一代译名，……不能任意改窜原文，致失原来面目。”凡此都是考证家应注意的问题，不能疏忽大意。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唐书纠谬书后》文中云：“校雠攻辨之书，如病之有药石，如官之有纠弹，皆为人所患苦者也。然欲起痼疾而儆官邪，则良医直史，不惮人之患苦而必有以期于当也。疾愈而医者酬，奸摘而弹者赏。惟校雠攻辨之书，洞析幽渺，摧陷廓清，非有绝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不能以庶几也。其有功古人而光于后学，不特拯一人之疾，劾一官之邪而已也。”他在这里所说的“校雠攻辨之书”,当即考证之学，“有功古人而光于后学”,说明它的重要性，“绝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说明它的艰苦性，章学诚对考证是深有体会的。

由于先生的考证著作较多，也多精品之作，故本文对考证地位、方法和应注意事项，叙述较多。另外，考证之用，并不限于正误。但正误作用最明显，先生杂文中也以正误实例为多，故本文举例亦较多。其他有关考证的方法在先生著作中还能找到一些，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先生治史，喜欢作专题。他认为，专题容易精深。他所作的专题研究，不愿人云亦云。喜欢于“细微处或人未注意处注意”。而且不愿“随风气”而写作。他主张，“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他为了坚持作专题，还给自己订计划。他在1939年的家书中云：“二十年来，余立意每年至少为文一篇(专题),若能著比较有分量之书，则一书作两年或三年成绩，二十年未尝间断也。”他即使在病中(如臂痛、腿痛)也未间断过。他深信：“学怕无恒，凡学一事，必要到家。或作或辍，永无成功之可言也。”

先生作的专题研究不但多，而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要对国家有利。“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为陋。……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先生曾作氏族学的研究，积稿甚多，后不再用。他说：“过去言氏族利其分，以严夷夏之防。现在言氏族利其合，合然后见中华之大。分则无益于国，无益于民族。”可见他的选题是费过心思的。

先生著书，还重视史学的劝戒作用。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劝戒篇》小序中说：“劝戒为史家之大作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历史著作如果没有教育作用，其书将大为逊色。当然不能采取说教生硬的方式，而应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叙述，而寓教于史，方臻上乘。

他喜欢作专题，但也不反对写通史。他对我们说：“写通史须先立意(目的性、中心思想明确),要考虑写书对象，要考虑读后得什么效果，要考虑若干年后生效。”“不要看得太近，太浅，不能为一时。”专题和通史，不可偏废，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但过于偏重通史而忽视专题，往往流于空泛。如果不是冷静钻研，而是“随风气”写作，则更不易产生好的效果。

最后，援庵先生对待研究工作的严肃认真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在证据没有充足以前，不可轻下断语。从前我们写文章，找到证据以后，反复思考，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敢写文章。例如造屋打桩，过一段时间以后，再盖房。如果基础不牢固，则房屋易坏。”即使是校勘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不以一个校本为满足，还要搜集“异本”,讲求“佳本”,发现问题，更要“广参他籍”,“不可囿于一书”,以免因所见者少，而发生错误。

文章或一本书写成后，如何处理呢?先生说：“文章应争取公布。不发表，得不到批评。公布之后，其错误则为人所‘攻’了。”(这里的“攻”字，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勤攻吾之阙”的“攻”字，不是攻击谩骂的意思)又说：“作书是为人看的，不是为自己欣赏，必须严密明了。”即文章要论据充分，逻辑性强；文字要简明扼要，避免繁琐。

写文章要发表，但又不能急于发表。要反复推敲，甚至要把它放置一段时间，然后发表。他说：“文章要多置时日。”“文章须三四次易稿，我作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先生是广东人，常举广东做红木桌椅为例说：“做得容易，打磨则更费时间。”他对文字的要求也很严格，认为文章要精炼，不要有废词，要做到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一本书也是这样。文章写成以后，还要请朋友看过才放心，甚至向自己的学生、子弟征求意见。正是由于这样的谨慎负责，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充实，文字简练，在学术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友人说他“精勤卓绝，造诣深邃”,“淹贯群书，探索详赅”,确为至言。

