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2年10月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半月落在长白山天池北侧。白桦树被冰霜裹住，枝条咔咔作响。就在这片银色林海深处，一支由满、汉、朝鲜族混编的猎队正在分肉。火堆旁，年近五十的“老狍子”金德瑞把一块熊肩递给新晋少年王魁，话音沉稳：“娃子，记好了，咱山里人活到今天，全凭三条规矩撑着。”
这番话并非虚言。民国年景动荡，官府鞭长莫及。猎人们想在崇山峻岭里保命挣钱，只能自立章程。三条规矩像山神的戒条，一旦有人踏破，轻则赔牲畜并退出猎队，重则被写进黑名单，连山脚下的皮货商都会把门关上。
第一条，优先取老弱，不碰当年的种子。前辈们用“吐草饼子”“掉冬毛”这些土语辨别老兽。雪地里，只要发现反刍不畅、行动发颤的梅花鹿，就意味着它命不久矣。将这类个体提前猎下，不但肉质老硬售价低，还得搬回山脚换口粮。听上去吃亏？可换来的是来年鹿群的壮大，同一山沟就不会因无序捕杀而荒了兽迹。许多外来客只看见眼前现钱，乱枪打下年轻的雌鹿，被发现后立刻遭除名。金德瑞那句“别杀种鹿”掷地有声，没人敢当耳旁风。
第二条，遵节令，错季不动枪。长白山四时分明。深冬零下三十度时，黑熊窝冬，膘肥肉厚；立春一过，熊妈妈要带幼崽觅食，便列入禁打名单。相反，盛夏里野鸡成群，狍子刚褪胎毛，猎队就把枪口移向山雀峰一带的小型兽道。掌握季节节拍，并非出于浪漫，而是饥饿教会他们“囤脂肪”与“留火种”的意义。若在春季一时手痒打死怀胎母鹿，不出两年，这条山梁就会冷清得不见脚印。1929年春，外乡人刘大贵干了这错事，皮货换银子后一溜烟跑。待冬天回山，又被守口的猎户轰下山，没人替他说情。
第三条，出门带什么网套，就只对付一种猎物。打虎就打虎，不顺手捞一只貂；下套逮兔，碰见呲牙的猞猁也绕开。原因很实际：每只猎物在生态链里都拴着别的命。狗熊没了，山莓遍地，黑蜂缺了蜜，次年蜂场大减；松鼠多了，松子被啃光，年底又饿红羚羊的眼。老猎人讲究“拎瓶不端碗”，这一专一原则既是生态算盘，也是避祸心法。猎枪出膛的每一声，都必须提前算好后账。
有意思的是，这三条看似土办法，却与日后兴起的“可持续利用”观点惊人契合。民国中期，东北林区已有日商、俄商重金收购虎骨熊胆。利益诱惑摆在面前，长白山猎队依旧守着本分，不敢放炮筒子乱轰一气。从1931年到1944年，官方贸易统计显示，通化、临江两县每年外运熊皮不超过30张，其中一半出自别处，足见“限额”之严。
除了规则本身，执行同样关键。猎队通常以三至五家族结伙，推举德高望重者为“山把头”。把头手握生死罚权，却也受群体监督。若谁受贿放生路，另外几家族立马散伙。山里人说“一夜散夥，比冰凌断河还利落”。正是这种近乎原始的自治，使规矩穿越风雪得以延续。
1945年抗战胜利，苏军南下时曾在抚松收缴大量民间枪械。很多猎户失去老伙计“鸟枪”，被迫改行采参或贩木耳。规矩却没散。即便换成铁夹木套，老弱优先、分时打猎、一场专一仍被口口相传。到1948年春，东北野生动物检验统计中，长白山狍子密度竟高于关外其他林区，数据让省城研究所的顾问颇感意外。
“你要是敢坏了规矩，就别想在这林子里讨口饭。”火光映着金德瑞的脸，皱纹像刻出来。年轻人默默点头，把肉挂高，离火三步埋上余烬，才敢收拾背包。
夜色愈浓，远处雪林传来苍鹰长鸣。猎人们钻进毡帐，留下一句简短嘱咐：“山会记人。”山风把话搅散，却没人敢忽视。多少年过去，规矩还在风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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