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罚业务到罚机制，银行“规模情结”迎重拳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福建、江西三地派出机构同日发布处罚公告：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及下辖分支行因违规设立绩效考评指标等被罚115万元，福建永泰县农信联社、江西宜春农商行也因违规设置绩效考核指标、违规设定存款考核指标分别被罚150万元和90万元。

一天三张罚单，直指银行内部最核心的考核机制，这在过去几年的监管处罚中相当罕见。

以往银行罚单大多指向虚增存贷款、以贷转存、贷款三查不到位这类具体操作层面的违规，而2026年的罚单，正在把矛头直接对准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办法——那根驱动基层行为的指挥棒。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因违规设定考核指标、绩效考评不合规等问题被处罚的银行已达12家，其中8家银行的罚单金额均超过100万元。

每经记者逐条梳理核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官网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严格按照“考核机制违规”口径统计，结果显示：共涉及12家银行机构，对应12张主体罚单（若把农行大连分行与金州支行计为两张罚单，则为13张主体罚单）。

案由措辞之变

回顾之前的银行罚单，对规模冲动的定性通常不明指考核本身，只指向结果，如虚增存贷款、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这种案由描述将责任主要归咎于业务操作层面的违规，监管逻辑是“做了假账就要罚”。

而每经记者梳理今年以来的罚单发现，措辞逻辑明显切换。

1月27日，农行大连分行及金州支行收到的罚单中，监管明确将“在绩效考核体系外制定考核办法并设立存款时点性考评指标”列为独立案由，与“存单质押虚增存贷”并列。

2月，广西北部湾银行被罚205万元，案由中“存款考核指标设立违反监管规定”排在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之前。

5月，福建三明的两张罚单，案由更是浓缩为“违规下达存款考核指标”。

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向每经记者分析，这种从“罚业务”到“罚机制”的转向，逻辑直接而深刻：只惩处操作层面的“苍蝇”而不触动“病灶”，只要考核机制不变，换一拨人照样走老路。监管把问责链条从末端操作回推到总行、分行的规则制定者，本质上是要把合规压力从基层执行者反向传导给制度设计者。

双罚制的升级同步显现。今年2月，泉州银行一名责任人因涉及不当存款考核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恒丰银行郑州分行虚增存贷案中，4名管理人员同步被追责。从“罚机构”到“罚到个人、罚到决策岗”，监管的威慑力正在向总行部门负责人、分行行长这一层级传导。

信贷空转违反多项规定

在严监管背景下，由考核扭曲导致的业务后果——虚增存贷款、以贷转存、冲时点是治理的重点。

据每经记者统计，2026年前两个月，因虚增存贷款规模等问题受到处罚的银行达16家，涵盖国有大行分支机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及农商行等多类型机构。

企业预警通数据进一步显示，以“以贷转存”“虚增”为关键词搜索，2026年以来分别有10家、30家银行或分支机构收到罚单。2024年同期和2025年同期“以贷转存”罚单数量分别为8张和4张，2026年罚单数量上升。

虚增手段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存单质押循环。企业用自有资金或贷款在银行开立存单，再以存单质押申请新贷款，贷来的资金再次形成存款，资金在银行体系内空转，从未流向实体经济，如农行大连分行就是因该原因被罚。

二是以贷转存。银行在放款时要求企业将一定比例信贷资金存回本行，如光大银行焦作分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济宁银行聊城分行等均因此被罚。

三是冲时点。季末通过临时性资金调度做大余额，如工行长春分行6月因“冲时点发放贷款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30万元。

上述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称，这三类行为的共同本质是银行用利润换规模、用空转换数字。在净息差降至历史低位区间的情况下，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还会放大银行自身的利率风险和声誉风险。监管部门通过高额罚单切断这些路径，客观上迫使银行重新计算存款的盈亏平衡点，而不是无底线竞价。

更深层的考量是，信贷空转违反多项监管规定。《关于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不得以贷转存吸存、向“空户”虚假放贷。《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要求，贷款业务和存款业务严格分离。

告别硬性增速考核枷锁

罚单是纠偏手段，制度调整才是重点方向。

2026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不再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设定统一的硬性增速考核，从顶层切断了银行规模考核最刚性的支柱。

此前的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型银行保险机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维护县域金融秩序，坚决防止并纠正对涉农客户过度共债、“价格战”等“内卷式”竞争行为。

每经记者注意到，地方监管部门已搭建起常态化监测工具。例如，吉林金融监管局建立无序竞争监测通报机制，按季采集存款利率偏离度、贷款定价水平、费用投放强度等量化指标；广东金融监管局则构建了“1+3+N”治理框架，并上线大数据筛查模型，重点识别“挖墙脚”式置换他行存量按揭、汽车金融领域违规返佣等行为。

效果已有公开数据验证。在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运行通气会上，监管部门披露辖内银行业净息差企稳回升，住房按揭及车贷佣金支出同比下降89%。这表明，“反内卷”治理在局部市场已转化为真实的财务改善，而非仅仅是一纸合规要求。

“从规模情结转向质量情结，真正的挑战在于总行内部的转移定价（FTP）机制。”上述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认为，如果分行利润考核依然简单挂钩规模，即使取消了相关指标，分支机构仍会发明出各种变相的日均增量、综合贡献度考核来冲量。监管罚单解决了“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但银行还需要建立以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为核心的“该做什么”的新坐标。

上述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进一步指出，“反内卷”不是反竞争，而是反“内卷式”的无序竞争，监管部门的真正意图是让银行从“价格战”“规模战”中跳出来，回到差异化定位、专业化服务的本源。

清醒的反思是必要的。监管重拳之下，仍有几个问题待解：其一，取消统一硬性贷款增速考核之后，基层KPI（关键绩效指标）如何重新设计，才能真正跳出“规模情结”？

其二，部分中小银行在品牌、渠道、产品上存在天然弱势，“反内卷”治理会不会加速行业分化，甚至引发局部流动性压力？

其三，“罚机制”之后，银行总行的考核办法修订能否真正落地到县域支行、乡镇网点，会不会在层层传导中变形走样？

从“赔本赚吆喝”到“价值竞争”，银行业需要的不仅是监管的鞭策，还有自身商业模式的根本重构。只有当考核指挥棒不再只指向规模，银行才有动力在细分行业、供应链金融、跨境服务等专业赛道上沉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