先生勤于著作的动力，不仅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他在青年时就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又总想使中国富强，在学术上则想使中国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记得他在课堂上曾对我们说：“有些德国人到辅大国文系学中文，毕业后还要到美国去，因为中国没有博士学位，只有硕士。”他又说：“世界汉学中心在法国，日本人要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来。”柴德赓先生也说过，陈老师每次收到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来，无异是一炮打在他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著述。

总观先生治学的道路，他早年致力于八股文的揣摩，后学西医，受过科学的训练，又从日本书籍中了解到西方研究的情况。专攻史学后，他潜心钻研乾、嘉学者的考证。于是博采各家之长，形成他自己一套完整严密的治学方法。在著作方面则注意探讨该学科的规律，如史讳举例，校勘四法。育人则讲授“史源学实习”。可以说是，大匠授人以规、矩，学者可以自成其方、圆了。他重视资料，重视考证。资料要原始、要广泛，考证要根寻、要精密。他认为，史学著作要有思想性(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他主张通史致用(从通经致用引申),如考史喻今，针砭时弊，论史戒今，有为而发。诸如此类的思想和实践，都在中国史坛上显示了他的严正学风。他不愧是一代的宗师典范。

前些年，在“四人帮”统治下，正确的学风被混淆，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严密的史学考证被批判。他们为了个人目的，甚至可以篡改和歪曲历史，褒贬人物也由他们的主观意愿决定，历史学不能发挥它应起的作用。它既使史学研究步入歧途，也影响了历史学的声誉。流风所及，误人不浅。这是应该引以为鉴的。因而，学习陈垣先生实事求是、严谨精勤的治学精神，对振兴中国史学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

陈垣先生不仅在治学方面保持严正的学风，在做人行事方面也是刚正不阿、堪称师范的。

北京沦陷后，日军进城首先下令收缴人民手中有关中国政治、历史、地图等书籍。敌人如此重视历史，是惟恐中国人民有爱国思想。其次，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愚民、奴化政策下，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口不能“乱说”,耳朵由于敌人的干扰，听不到后方军民抗日的声音。在法西斯统治下，沦陷区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知识分子对此感到气愤，陈垣先生的心情尤为愤慨。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正直的学者，爱国的史学家，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了毫不妥协、毫不畏惧的气概。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教育的精神，令人钦佩。

记得在辅仁大学举办的一次运动会上，校长在讲演中慷慨陈词，他引《礼记·射义》中的话说：“古代的运动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他把不能保卫国家，不能抗御敌人入侵的将军，国亡后在敌伪政权任职的官员，以及为了个人目的而认贼作父的人，都排斥在人民生活之外。这是他对逃跑将军和汉奸的严正斥责，也是对学生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在操场上听到这些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到很振奋，以致数十年后的今天，先生的声音仍然在耳际萦回。

他又在一次会上引用《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鼓励学生虽处于乱世，不要改其常度。即不能因为国家有难而自暴自弃，要努力读书，等待时机报效国家。这与《宋书·武帝纪》中所云“藏器待时，……誓雪国耻”的意思相同，对学生抱有很大的希望。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中国重要城市时，就强迫学生去游行，如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1938年5月侵占徐州，敌伪都命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日伪旗帜，并游行庆祝。辅大和辅中都拒绝挂旗和游行。日伪统治者迫令停课三日，并找陈垣校长责问。校长回答说：“自己的国土沦丧，只感到悲痛，要我们庆祝，办不到。”

先生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他的同事和学生不少人因参加抗日活动而遭受监禁和迫害，他本人也经常受到威胁。敌伪政权想利用他的声望为他们服务，但为先生所拒绝。他愤而闭门著书，不与外界来往。一个附敌的大学校长说：“不给日本做官，就应该离开北京。”先生在敌伪统治下有时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利用中国传统史学考史喻今、论史戒今的办法，将微言大义蕴含于史学著作之中。

