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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军界,能够跳出眼前得失、看清未来战场走向的高级将领并不多见。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近来被美媒《军事观察》公开点名,称其为美军内部难得的”目光长远的高人”。这位主张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鹰派军官,正在按照自己的判断推动美军进行深层次的能力重构。他的存在,对中国而言绝非小事。
美军当前的状况看似强大,实则内部积弊已深。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打响到伊拉克战争的漫长拉锯,再到叙利亚方向的军事介入,美国三军的作战重心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围绕反恐、维稳、清剿武装分子这类低强度任务打转。这种作战环境培养出来的部队,习惯了面对没有制空能力、没有防空火力、没有电子对抗手段的对手,久而久之,美军原本引以为傲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经验反而在悄然流失。
美国空军的问题尤为突出。在中东上空执行任务的战斗机飞行员,日常工作就是按照地面前线呼叫的坐标投掷精确制导炸弹。整个飞行过程中几乎不存在被对手战机拦截或者被防空导弹威胁的场景。这样的执勤环境持续十几年,飞行员的空中格斗技能自然会出现明显退化。据美方内部披露的数据,红旗军演等对抗性演习中,一些飞行时长超过一千五百小时的老资格飞行员在模拟空战里输给了刚刚完成换装训练的新飞行员,原因就是老飞行员的近距离缠斗和超视距对抗经验积累已经出现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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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美国陆军在过去二十年里大幅扩充了以特种作战、反叛乱作战为核心的轻装单位,重装机械化部队的规模、演训频次和保障水平都有所下滑。海军方面,水面舰艇部队长期承担着反海盗、护航、区域巡逻等任务,大规模舰队对抗演练的机会不多。整个美军从上到下的作战思维已经与十几年前发生了明显偏离。
布朗将美军能力重建的重点放在电子战领域,这一选择背后有着清晰的战略考量。电子战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现代战场上的信息优势归属,无论是雷达探测、通信链路、导弹制导,还是无人平台的操控,都严重依赖电磁频谱的使用权。谁能在电磁对抗中占据主动,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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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电子战领域曾经保持过绝对领先。从EA-6B徘徊者到EA-18G咆哮者,从EC-130H罗盘呼叫到各类地面和舰载电子对抗系统,美军构建了覆盖各军种的完整电子战体系。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期间,美国航母战斗群曾在中国近海方向搞出较大动静,一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对沿岸的雷达网发起了强度较高的电子干扰,在解放军的雷达屏幕上凭空制造出上百个虚假目标信号。解放军起飞战机拦截接近后,才判明干扰源不过是一架单机执行任务的电子战飞机。这个案例至今仍被美军内部当作电子战运用的经典教材。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中国在电子战装备研制上加速追赶,歼-16D专用电子战飞机、运-9电子战平台、各类舰载和陆基电子对抗系统相继投入使用,形成了完整的电子战力量体系。布朗担心的正是,美军过去凭借电子战优势玩过的那些战术,未来可能不再管用;而如果不能重新拉开代差,一旦西太平洋方向出现直接对抗,美军将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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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在美军内部的鹰派标签由来已久。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中国崛起的强烈警惕,并断言中美之间必然会走向一场军事冲突,而这场冲突的到来不会太远。基于这样的判断,他推动的所有能力建设方向都紧紧围绕如何在与解放军的对抗中占据上风来展开。美媒对这种立场的评价颇为直白——美国空军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如此具有远见的将领了。
不过美军高层并非清一色的主战派。已经卸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的马克米利就是另一种代表。米利本身并非温和派,他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同样强硬,但在中美是否应当直接开战这一具体问题上,他表现出了作为职业军人的谨慎。2021年前后美国国内出现严重政治动荡时期,米利曾主动与中方军方高层沟通,明确传达美军没有对华动武的意图,并承诺如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会提前通报。这一举动后来遭到美国国内部分鹰派人士的猛烈攻击,但客观上避免了因误判引发的重大军事风险。
米利的谨慎有其深层原因。中美两国均为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战略核力量的世界级大国,一旦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其烈度将远超本世纪以来任何一场局部战争。作为熟悉军事事务的资深将领,米利心里对美国在常规战争中并无必胜把握这件事十分清楚,而冲突一旦升级到核层面,代价将是双方乃至全人类都难以承受的。正是米利这样的角色在关键位置上的存在,使得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虽然多次趋紧,却始终没有突破最后的底线。也形成了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华盛顿的政客们不断在言辞上激化中美矛盾,而美军内部反而在实际行动上保持了明显的克制。
随着米利离开参联会主席岗位,美军最高军事决策层的人事格局出现了新的变数。查尔斯布朗被视为接任参联会主席的有力人选之一。事实上,布朗最终在2023年10月正式宣誓就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成为继米利之后美军的最高军职将领。这一人事变动使得美军高层的对华姿态出现了明显调整,主战派在最高决策圈的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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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上任之后,其在中国周边方向推动的军事部署动作明显加快。美军强化了在关岛、日本、菲律宾等第一岛链关键节点的兵力和装备前置,加大了在台湾地区周边海空域的抵近侦察频次,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的联合演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美军在电子战装备的采购和研发投入上持续加码,下一代电子战飞机、协同作战无人机、开放式电磁对抗架构等项目都得到了重点推进。这些举动与布朗此前反复强调的建军思路完全一致。
围绕中国的战略议题,布朗依旧延续其一贯的强硬立场。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渲染所谓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为美军扩大预算、推动新装备列装争取国内政治支持。在其主导下,美军对西太平洋方向的资源倾斜幅度进一步扩大,作战概念研究和演习内容也越来越明显地针对高烈度大国冲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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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格局的转变,中国方面的应对同样明确。解放军的区域拒止与反介入作战体系已经建成多年,从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到远程巡航打击力量,从体系化的防空反导网络到日益成熟的海上舰艇编队,覆盖第一岛链乃至更远海域的立体化能力已经形成规模。若美国真的选择将两国关系推向军事对抗的边缘,那反而将成为中国彻底重塑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历史机遇。用军事上的实际能力打破美国主战派的战略构想,才是回应布朗这类人物最有效的方式。以战止战、以实力换和平,这本身就是大国之间避免战争的根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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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被美媒推崇为”目光长远的高人”,其推动美军转向大国竞争的做法确实在美国国内获得了相当支持。但一位美军将领所谓的远见,本质上仍是为遏制中国服务的工具。中美必有一战的判断,并不会因为一位主战派将领的坐镇而变成必然。真正决定东亚未来走向的,从来都是中国自身的实力与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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