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余高远跳楼那天穿的是常服，皮鞋擦得锃亮。 一个人都要跳了，还擦什么鞋。 陈一众后来反复想起这个画面，才慢慢咂摸出滋味，余高远不是一时冲动要走，他是认认真真赴死。 他要干干净净地走，像他活着时一样。
更瘆人的是余高远在楼顶对陈一众说的那句话："你以后会明白的。 "陈一众当时以为他说的是那个复核被驳回的案子。 直到余高远入土，他翻开办公室柜子里那个带锁的盒子，看见夏英杰留下的笔记、卷宗复印件、写着几个名字的纸条，他才真正明白——余高远说的根本不是案子，是夏英杰用命换来的那本笔记里写着的四个字："整台机器"。
夏英杰死的时候，官方说法是"因公殉职"。 她一个人在去取证的路上出的事，没跟队里打招呼，这是违反程序的。 可她为什么明知故犯？ 因为她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
她整理的笔记里，串起了整整一串相似案件。 从判决到执行到复核被驳回，逻辑完全相同。 她发现的不是某一个法官判错了，她发现的是冤案被一张网兜住，转一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的生产线。
要知道，她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1982到1996年，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现的是明显的从重、从严惩治犯罪的理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21个单行刑法，对1979年刑法进行大面积修改，增加了100多个罪名，提高了许多罪名的法定刑，并增设了40种犯罪的死刑。
数据更直观。 1983年严打期间，人民法院判处的重刑比例（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的人数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创纪录地达到了47.39%。 1996年第二次严打也达到了43.05%。 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降到了8.01%。
1988到1992年，全国法院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五年以上重刑占34.9%。 1994到1996年，这个比例攀升到40.52%。
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度出现过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的短暂情形，还有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死刑一共不到一个星期的情况。
夏英杰要去翻旧案，质疑从重判决，她挑战的不是某一个法官。 她挑战的是整个政绩生产机制。 在那个"判得重就是政绩，指标挂在那，结案数挂在墙上"的年代，她这一查，动的是所有人的蛋糕。
回头看余高远在复核案被驳回时的那个细节。 他去找领导申请重新核验，领导说程序没问题，事实认定清楚了，不让动。 余高远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种笑比哭都难受。 他回头跟陈一众说："这地方尝不到甜头的。 "
这是一个最讲程序的法律人，在程序内部找不到任何抓手时的表情。 当法定的救济路径全部走完，他选择用一条命，把案子"上诉"到体制外，把公众的视线拽到夏英杰留下的那本笔记上。
可结果呢？ 他这一跳确实引起了不小的注意，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个人悲剧上。 没有一根矛头，指向夏英杰笔记里写的那台机器。
这部剧最锋利的地方，是它写出了"递进式牺牲"。夏英杰死了，被体制消化成"因公殉职"四个字。 余高远死了，被公众同情成一个"深情男人"的个人悲剧。 这两个人的牺牲都被错读了。
所以陈一众必须活着。 他是那个最终把撞击声翻译成制度语言的人。 他坐在光线很暗的办公室，翻到夏英杰笔记的最后一页，那页纸上只有一句话："问题不在某个人身上，问题在整台机器。 "陈一众合上笔记，足足沉默了一分多钟，镜头拉了一个很长的特写。
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从1983年那个重刑率47.39%的峰值，走到1997年新刑法，再走到2016年重刑率8.01%——这条缓慢下移的曲线里，藏着多少个"夏英杰"和"余高远"？
陈一众路过档案室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桌上要誊抄的卷宗纸摞得比人都高。 他站门口看了一下，转身走了，嘴里念叨了一句什么，旁边的人没听清。
他念叨的，大概是夏英杰最后一页笔记上的那句话吧。可"你以后会明白的"，如果余高远没跳，陈一众这辈子会不会也一直不明白？
历史只留下文件，不留下走廊里那些没说完的话。夏英杰的牺牲，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如果1983年那个重刑率47.39%的年代，她的笔记被及时看见，余高远是不是就不用跳楼？ 可反过来问，如果不跳，谁又会真正去看那本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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