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度”丛书上新！《流沙之地：撒哈拉新史》带你进入神秘的沙漠世界

“经纬度”丛书新作《流沙之地：撒哈拉新史》正式出版，这是一部讲述撒哈拉沙漠历史的巨作。

蓝色面纱下的游牧民族、穿越无垠沙丘的骆驼、地平线上闪耀着的绿洲，千百年来，撒哈拉沙漠作为世界最大的沙漠，一直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它周边的11个国家更是从古代就被披上神秘的面纱。

人类学家朱迪丝·席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带领读者领略从利比亚到马里，从阿尔及利亚到乍得，从古罗马帝国到殖民时代的历史，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讲述当今沙漠各国的现状，揭示迷人的真相。

摘自《流沙之地：撒哈拉新史》

文 | [德] 朱迪丝·席勒

图 | Unsplash

提起撒哈拉，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绵延不绝的沙海景象：狂风雕琢出的巍峨沙丘亘古伫立，偶尔被途经的商队惊扰。对于熟悉这片区域的人而言，沙砾既是永恒的挑战，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它们侵入眼眶、口腔、食物与饮水，钻入齿缝，窜进鼻腔，潜入耳道。许多撒哈拉聚落会周期性遭遇流沙吞噬，农民只能眼睁睁看着世代经营的土地、房屋、灌溉系统和棕榈树被黄沙窒息。无论是当地农人还是国际发展专家，面对移动的沙丘都束手无策——种植草灌木或许能暂缓其步伐，但狂风依旧肆虐，一粒接一粒，流沙终将掩埋途径的一切。

沙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缺乏空气，棕榈树会枯萎，几代人精心培育的花园会消失，房屋也会变得无法居住。因此，撒哈拉地区的园艺师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保护花园免受流沙的侵袭，他们建造围墙，移走树木。在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瓦尔格拉附近，单棵棕榈树似乎生长在深坑中，远处只能看到树顶的叶子，因为几代园艺师不得不不断加深树坑以便维持它们生长，使得整个区域看起来像一块布满孔洞的巨大的瑞士奶酪，洞里像是插满了芹菜。而在乍得北部的法亚绿洲，居民们已坦然接受每隔二三十年就要在巨型沙丘过境后重建家园的命运。定居点边缘散布着这些吞噬一切的沙丘，棕榈树梢犹在沙外挣扎，主人虽定期探望，却只能目睹它们缓慢窒息。

撒哈拉沙漠

在绿洲园圃的狭小天地之外，最具威胁的并非沙丘之沙，而是空气中的沙尘。沙暴随时可能来袭，尤其在春秋两季的某些月份，旅人常因沙暴停滞不前。司机熄火保护引擎，能见度骤降至近乎为零，飞机停飞，骆驼也拒绝挪步，唯有疯子才会冒险闯入风暴。人们只能蜷缩在抛锚的汽车或卧倒的骆驼旁等待，紧闭双眼，用面纱遮脸，竭力保护饮水不受沙尘污染，咀嚼着掺入矿物质的咯吱作响的食物。有些沙暴能持续数日，迫使那些原以为时间紧迫的旅人也不得不遵循它的节奏。

在撒哈拉，你根本无法忽视环境的存在。它直逼眼前，影响着你的一举一动、每个决策、生活作息、睡眠方式乃至饮食选择。沙粒会堵塞眼眶，热风会灼干喉咙。即使身处撒哈拉北部城市装有空调的混凝土房屋内，频繁的停电也会瞬间提醒你身在何处；驱车穿越广袤空旷地带时，笔直的公路延伸向莫测的远方，柏油路面在白昼高温下起泡，又在寒夜中冷缩呻吟——在这里，你绝对不可忘记携带备用轮胎。

因此，本书必须从撒哈拉的纯粹物质性讲起：那是沙砾、岩石、盐沼、山脉和尘土构成的世界，人们世世代代在此谋生，已绵延数千年；同时，也应关注这些地貌中隐藏的自然财富，正是它们使得这片区域自有记载以来就成为外部觊觎和干预的焦点。

尽管某些地区沙海浩瀚，但将撒哈拉轻率地描述为“大型沙盒”或“世界最大海滩”极不准确。沙丘（erg）仅覆盖约15%的撒哈拉地表，集中在几处“大沙海”——这些是游客钟爱的景点，而人类、牲畜和吉普车都难以穿越它们。其余主要是岩石硬地表（阿拉伯语称之为hamada），夹杂着大小山脉、巨砾、盐滩（shatt）、砾石平原（reg）、季节性河床（wadis'）以及干涸的河床或湖床上的大片板结泥地。那些数百万年前曾被湖泊或湿地覆盖的区域，如今在撒哈拉依然清晰可辨，凭借的正是其绵密的尘土覆盖，以及那一望无垠的平坦与单调。