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中云：“晋室之乱，士人晚渡者，南朝恒以伧荒遇之。然早渡固为见几，晚渡亦未为后义，顾视其能否不变于夷耳。迟迟其行，去父母国之道也。且恢复之望，一日未绝，所食者吾之毛，所践者吾之土，亦何愧乎!惟杨亮少仕伪朝，其子尚自矜门第，斯为可哂耳。”这一似乎离题很远的议论，却不知包含了先生多少的伤感与愤怒。

先生在此时期的著作，不仅有《通鉴胡注表微》,还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明季滇黔佛教考》,借研究道教史、佛教史来表彰宋、明遗民不肯仕于新朝的高尚气节。《清初僧诤记》借研究僧人间的斗争，讽斥凭借新朝权势欺压同辈遗民的事，以抒发作者对于从逆汉奸的义愤。《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介绍了佛教中的重要史籍，其中有针对当时情况“有为而发”的议论。《通鉴胡注表微》是研究胡三省思想的著作。胡三省，字身之，宋末元初人。他感到宋亡后的痛苦，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用作《通鉴注》的方式，探讨宋朝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敌的败类，申诉元朝的横暴统治。但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却长期湮没无闻。直至清朝考据学兴，才有人知道他。至于为什么注《通鉴》仍无人注意。援庵先生在敌伪统治时期，心情非常痛苦，阅读胡注时，由于所处环境相似，对胡三省的心情深有体会，慨叹彼此的遭遇，因而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对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中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进行钩玄索隐、“表而出之”的工作。同时在这本书中也记录了先生在此时期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和隐藏在内心的爱国思想。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论著需要考证、需要表微的工作大概有些不理解。这是不知道在中国封建专制或异族统治期间，史学家不能直陈己见，只能以隐晦的方式来表明，这是中国史学家不得已的苦衷，也是中国史学的特点。现在我们也用先生研究胡三省思想的方法，来对先生的思想进行一些探索。

从先生这时的著作，尤其是《通鉴胡注表微》中，看看先生是如何利用中国史学的传统术语“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等来表达他的真实思想的。

一、爱中国 援庵先生对国家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激烈。《通鉴胡注表微·解释篇》云：“自晋元渡江，讫宇文氏之灭，河北沦陷者二百七十余年，至是复归中国。《春秋》大义，国仇百世可复，隋盖为中国复仇也。”《边事篇》云：“由民族感情之亲热觇之，中国之分裂应不能久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全真篇》云：“金世宗号称小尧舜，固为史官谀词，然其时金据中原已五六十年矣，诸人岂有爱于宋乎，爱中国耳。平民何知爱国，以金人待遇不平，时感国非其国耳。”⑫文中的“中国”,可以作古代的中国理解，也可以作当时的中国理解。中国在敌人的占领下，国仇是要报的，分裂的情况是不会太久的，中国人民是爱中国的。这就是先生此时的心声。

“国家”这个词，在平时是比较抽象的，只有在敌人入侵时才感到失去它的痛苦。由于先生与胡三省同有“亡国”之恨，因此在读胡三省注中“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蚓见之者乎!”先生在这两句之后评论云：“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身之身亲见之，故其言感伤如此。”正是由于先生也身亲见之，所以才能体会胡三省的感情，引起共鸣。

先生为了表明胡三省的爱国思想，特立“本朝”篇，作为其书开宗明义第一篇。他在该篇小序中云：“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根据胡三省入元后对宋朝的称呼，如“我朝”,“我宋”等，可知胡三省是忠于宋朝、怀念宋朝的。阐明胡三省对于本朝的怀念，也就是表达了陈垣先生自己对于中国的感情。

爱中国，就要“奉正朔”。“奉正朔”是中国历史上尊重某个政权、使用这个政权的纪年和历法，引申之为不接受敌人统治，仍忠于本国的思想和行动。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云：“盖自晋室渡江后，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终以中国为未灭。……故《历代三宝记》纪年之意义，实较《通鉴》纪年之意义更为重大。”“《隋志》次《亡名集》于宗懔与王褒、萧、庾信之间，最为有意，……诸人皆梁亡人周，鲵然冠带，文人无节操至此，相形之下，和尚愧煞宗人矣(和尚名宗阙殆，与宗懔同宗)。”⑬

