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去了趟阿尔巴尼亚，当地人待咱们中国人的态度让我彻底改观

地拉那的出租车司机

地拉那机场的到达大厅比我想象中还要小，像一个县城的长途汽车站。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来，六月的阳光白晃晃地砸在地上，空气里有股尘土和柴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几个出租车司机围上来，用带着浓厚口音的英语问我去哪儿。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已经伸手来拎我的箱子。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领口敞着，露出里面暗红色的T恤，胡子大概三天没刮，头发乱糟糟地卷着。

“Chinese？”他问。

我点点头。他咧嘴笑了，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China，good！Mao，good！”

我愣了一下。这是二零二四年，在一个欧洲国家听到这句话，有点恍惚。他不由分说把箱子放进后备箱，打开后车门示意我上车。车是辆老款的奔驰，座椅的皮革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粘着。仪表盘上贴着一张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国旗，旁边挂着一串塑料念珠，后视镜上还吊着一个松果形状的空气清新剂，散发出一种廉价的柠檬香精味。

他叫阿基姆，这是我在阿尔巴尼亚认识的第一个人。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荒地，偶尔闪过几栋没盖完的房子，钢筋从楼顶伸出来，像没长叶子的树。路边有很多洗车摊，一个接一个，还有卖西瓜的小棚子。阿基姆开得飞快，左手搭在车窗上，右手时不时松开方向盘去调收音机，指针在频道间跳跃，最后停在一个播放土耳其流行音乐的电台。他跟着哼了几句，从后视镜里看我：“First time Albania？”

我说是。

“Albania beautiful，”他说，然后想了想，补了一句，“People poor，but heart good.”

我后来才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我在阿尔巴尼亚听到的第一个总结，也是最准确的一个。

到了市中心的旅馆，车费是两千五百列克，折合人民币不到两百块。我给了他三千，说不用找了。他愣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非要塞回五百给我。我推回去，他急了，用阿尔巴尼亚语说了句什么，又换成英语：“No，no，we are friends. Friends don't take money from friends.”

我只好收下。他帮我把行李搬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和一个手机号：“You call me，anytime. I show you real Albania. Not tourist shit.”

这就是我对地拉那的第一印象——一个被烈日晒得发白的城市，满大街的旧奔驰，和一个人执意要把多收的钱退给你的出租车司机。

我先去旅馆放下了行李。旅馆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老板是个意大利人，娶了个阿尔巴尼亚老婆。他告诉我，这条街以前是地拉那的使馆区，那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就是以前的中国大使馆。我站在阳台上看出去，对面的楼墙上爬满了枯黄的藤蔓，几只灰鸽子蹲在空调外机上打盹。远处能看到斯坎德培广场上的雕塑，像一个黑点在热浪中晃动。

下午我出门闲逛。地拉那市中心很小，步行就能转遍。整座城市像一张被反复涂抹的画布，墙面刷着明黄、亮橙、苹果绿，有些上面画着巨大的涂鸦。这是当年的市长埃迪·拉马搞的，他本身是个画家，觉得与其推倒重来，不如给这些丑陋的社会主义筒子楼穿上新衣服。效果很奇特，像给一个灰头土脸的老头戴了顶鲜艳的毛线帽。

我在一家街边小店买水。店主是个老太太，不会说英语，我指着冰箱里的矿泉水，她拿给我，比划着数字。我给了她一张一千列克的钞票，她找给我一大把硬币，我数了半天也没数清。旁边一个年轻女孩看不下去了，用英语问我：“需要帮忙吗？”

她叫艾拉，在地拉那大学读英语文学。她帮我把硬币数好，又告诉我哪些是五十列克，哪些是二十。我说谢谢，她摆摆手：“小事。你是中国人？”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说，笑了，“你穿这件防晒衣，还背着这个牌子的背包。上个月我表哥在都拉斯海边见过一群中国游客，穿着和你一样的衣服。”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确实，这件迪卡侬的防晒衣，这件骆驼的背包，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中国游客行头。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她似乎察觉到什么，补了一句：“没关系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我爷爷那辈的人，到现在还留着中国钢笔，中国茶杯。我小时候家里有个红色的铁皮暖水瓶，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用了二十年没坏。”