撒哈拉沙漠

以乍得西北部朱拉布（Djourab）地区的博代莱洼地（Bodélé Depression）为例。这片广袤之地绵延逾15万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到了极致，平坦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有些令人窒息。其松软的浅棕色土壤上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脆壳，稍一踩踏便会崩裂。根据权威科学期刊《自然》（Nature）的报道，这里被誉为“地球上尘埃最盛之地”。放眼望去，这里几乎空无一物——没有道路，没有定居点，更不见营地。除了稀疏的几棵矮树奇迹般地存活着，以及四十年前乍得内战遗留下的几辆破败坦克。这些坦克饱受持续不断的沙尘暴侵蚀，风沙如同砂纸般日复一日地磨砺着它们，车身早已斑驳不堪。平均每年，风速高达每小时47公里的狂风会在这里肆虐百日，这些风暴穿过北方的提贝斯提（Tibesti）和恩内迪（Ennedi）山脉间形成的天然风道，愈发猛烈。当风速达到每小时35公里时，扬尘便开始显现。事实上，科学家如今认为，仅博代莱洼地一地，就贡献了地球大气中高达20%的尘埃。

正是在这个毫不起眼之地，一支乍得－法国联合考古队于2001年在此发现了一具已扁平化并完全石化的头骨。而这具头骨，如今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人科动物（hominid）的遗骸。这个化石被人用当地的达扎加达语（图布语的一个分支）命名为“图迈”（Toumai意为“生命之希望”，正式名称是“乍得沙赫人”）的个体，生活在距今约700万年前——根据演化生物学的观点，这大致正是人类与其最近的亲缘物种——黑猩猩——分道扬镳的时期。“图迈”的发现，着实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其生存年代比“露西”早了近400万年，也比2000年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千禧年祖先”早了100万年。此后多年，考古学界对其“真实身份”争论不休：图迈是类人特征突出的十岁雌性古大猩猩，还是类猿特征明显的成年雄性早期人科动物两者差异似乎很微妙，因早期人科的“人类”与“雌性”特征往往趋同）？结合1995年同样在乍得发现的360万年前的“阿贝尔”，这些证据表明现今的撒哈拉地区在人类进化与迁徙史上的重要性，或许不亚于东非大裂谷。

当然，彼时的撒哈拉面貌迥异。“图迈”栖居于古乍得巨湖之滨。这座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其规模与今日的里海相仿，而如今已萎缩至不足昔日面积的5%。附近出土的45种不同动物的化石，其中包括25种哺乳动物，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远古图景：那时这片土地上曾生活着早期牛类（或可称其史前近亲）、古长颈鹿、猿猴、某种大型猫科动物、大象、啮齿类、马和河马等。鱼类、海龟、水蜗牛、鳄鱼以及大量两栖动物的存在，描绘出一幅河流湿地与开阔稀树草原毗邻、外围则被沙漠环绕的生态图景。长久以来，由于早期人科化石仅集中发现于东非，考古学家便推测人类演化与该时期东非地区日益加剧的干旱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正是为了适应愈发开阔的稀树草原环境，才开始迈出直立行走的步伐并进行群体狩猎。图迈的发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叙事，因为它似乎是在一个兼具多样性、丰饶与广阔选择的环境中繁衍壮大，更得益于其能够穿梭于由判若天壤的生态区域所组成的镶嵌景观之中，而非仅仅被动地应对环境压力。

图迈所处时代水草丰茂的环境，也解释了博代莱洼地如今在全球气候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细腻松软的土壤，正是由约6000年前干涸的乍得超级古湖的湖底淤泥构成——这在地质时间长河中不过弹指一瞬，尤其当与图迈700万年的悠久历史相比时。冬季持续的风暴将这些土壤化为尘埃，向西吹越非洲大陆。其中部分尘埃落入大西洋，为海洋生物提供生命必需的养分；其余则飘至亚马逊盆地，提供该雨林每年所需养分的一半。亚马逊自身的土壤其实是出了名的贫瘠稀薄，若没有这些至关重要的补充，这里很可能沦为“湿润的荒漠”——由此可见，全球最丰饶、最多样、最湿润的生态系统的维系，却直接仰赖于最干旱的荒漠。

博代莱尘埃之所以营养丰富，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由湖泊产生的有机物构成——例如富含磷酸盐的鱼骨残骸等。与尘埃一同“搭便车”的还有各种微生物，包括活细菌、藻类和真菌，这有时会导致撒哈拉与亚马逊两地之间以及沿途的“停靠站”（例如佛得角群岛）在动植物种类上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研究人员现在认为，该群岛所有特有植物和动物都发源于撒哈拉。