《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云：“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符融言之。……中国人所以有信心恢复中原也。”又云：“是时中原虽为魏所据，而其民皆曾奉〔汉晋〕正朔，固不忘中国也。”“至正朔之在江南，乃当〔时〕民族意识所公判，非口舌可得而争，高欢亦知之矣。”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先生在家书中，曾以宋高宗年号“建炎”指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伪齐刘豫的“阜昌”年号代表汪精卫南京伪政权，也是此意。“奉正朔”问题在今日视之，或以为无所谓之事，但在当时却是不承认敌伪政权，而且有信心中国一定能恢复故土、人民重奉“正朔”的一种信念。

二、外夷狄 夷狄指侵占本国领土的国家。外夷狄，就是不能忘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间的关系。侵略国是仇敌，不能与其他国家等同对待。《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云：“夷夏者，谓夷与夏之观念，在今语为民族意识。《公羊》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非中国之自大也，内外亲疏之情，根于天性，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是之谓民族意识。当中国强盛、天下一家之时，此种意识不显也，中国被侵凌，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一国之内，各民族间的关系是这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用武力占领时，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对占领国家的统治者，必然持敌视和仇恨的态度，而对于本国的反侵略战争则竭力支持。《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云：“此外战也。宋泰始二年丙午，至齐建元二年庚申，凡十五年，江南朝代已易，淮北之民，犹不乐属魏而思叛。足见宋齐之相禅，民无所别择，以为执政者之转移而已，惟对魏则视为敌国，谁愿为敌国之民哉?”在敌国统治下的人民，他们所盼望的是对敌战争的胜利。《民心篇》云：“肥(淝)水一役，为吾国〔历史上〕有名外战。闻胜而喜，国民心理所同然，岂独〔一〕谢安，固将举国若狂也，安特其代表焉耳。”不愿为敌国统治之民，盼望对敌战争的胜利，正是当时中华故土恢复有日的希望所在。

为了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不断揭发敌伪的黑暗统治，首先揭发他们是用武力进行侵略和维持统治的。《夷夏篇》云：“然是种珍域，非俟鲜卑华化后终不能泯除。其始所以能压服华人者，纯特武力耳。”《民心篇》云：“明元人之灭宋，非能为人除害，仅以武力取之，知其不能久也。”这是说，凡是依靠武力镇压人民维持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存在下去的。敌人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有时也搞些假民主，装点门面，不过那些都是骗人的勾当。《解释篇》云：“凡非自有而假之谓之充，非自愿而强之谓之使。………假造民意之事，自古有之矣。”这种自古有之的假造民意的事，从历史上看，它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是会识破的。

其次，要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还要揭发敌人统治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以及包庇其本国或本族官员进行非法活动的罪恶。《民心篇》云：“元世祖平宋，不务恤民，专任奸徒，横征暴敛，南人不服，反动四起，其始与吕光之得凉土无以异也。”《夷夏篇》云：“世乱则官吏贪污，此必然之势。天地清明，妖魅自熄，……然种人贪污，每有国力为之支援。……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也。”“古今人情”的“今”字，指的就是沦陷时期。这是揭示日伪统治者对于该国官员贪黩不法行为的袒护。《货利篇》云：“夫以大贪为执政总其成，而布满贪吏于天下，民或不堪其虐，则籍没一二以悦之。若天下之势仍汹汹，则并大贪戮之而不惜，天下于是歌颂圣明矣。曾不知其所籍没者并未还之民，而实悉归内库也。此何异御盗而夺其所有，复得弭盗之名乎?”又云：“盖常有本人负清名，而子弟招权纳贿者矣。不知其果不知乎，抑知之而故纵之也。”凡此都是对于敌伪罪恶的指斥。