我问她爷爷是做什么的。她说爷爷以前在毛泽东时代上过中国援助的学校，会背《毛主席语录》的阿尔巴尼亚语版本，虽然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我决定请她喝杯咖啡。她带我去了布什大街后面的一家老咖啡馆，名字叫“Çoko”，在一栋破旧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底层。走进去，满屋子的香烟味像一堵墙似的撞过来。角落里坐满了正在打牌的老人，桌上放着细细的土耳其咖啡杯。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是一个男人站在坦克上的模糊影像。

艾拉说，这咖啡馆开了五十年，老板是她爷爷的朋友。她问我想喝什么，我说意式浓缩就好。她给自己点了杯土耳其咖啡，才一百列克。咖啡端上来，浓得像融化的沥青，杯底沉着一层细密的咖啡渣。她用左手托着杯底，抿了一小口，说：“你一个人来阿尔巴尼亚，挺少见的。一般中国游客都跟着旅行团，去萨兰达，去培拉特，拍几张照片就走了。”

我说我不喜欢旅行团。她笑了：“所以你是个‘真旅行者’。”她故意把重音放在那个词上，带点打趣的味道。

我告诉她我想去哪儿看看，地拉那，然后去南方的吉诺卡斯特，可能再去海边。她听完，眼睛亮了一下：“吉诺卡斯特——你选得好。那里的石头房子，像从地上长出来的。我奶奶家在那儿，我小时候每年夏天都去。你一定要去城堡，从上面看下去，整座城市像给一只巨手托在掌心。”

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她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写的是卡达莱的小说，关于独裁时期的阿尔巴尼亚。但她不知道能不能写好，因为“很多东西，书里写的和家里人讲的不一样”。她说她妈妈现在退休了，每月养老金不到两万列克，折合人民币一千多。她爸爸开一个小杂货铺，卖烟，卖面包，卖手机充值卡。她读大学几乎没花什么钱，公立学校，一学期学费就一百五十欧，折合人民币一千来块。但她和很多同学一样，正在学德语，准备毕业了去德国。

“我们这儿，很多人都在准备走，”她说，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咖啡渣在杯底形成一片黑色的漩涡，“但我还没想好。有时候觉得，走了就回不来了。”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出发前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话。他说，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但那里的人有一种特别的骄傲。我说我不懂。他说你去了就懂了。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睡到自然醒，窗外的钟声从街角的东正教堂传过来，慢悠悠的，像在敲一块浸了水的木头。我翻了翻手机，阿基姆昨晚发来一条短信，用阿尔巴尼亚语写的，我翻译了一下，大概意思是：“明天有空吗？我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阿尔巴尼亚。”

我回了句好。他回复得很快，说十点半在旅馆门口接我。

他准时到了，还是那身打扮。车里今天多了一根拐杖，支在副驾驶座下面。我问他要去哪儿，他说：“先带你去吃早饭。游客不知道的地方。”

车开进一个居民区，路很窄，两旁停满了车。他停在一个面包店前，门口排着五六个人。他摇下车窗喊了一声，柜台后面的男人探出头，朝他挥挥手。他转头对我说：“这家羊角包，全地拉那最好。你不试试，就等于没来。”

他买了四个羊角包，两大罐酸奶。羊角包是热的，外皮酥得掉渣，里面软得能拉丝。酸奶是阿尔巴尼亚传统的那种，带点酸腥，但他从一个旧铝壶里倒了点蜂蜜进去，搅了搅，递给我。蜂蜜是深琥珀色，流动得很慢。我尝了一口，酸奶的酸和蜂蜜的甜在舌尖上打架，然后慢慢化开。他说蜂蜜是他叔叔在山区养的蜂采的，野花蜜，不对外卖。

