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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曹操在赤壁之战前,明明"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可一听到刘备得了荆州,"手脚慌乱,投笔于地"。
曹操怕的到底是什么?董每戡先生在《〈三国演义〉试论》里给出的答案是:他怕的不是刘备,是诸葛亮的联吴抗魏——这是《隆中对》里定下的战略,也是诸葛亮一出茅庐就真正执行的招数。曹操完全理解这一个可怕的战略,所以矜持不住。
罗贯中抓住了《隆中对》和《出师表》这两份文献,把诸葛亮从出茅庐到死、甚至死后姜维照遗嘱行事,全写成早在第一份《隆中对》里就规划好的执行过程。这个人计划性之强,让罗贯中宁可改写历史编年,把"跨有荆益"压缩成闪电式的行动,也要让你看清:诸葛亮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谋士,他是拿着完整剧本下场的人。
历来,有些人认为罗贯中写诸葛亮有些过分,我以为并非“溢美”,因为他大体是根据《三国志》加以放大勾勒,这放大不只是艺术手腕,另一原因是陈寿的立场不同,对诸葛亮间有微词,但不敢完全抹杀事实,所以《诸葛亮传》还不会被打很大的折扣;罗贯中以自己的立场观点,依据总的倾向,必须加以弥补经陈寿打了的折扣,使他还原,同时陈寿在《诸葛亮传》后关于《诸葛氏集》的文中有“……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话,罗氏偏一反陈寿所评,不只写他的长于治戎,而且饶有奇谋,既可以纠正《三国志》记载的不翔实之处,又可以丰富了形象,而这个人物正是执行兴汉安刘这一政治任务主要的实际的负责者,突出他,便可为全书的主题思想服务得更好。
这样看来,《三国演义》用在诸葛亮这一典型创造上是富有政治意义的,容或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但这幻想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列宁同意比萨列夫关于幻想的话,而且加了一句:
应当梦想!
我们依据这样的原则性的指示,自然同意了罗贯中的幻想。那么,罗贯中是怎样理解和怎样刻画这个典型人物的呢?我试道来。
罗贯中依据《诸葛亮传》写诸葛亮,主要的是抓住《隆中对》和《出师表》。诸葛亮自出茅庐到死,甚至死后姜维照他的遗嘱行事,都是早在出茅庐之前定下的计划,也就是《隆中对》中原则性的说明,作为随刘备服务的既定计划,确确实实,诸葛亮终一生不管如何困难,总想法克服困难,通过原计划行事,即使因条件变易而有所变动,也改得不太多,这说明了诸葛亮的计划性极强。罗氏对他的计划有深切的理解,强调了联合攻魏,这确是诸葛亮的卓见,所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必须联成一条战线,才能对抗“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而曹操也最怕这一手。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时:
曹操连饮数杯,不觉沉醉,唤左右捧过笔砚,亦欲作铜雀台诗,刚才下笔,忽报东吴使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以妹嫁刘备,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备矣。操闻之,手脚慌乱,投笔于地。程昱曰:“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大惊?”操曰:“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
就因为曹操完全理解这一个可怕的战略,所以矜持不住,不能不动心,不能不“手脚慌乱,投笔于地”。使这样的奸雄也仓皇失措,足证此招不是寻常,更足证诸葛亮的才能、智慧高人一筹,当他一出茅庐,不久就执行这一战略,赤壁之战便是这一招的具体表现。所以,在赤壁之战的战前部署到两军交锋,用了全副精力来大写特写,并且根据《隆中对》中: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
罗贯中便运用艺术技法写出了抢荆州、借荆州、讨荆州,当作重点突出部分。同时若完全依据历史编年,由赤壁之战到“跨有荆、益”就不能挤在一个短时期,为了引人注目地刻画诸葛亮的才能和诸将的武勇,便创造以闪电式的行动,由赤壁之战胜利一直贯到取得成都,文笔之健,真是无比!从取成都之后,整个节奏放慢,然而仍抓住“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写出了热闹场面——“七擒孟获”,甚至还写出了“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总之,想象创造,仍不失根据,依史实又不为它束缚,致损失了想象的完整,乍即乍离,掌握了准确的尺寸,我们如果也要写历史小说,就应该诚心地向他学习。
同时,作者想把兴汉灭魏的主要行动者军师诸葛亮特别突出,有意地把他的出场一延再延,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期待、怀想、渴望!刘备在跃马檀溪(第三十四回)之后逢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就知道了有“伏龙、凤雏,两得其一,可安天下”。归途中,“忽见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绦、乌履,长歌而来”的隐者,以为是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结果不是,而是徐庶。徐庶给曹操诓走,却借着这个当口说出“伏龙、凤雏”的来历,并说出了“伏龙”诸葛孔明的现居地(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马荐诸葛》),照理说“伏龙”马上可以见到,却仍劳司马德操再荐,再荐还不能使诸葛出场,又来个一访,二访,至于三访,一边郑重其事,一边“姗姗来迟”。就在这些有意的安排中显出了刘备的“思贤若渴”和诸葛亮的“不同凡俗”。
即使抛开这些不说,仅就三顾茅庐和隆中对策这两回(第三十七回下半和第三十八回上半)文字而论,也大有可观,很可证明作者的想象丰富。这两个场面所根据的不过寥寥几句话,被渲染起来却十分有声有色。《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有这两句: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在诸葛亮自己的《出师表》中也只有这么四句: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
《三国志平话》把这稍为扩大描写,字数不多,文笔也拙劣,到了罗贯中手里,竟脱胎换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大大地提高了。这大段文字很长,当略而不引,但仍要引下最后的一节,可以概见两人当时情景和抱负的一斑:
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孔明曰:“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甚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大喜。……次日,诸葛均回,孔明嘱咐曰:“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吾功成之日,即当归隐。”
仅这一小节,也已经描画出一个是“时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英雄,一个是“具有澄清天下之能”的贤士,不必说一顾、二顾、三顾的细致描叙了。
然而,这些安排是否仅仅为耍弄艺术的技巧,擒纵读者的心理呢?我看不然,因为整部大书的主题思想都得因诸葛亮而展开,积极行动也将由诸葛亮来执行,三番四次描绘他的出场之不易,也即为了加深加厚后来一切活动的意义,这样的艺术技巧纯粹是为更高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所以我们不该忽视这些安排,尤其是要注意《刘玄德三顾茅庐》(第三十七回)的细腻描写,更重要的,须重视《定三分隆中决策》(第三十八回),这便是最著名的“茅庐三顾”和“隆中一对”,全部三国故事的主要关键,兴汉灭魏的一切行动由此发端;诸葛孔明的军事、政治、外交才能也由此开始施展。文章是写得够好的,故事是说得热闹的,然而这还是小事,重要的是凭借诸葛亮的策划指挥,纵横捭阖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活画出一个不世出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也贯彻了主题所规定的政治任务。我以为把这一主要人物描写得真切动人,就使全书大大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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