先生还对敌伪时期统治阶级压迫中国士人的行为有所揭示。《夷夏篇》云：“此有感于士流之被侮辱也。元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同厮养。”《治术篇》云：“元本以武力得天下，贱视儒术，时有九儒十丐之谣。”《夷夏篇》又云：“元初亦尝怀柔士人，然终以受歧视故，不能安于其位。……丙子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戊寅，所存者止一十八人，未知其逃亡乎，抑死亡乎?然三年之间，亡者大半，其因受鄙贱而不乐为之用，亦昭然矣。”沦陷时期，士人之纷纷轻去其乡，表示了对敌伪政权的厌恶，不去其乡者，也于相见时互通消息，指斥时政，希望光复之期早日到来。得不到士人拥护的政权，其统治也是不能长久的。这些都是认为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据。

“外夷狄”就是要认清这个“夷狄”的本质，不要为它制造的假象所迷惑。

三、斥降臣 在先生的著作中，除敌国外，对配颜事敌，尤其是凭借外力危害祖国的汉奸最为痛恨。这样的议论很多。《通鉴胡注表微·治术篇》云：“当地方沦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隐或仕，不出斯四者。奋勇杀贼，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门用晦，亦其次也；颜事敌，是谓从逆。从逆则视其为威力所迫胁，抑同心为逆，而定之罪，可矣。”《劝戒篇》,后汉高祖乾祐元年，磔[杜]重威尸于市，市人争啖其肉。先生云：“争啖其肉，非果有其事也，史言人之恨之，不比于人类，而以为禽兽耳。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引敌人残害宗国者，可为寒心矣。”这很明显是在说，为虎作怅的汉奸，必然为人民所痛恨，甚至比之为禽兽而欲食其肉。

先生根据胡注的内容，利用儒家的传统“书法”,特立《臣节篇》,强调国亡后，政府官员应有的态度。小序云：“所谓忠于国者，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国亡而不亡，必其无封疆之寄焉可也；国亡不亡，而犹欲保全其禄位，必顽钝无耻、贪利卖国之徒也。故胡注之论臣节，以能致其身为第一义，抗节不仕者次之，保禄位而背宗国者，在所必摈也，况助敌国以噬宗国者乎?”这是总论在敌人入侵后，由于对敌态度的不同，而决定其人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依附新朝、甘受敌伪役使的无耻文人，虽非大奸，亦斥之为：“既不能致其身，又不能却其禄，依阿苟容，与王祥、冯道异曲同工者也。”

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亦曾论及冯道，认为：“道自号长乐老，欧公斥为无廉耻，……平情论之，道为人刻苦俭约，和光同尘，颇有合于全真。所异者，一仕一不仕，易言之，即求富贵与不求富贵耳。全真为遗民之渊薮，冯道为四姓之二臣，其视丧君亡国，未尝以介意，孔子所谓德之贼，乌可以比全真哉。”先生在这里借贬斥冯道来斥责为追求富贵而依阿苟容的汉奸。

先生在《书全谢山 <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 后》文中指出：“然细观《齐乘》所载，其意并不在墓，而在斥遗山之党〔刘〕豫，故诋为文士害理。此与谢山《跋遗山集》,讥遗山为文章之士正同。”

这个刘豫，正是先生斥之为“贪一时之富贵，而为子孙百世所羞称”的金人傀儡，而元遗山“党豫”,遂使这个“名震京师”的金代大文学家，因节操问题而为人所不齿。

宗教界中还有凭借新朝势力以压制同侪者，清初僧人木陈怒应召入都后的表现即是一例。

《清初僧诤记》云：“惟木陈〔怒〕耄而好诤，自东瓯庭决大杖后，亟欲借新势力排除旧势力，不惜轻车一出，遂至声名扫地。”⑤又云：“雍正五年十二月，朱批李卫奏折，谓木陈系宗门罪人，伊之法派，何足为贵。呜呼，以木陈之‘从周’,而终膺‘宗门罪人’之谥，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⑥枉作小人或为虎作怅的汉奸，为人唾骂，最后亦将为其主人所鄙弃。先生于1962年所作的《后记》云：“1941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⑰