这些尘埃的影响既深远又广泛。最新估算显示，旱季期间博代莱洼地每日释放70万吨尘埃。整个撒哈拉年尘埃输出量达17亿吨。这片尘土有时确实令人心烦，遮天蔽日。它可能让人感到超现实，竟能飘落在遥远的伦敦街道上，数日来盘踞在人行道的裂缝和垃圾桶盖上。它也可能如画如诗，例如北非海岸的雪峰阿特拉斯山脉会突然被红尘覆盖，让那些恼怒的滑雪者措手不及。又或是引发警觉，正如分析揭示，定期落在布列塔尼街头停放车辆上的撒哈拉尘埃实则具有放射性——这“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进行的核试验。但它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可能令人讨厌，但没有撒哈拉沙尘，世界将无法像现在这样运转。

尽管图迈类人生物（无论雌雄）在丰饶湿地中嬉戏的画面引人遐想，但撒哈拉的气候史绝非简单的从湿润到干旱的线性演变。相反地，该地区长期以来饱受剧烈气候波动之苦，交替出现极端干旱期（在此时期西非大部沦为沙漠）与湿润期（在此时期撒哈拉大部分——但绝非全部——被植被覆盖，并点缀着永久湖泊、季节性河流及广袤湿地）。这很可能归因于地球轴心的微小变化，其导致西非季风的位移，进而引起降雨量的增减；同时，极寒的冰期将水固结成冰，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干旱。

无论古今，撒哈拉气候变化都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湿润期允许物种穿越当今的撒哈拉地区，而干旱期及极端干旱期则形成地理屏障，导致沙漠两侧的物种各自独立演化——这种现象被总结为“撒哈拉泵”理论。这是包括人类自身演化在内的一个关键机制。简言之，在撒哈拉湿润时期，动植物和人类会进入撒哈拉腹地，有时甚至横穿而过；当撒哈拉变得干旱时，它们便向其边缘地带撤退——或向北、或向南、或向东——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彼此隔离，逐渐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乃至生物适应性。随着撒哈拉再次重现生机变绿，他们便重新汇聚，相互接触、学习，进而融合、迁徙、往来互动并异种繁殖。而一旦新的气候变化来临，整个过程又会重新开始。

尽管这些变化对于经历它们的个体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但从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它们所促成的迁徙和多样性，反倒增强了宏大生态系统的健康。撒哈拉的环境史为研究激进的气候变化与适应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但这唯有在我们抛弃从“绿色（美好）”到“棕色（糟糕）”这种单向变化的简单叙事，转而更多关注具体案例和随时间推移的特定区域适应时，方能实现。尽管当前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无疑不利于多样性，但撒哈拉的例子要求我们，在对这片看似严酷而变幻莫测的景观妄下判断之前，务必先从最基础层面审视复杂的区域生态系统。

撒哈拉最近一次湿润期的鼎盛时期约在一万年前。到了那时，我们开始有了撒哈拉不同地区存在相对广泛人类居住的证据，其中最显著的包括如今的摩洛哥南部、今尼日尔境内的埃尔山脉（Aïr Mountains）、利比亚南部以及尼罗河附近的东撒哈拉地区。（正如我们从图迈和阿贝尔的例子中看到的，更早之前也曾有人类居住，但那些居民在约26500年前达到顶峰的极端恶劣时期几乎消失殆尽。）似乎是受复杂交织的湿地、季节性河流、小湖泊、开阔稀树草原以及其间丰富的动物资源的吸引，人们从撒哈拉的南部、北部和东部边缘，逐渐迁入了这片区域。

我们应该将他们想象成狩猎采集者，定居在湖泊和河流附近。他们制作并交换精美的装饰陶器，这属于非洲大陆最早的陶器文化之一。他们圈养野生绵羊，在中撒哈拉的岩面上绘制并雕刻优雅的圆头人像，搭建防风墙和石屋，并加工植物性食物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对农业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无需从事农业，因为农业通常意味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湿地提供了丰沛的水产资源，同时他们还能捕获啮齿类动物以及狩猎牛羊。尽管撒哈拉的这次湿润期显然伴随着重要的人口迁徙和交流网络，但这些活动并非必然源于生存压力，反而可能更多是出于好奇心。

《流沙之地：撒哈拉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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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德] 朱迪丝·席勒

译者 徐彬

出版日期 20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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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堪称近十年来关于撒哈拉沙漠历史及其周边各国现状最为透彻的科普读物。行文轻松明快，不失严谨；案例扣人心弦，读来酣畅淋漓，是一部兼具深度与温度的历史佳作。作者席勒作为全球撒哈拉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深耕该地区数十年，作品字字有据，观点可靠，权威性与真实感拉满。

朱迪丝·席勒

（Judith Scheele）

深入研究撒哈拉社会近20年，在阿尔及利亚、马里和乍得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已出版多部备受赞誉的关于撒哈拉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其中包括《撒哈拉的走私者与圣人》，现居法国马赛，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人类学教授。

徐彬，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现已出版多部译著，题材涉及文学、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历史、艺术等多个学科，2021年凭借作品《征服的怒潮》《燃烧的大洋》荣获中信出版集团“年度译者”奖；2023年凭借作品《震撼物理学史的10天》《宇宙简史》荣获中国科技出版社“年度译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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