“好吃吗？”他问，带着一种乡下人炫耀自家收成时的那种神情。

我说好吃。他满意地点点头，把剩下的酸奶一饮而尽。

吃完早饭后，他没有直接回市区，而是把车往东边开，上了山。山路是柏油铺的，不宽，弯道很多。他开得不快，时不时指给我看路边的建筑。他说这一片以前是独裁者的别墅区，霍查和他的亲信们住在这里。现在有些被改成了餐馆，有些被荒草吞了，还有一些成了吉普赛人的家。他用下巴朝一座破败的混凝土建筑点了点：“看到没？那是独裁时期的内务部招待所。地下室里什么都有——现在，住着流浪狗。”

车开到一个观景台。他熄了火，拔了钥匙，下车靠在引擎盖上。我也跟下来。山下就是地拉那，密密麻麻的屋顶，像一片被阳光烤裂的泥地。城市尽头是连绵的土黄色丘陵，再远一点，能看见几座积雪未化的山。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一种松树的苦味。

他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说：“你看到那个金字塔没有？”

他指的是市区方向一座灰白色的斜塔形建筑。我前一天路过，那是霍查博物馆，现在已经废弃了，墙面上全是涂鸦，孩子们在斜坡上跑来跑去。

“那是我出生那一年建的，一九八八年，”他说，“我在它阴影里长大。小时候觉得它真高啊，像一座山。现在再看，不过是个被剥了皮的骨架。”

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三十六。

“我经历了三个时代，”他说，吐出烟，眼睛眯起来，“霍查时代，我太小，不记事。九十年代，那时乱，满大街都是传销的，人们把钱藏进枕头里，天一亮就发现变成了废纸。后来，二零零五年以后，慢慢正常了。但正常是什么意思？正常就是你可以打工，可以挣一点点钱，然后，像我一样，开一辆破车，看看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傻。”

他说完自己笑了，笑声里没有苦涩，反而有一种奇怪的自嘲的快活。

我们在山上站了很久。他的烟已经抽完了，烟头在指尖捻成一个小黑点。他忽然说：“我有一阵子很想出国。去希腊，去意大利。我表弟在雅典中餐馆洗盘子，他说那边中国人很多，工作机会也多。但我走不了。我老婆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我父亲身体不好。而且，”他顿了顿，“我试过一次。二零零八年，我去了希腊。干了六个月，黑工。后来警察来查，老板把我扔在街上。我走了四公里回住所，身上只有七欧元。那时候我就想通了，我不适合那里。”

他转过身，看着我：“我适合这里。这里乱糟糟的，但它是我的。”

我忽然想起艾拉在咖啡馆里说的那句话：“有时候觉得，走了就回不来了。”阿基姆是已经回来过的人。

下山的时候，他绕了条小路，带我去看一个叫“地堡”的地方。霍查时代，阿尔巴尼亚全国建了七十多万个混凝土碉堡，像蘑菇一样长满了山坡和海滨。他停在一个地堡旁边，锈迹斑斑的铁门半开着。他走下去，踢了一脚，门板哐当响。里面黑乎乎的，只有从射击孔透进来的一束光，照在潮湿的水泥地面上。

“七十万个，”他说，“有的在田里，农民用它堆干草。有的在海边，情侣在里面避雨。有的在山顶，牧羊人在里面睡觉。全国最大的烂尾工程。”

我问他进去过没有。他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钻进钻出，在里面玩打仗游戏。现在不会了。现在他宁愿把烟头灭在地堡上，也不想再往那里面看一眼。

回到市区，已经过了中午。阿基姆把我放在博物馆街，说下午要跑几趟机场的活，晚上如果我有空，可以和他一起去他叔叔家吃饭。我答应了。这顿饭成了我整个旅程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晚上七点，他准时来接我。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用水抹过，贴在额头上。车开到地拉那北边的一个村子，路是砂石铺的，坑坑洼洼。他叔叔家是一栋两层的自建房，外墙贴着米黄色的瓷砖，院子里种着几棵樱桃树和一大丛天竺葵。一张木桌已经摆在院中，铺着红格子的塑料布。