4.表遗民 表遗民就是表彰、显扬那些不肯出仕新朝的官员或平民。《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与《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都有表彰遗民的内容。遗民中知识分子为最多。他们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只能不受敌人笼络，不受他们豢养，“超然远迹，不为所污”;且能把对敌人的憎恨与对本国的怀念寄情于诗文之中。这种诗文，在当时可以激励同俦，在后.世犹能使读者感愤。遗民诗中的代表作，当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赤松和尚挽曹申吉的一首长诗。

曹申吉，号澹余，明末贵州巡抚，后为吴三桂所杀。赤松诗云：“我爱古忠臣，贤哉狄仁杰。身以武周羁，志报唐家切。岂不重捐躯，国耻谁为雪?……心事炳千秋，生死何足说?嗟我澹余公，今古同一辙。……报国期致身，耿耿丹心热。偶罹豺虎乱，诱絷凡百折。砥柱不可移，守义心如铁。不敢怀二心，借口豫让列。岂不思奋发，慷慨以自决。存身将有待，欲以恢大业。所事已垂成，宁虑祸机泄?一死酬君亲，日月同昭揭。凭吊古今事，三叹增凄咽。先死及后死，忠在无勇怯。事成或事败，品在何忧劣。……”赤松和尚，姓韩，浙江人，明末避乱至贵州作僧人。曹申吉有无忠烈事迹虽不详，但赤松和尚的诗表扬了曹申吉，也申述了遗民的志向。他们不是消极的逃避斗争，而是准备条件继续战斗，以期恢复“大业”。沦陷区的人民正是怀着国耻民仇而忍辱负重地生活，期待着抗战的最后胜利。

《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胡注曰：“以上下文观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先生云：“身之以为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意别有在也。荀子言，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谓待新服之民，无异周人也。身之欲易为无异商人，则谓无异其在故国时。盖深感变于夷，不若仍为夏也。其说甚美，然无所据，故谓之纯理校。……盖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商、周改为夷、夏，即外国与中国。异国新民，既谓敌国新服之民，亦谓不为敌伪汉奸组织新民会之民。此论已超出校勘范围，很明显，先生也是“意别有在也”。

抗战胜利后，先生承认这时的议论是别有所指的，如1946年5月5日写给傅增湘的信中云：“《薛史辑本发覆》一册奉呈，颇有谈言微中之处，四十六七两叶尤显著。”所云四十六七两叶，即“此胡用法如此，岂能久处汉地”,“契丹强盛，仅三十年”等语(“薛史”即《旧五代史》)。

在生死问题上，先生也有透辟的议论。《通鉴胡注表微》特设《生死篇》,他在小序中说：“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自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言，人遂以为儒家不谈生死，不知死生有命，固儒家所恒言，即《鲁论》一书，言生死者何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生须有意义之说也。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此死须有价值之说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此生之无意义者也。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此死之有价值者也。至于死之无价值者，匹夫匹妇，自经沟渎是也。生之有意义者，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是也。夫管仲之生，子路子贡皆疑之，夫子独仁之，何哉?桓公子纠，兄弟争国，内乱也；蛮夷猾夏，外患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内外轻重生死之宜，剖析何等透澈，岂偷生者所能藉口哉?”又于按语中云：“壮士战死，死之有价值者也。”“以苟且为明哲，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挠之。孟子曰：‘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此等等，对于生死的意义，先生在此作了深刻的辨析。

先生有言：“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先生表忠斥奸，揭敌詈寇，寓民族大义、爱国情操于史学著作之中，实亦通史以致用之意。其说在当时犹觉意有未尽，数十年后读之，仍令人感到正气凛然，似松筠之傲雪霜，若铁石之凌顽懦。使后之读者，弥深景仰。正如先生在《致方豪》信中所云：“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一治史方向，正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发扬光大之，而不应该妄自菲薄。

在先生的教诲下，同学大多能立志向学，坚正操守，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不断加强。我记得在沦陷时期，课外爱读陆游的诗，他的那种渴望驱逐金虏，收复失地，斥责投降派，表达个人“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豪情壮志，心中感到振奋。每当读到《宋史·张焘传》所载，宋、金和议既成，范如圭请遣使朝谒宋陵，遂命判大宗正赵士依与张焘偕行。道武昌，出蔡颖，河南百姓，夹道欢迎，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为宋民。”未尝不掩卷辍读，深有凄怆之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耻，常如北京鼓楼在抗战前悬挂“明耻楼”的匾额一样，令人不能淡漠。所以，在全校大会上先生关于“三不许入”的讲演和“鸡鸣风雨”之诗，以及后来在课堂上听到先生讲论的所谓忠节，所谓从逆，所谓贪黩，所谓清操，都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老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在是不可忽视的。

三

援庵先生无论在治学还是做人方面，都是严肃刚正的，但在教学授课时，却又循循善诱，平易近人。

在大学三年级时，有些同学怕他严厉，不敢选他的课。我想在历史系如果不选读史学大师的课未免太可惜了，遂大胆地选读了他的“史源学实习”课。

在上第一堂课时，他说：“我的学问是小儒之学，如汉朝章句之学。”“我是陪你们读书的。”“今日应该养成研究学问的风气。”听了他讲课以后，才知道他是一位慈祥谦虚的老人。

他讲课的特点，不是死板地念讲义，而是根据所讲课本的内容，随时讲述具体的事例，无论是历史的知识，写文章的方法，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甚至文章用字、引书方法、写文规格等，都像随感式地提出来。至于自己治学的经验，近代学者轶事，以及与治学有关的言论等，尤能引人入胜。要想学习先生的治学方法，因为不是系统地、长篇地讲述，必须时时专心谛听。

先生对于学生们的文章，总是亲自批改。他常说，当他看到比较好的文章时就很高兴，看到文中有内容或有新材料的地方，就在眉批中予以表扬。现在检查旧稿，先生曾批有：“探骊得珠”、“诸卷所无，足征独到”、“先用思想，对”等。对于文章的最后给以总评，如：“举止安详，立言不苟”,“此文乃精心结构之作”等。最后在文章开头处右上角画上标记，最好的画三个圈，其次是两个圈一个三角，再次是两个圈等。段落中有好的字句，则在句旁加以圈点。最好的文章张贴在校长办公室门旁镜框内，以示鼓励。对于文章中应注意之事，如错误、缺点，或用字不当等，也在眉批中指出，如“非本题重要材料，则人名不必列举，仅云○○等足矣。”“共见之文，不必多引”,“用《册府》宜引门，不必引部”,“两行四‘其’字，省其一”,“三个‘亦’字，省其一”等。有的同学毛笔字写得不工整，就叫他注意书法。有的同学在文章中使用“查”字时，批云：“考证文章中宜用‘考'字，不可用‘查’,‘查’字乃公牍用语”(大意如此),有的同学写了一个自造的简化字，批云：“此字予不识。”说明他看得非常仔细。对于先生的批语，仔细研究后，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这比起有的老师在文章后面只画个“√”或批个“阅”字要好得多了。

先生不仅对我们课内作业很关心，就是我们发表的文章也很注意。记得大约在1947年，我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稿，在一条史料中提到“高阳相国”时信手加注为“李鸿藻”,实际上应该是“李霈”。先生看到后，写张条子叫人交给我，上面写道：“清高阳相国有二人，一李霈，顺治三年进士，康熙二十三年卒，谥文勤。二李鸿藻，咸丰二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卒，谥文正。”我看到后，感到自己疏忽，非常感激他。