他叔叔叫泽利姆，是个壮实的中年男人，手很粗，像树根一样。他握我的手时用力很大，笑着说：“Welcome，Chinese friend！”他的英语只有几个单词，剩下的全靠阿基姆翻译。

桌上摆满了菜——烤羊肉，红辣椒炖牛肚，用酸奶泡的黄瓜和蒜，一块巨大的白奶酪，上面撒了干薄荷碎。主食是粗玉米面包，掰开来冒着热气。最不能少的是拉基亚，一种自酿的果味白兰地，装在一个无标签的玻璃瓶里，倒进小杯，无色透明，闻起来像医用的酒精。

泽利姆先举杯：“为了友谊！”阿基姆翻译：“For friendship！”

我抿了一口，觉得喉咙像被火烧了一下。泽利姆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吃点奶酪压一压。

那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他们问中国的事情，问工资，问房子，问年轻人的生活。我尽我所知回答。泽利姆说，他小时候村里放过中国电影，讲的是游击队的故事。他还记得那些演员的脸，瘦瘦的，穿着灰色的军装。他说那时候村头的电影幕布是用白床单拼起来的，全村人都挤在打谷场上。那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神奇的事情之一。

“现在我孙子们在手机上看YouTube，”他说，“他们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夜色漫上来，院子里的灯亮了，飞虫绕着灯泡转。阿基姆喝得有点多，话也密起来。他告诉我，他其实以前学过几年中文。我惊讶地看他。他用一种很蹩脚的声调说：“同志，你好。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然后他摆摆手，笑了：“就会这几句。以前有个中国公司在阿尔巴尼亚修路，我给他们开过车。他们教我的。”

泽利姆也插话：“中国修的路，好。你们修的公路，我们用了很多年。还有那些大工程——机场，桥。中国人能干活，不偷懒。”

我忽然意识到，在阿尔巴尼亚人眼中，中国远不只是我出发前以为的那个遥远的名词。这条纽带，藏得很深。它存在於一个出租车司机的童年记忆里，存在於一个老人对暖水瓶的怀念里，存在於一条由中国人修的公路上，存在于这个夏夜的推杯换盏之间。

告别的时候，泽利姆从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自家种的大甜瓜。他说：“给你，路上吃。”我不要，他硬塞到阿基姆手里，让他放进后备箱。然后他握住我的手，又用力晃了晃，用阿尔巴尼亚语说了一串话。阿基姆翻译：“他说，你一个人来，很勇敢。但以后再来，就不是一个人了。你是我们的朋友。”

车启动的时候，我回头看，泽利姆还站在院子门口，背后的灯光把他的身形勾成一个黑色的轮廓。他挥手，像在送一个远行的亲戚。

第二天我要去吉诺卡斯特。阿基姆送我到汽车站，帮我买了票，又带我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和一包饼干。他叮嘱我车上别睡太死，吉诺卡斯特的路是盘山的，司机开得野。我说好。他站在车门口，想说什么，最后只是伸出拳头，在我肩上轻轻捶了一下：“Take care，my friend.”

长途车驶出地拉那，城市在身后退去，山势渐渐陡起来。我靠着窗，看外面的山野，全是嶙峋的石头和匍匐的灌木。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光影在地面上缓慢移动。我打开手机，翻到阿基姆的名片照片，存下了他的号码。

到吉诺卡斯特已经是午后。我拖着箱子爬上石头铺的坡道，轮子在凹凸不平的石板上咔嗒作响。几个小孩在巷子里踢球，球滚到我脚下，我停下来，把球拨回去。最大的那个孩子接过球，仰起头看我，用蹩脚的英语说：“Hello，China？”

我笑了，说：“Hello，Albania。”

他咧嘴一笑，转身跑进巷子深处。阳光从两旁的石头房子之间挤进来，把那些斑驳的老墙照得温吞吞的。我站在巷子口，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原来一个地方对人的意义，从来不是那些景点和照片，而是那些在街头巷尾和你产生过交集的人，以及那些你以为已经遥远的、却其实从未断开过的联系。

而这些，仅凭想象是永远无法抵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