他经常说：“开卷有益。”我们在校时，经常看到他在校长办公室中看书，在他家中也常看到他用放大镜看书，还曾看到他亲自从图书馆抱着一摞书往家中走。在他六十九岁那年，他说：“我明年七十岁了，更觉得所见太少，这并非自馁，也非自卑。今年我又把《十三经》涉猎了一次。”正是由于他总是感到不足，所以总是那样刻苦读书。解放后，他虽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了，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先生教学，以诚待人，又善于讲课，所以深受学生爱戴。他认为：“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又云：“有批评学生不用心，或讲话，或睡觉者，分明系教者之不能引起兴趣，或不得法。”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文中，也提到先生一贯的教学理论，其中有：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以鼓励为主。不要发脾气等。先生所授之课，如“史源学实习”、“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可以说是很枯燥的课程，但学生们都学得很有兴趣，特别是写考证文章，同学们都很努力去作，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先生不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解放后，先生对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作了解释。他说：“过去我埋头读书，不问政治，那是在异族统治的时代，对政治不满。不问政治，就是不同他们合作。现在解放了，一切政治要懂得，基本的理论知识要有。但政治不等于做官，认为只有做官才是政治是错误的，是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

他曾经对我们说，我有两首小诗《题友人锄耕图》:“仲尼立论轻农圃，儒者由来爱作官。可是丈人勤四体，未教二子废丹铅。”“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关心政治，不轻视农圃，勤于治学，耕耘不息(自名书斋为“励耘书屋”,意为治学如耕田锄草，要勤奋不辍)。这是他一生治学、为人的真实写照。

先生自1898年教学馆，开始教学工作，1917年第一次发表史学论文，开始研究历史，共经历了七十多年，始终勤奋刻苦，虽老不倦。而且，先生著述等身，为一代史学大师，但谦虚谨慎，从不自以为是，或随意贬低别人的劳动成果。解放前，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说：“天下的学问很多，就像公园中盛开的百花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深求，不必与天下尽同，也不必要求人家非与自己相合不可。”他曾批评顾炎武以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为异端，后来又有人认为顾炎武的思想为异端，“这样互相指斥为异端，岂能得了”。先生认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好骂人，如谓刘向为西汉俗儒，李延寿学识浅陋，才短位卑，杜预剽窃，蔡沈妄缪，陈振孙为微末小儒，王应麟茫无定见，朱彝尊学识不高，顾炎武、戴震也被贬斥等。援庵先生说他缺乏修养，自以为是，指出在他所著《十七史商榷》中，第一卷第一条就有四个错误。因此说他“开口便错也”。“不轻易认为别人不对”,这就是尊重别人的正确态度。

援庵先生对于年青人是很爱护的。一般是鼓励多，但也常规劝他们不要妄自尊大。他说：“老辈人很客气，经常警戒子弟要循谨，不可浮薄。”所谓浮薄，就是轻浮自满，看不起任何人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又很重视年青人。他说：“一般人以为王勃是古人，写《滕王阁序》了不起，其实，他写文章时才十五岁，现在的中学生。曹子建的几篇文章是在二十几岁时写的，不过才大学毕业。所以我们应该向青年人学习。杜工部诗‘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态度最好。”援庵先生就是这样兼收并蓄以成其博，虚怀若谷以成其大的啊!

陈垣校长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很久了，但是每当我读到他的著作，看到他写给我的陆游诗册页和给我批改的作业，便想起了他当年教我读书时的情景。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仍然经常浮泛于眼前，他那语重心长的教诲，仍然萦回于耳际。当我也到了校长当年教诲我们时候的年龄，每当体力不支时，便想起白发老翁为了培育学子们的成长，而伏案沉思，而操觚正谬，这要耗费他多少心血。他不辞劳苦为我们批改的那些作业，是他在寒冬酷暑、艰难岁月时的珍贵纪录。更重要的是，在我懵懂的青年时代就开始听到在外国侵略下应当如何做人的道理，回想起他敢于在敌人刺刀下发出那些坚强勇敢的呼声，实在值得敬佩。陆游诗：“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由于先生有正确的生死观，有中国人的硬骨头，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才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精神，而这正是我们对青少年应该继续培植的高尚品质。

《论语》:“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我之于援庵先生更是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也无从窥见其学之“美”且“富”了。这里仅就回忆所及，记述一二。其中或有记述、体会不当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我在陈垣校长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曾填《庆春泽》小词一首，现在抄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来源：《学林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