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四大公子”

济南“四大公子”

严民

日前，济南出版社编审、文史专家侯琪先生在《济南竹枝词一百首》之八中，曾这样赞誉我先父严薇青教授：

人品学问皆楷模，《掌故》历久天下传。

天堂聚首四公子，知否济民思乡贤。

有些年轻朋友读后，问我什么是“四公子”？那就让我细细道来吧！

民国时期，济南有四位著名教授：数学教授王峻岑、中文教授严薇青、历史教授许衍梁和吴鸣岗。他们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积极追求进步，深造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又不约而同返回家乡，在济南的中学及大学任教。被教育界誉为济南“四大名教”。不料在十年动乱中，他们却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四大公子”。这所谓的“四大公子”是我的父辈，他们都曾就读于济南一中，即后来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

“四大公子”之一的王峻岑，出生于1910年。他在读高中时，就被在此任教的著名翻译家、杂文家董秋芳先生称赞道：“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个与季羡林齐名，名为全校之冠的王联榜，就是我的王峻岑伯伯。他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到济南任教。

王伯伯在课堂上，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数学微分和积分，课余时间他又撰写出版了《数学列车》《比一比》《大大小小》《数的惊异》《整数运算》《图片展览》等数学科普专著。这些书成了学生们争相阅读的热门书，出版后销路一直很好，直到2022年以《给孩子的趣味数学书》又再版，他也被誉为数学科普领域的开拓者。

“四大公子”之二严薇青是我父亲。他1911年生于济南，上高中时， 19岁写的文章就被老师赏识并推荐发表于济南《平民日报》。高中毕业后，他报考清华、北大，同时被这两所名校录取，最终选择去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

在北大读书期间，父亲以他在故宫博物院查到的“康熙朱批”中曹寅父子奏折为线索，大学三年级完成了论文《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该论文1936年发表于胡适先生题名的《时代青年》，1976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至今仍被红学研究者引用。

1936年5月北大济南同乡会欢送严薇青（左4）毕业纪念

1936年父亲大学毕业，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罗常培先生挽留他在研究所工作，但由于他是独子，为侍奉父母，还是回到济南，开启了他毕生躬耕的教书著述生涯。他曾先后在济南一中、齐鲁中学、济南公立商校、济南青年会中学、正谊中学任教。

1939年济南各学校进驻了日本教官，师生进校门必须向膏药旗躹躬。我父亲不愿在日寇统治下的学校教书，去北京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因国文试卷优秀，被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留下做助教。半年后，他不忍割舍家人，辞职返回济南，去没有日本教官、由美国天主教修女创办的懿范女中任教。该校址位于东郊洪家楼，不设教员宿舍，他每天早起晚归，从家里往返步行30里地，却风雨无阻，专心教书。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聘去山东政治学院教授国文课。两年后，该校先更名为山东师范专科学校，后又改为山东师范学院。他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同时在齐鲁大学、华东大学兼任国文课程，被教育界誉为“济南名教”。

“四大公子”之三为许衍梁， 1911年出生，父亲曾任山东省教育会会长。他与我父亲高中同班，也是文学爱好者，还喜爱打篮球。由此结识了观看球赛的济南女子师范学生孙玺瑛，并与之相恋。玺瑛的大哥孙玺凤曾与陈毅同去法国留学，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玺瑛后来去北平弘达高中就读，为追求爱人，许伯伯考进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

求学期间，他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卧轨截车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大学毕业后，许伯伯回到了济南一中任教，并与孙玺瑛结婚。在学校南迁时，他先后去山东联合中学、国立湖北中学、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华中大学等处任教。1941年，许伯伯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獄。在獄中他结识了红军战士，从此踏上了革命之路。抗战胜利后，许伯伯回到济南，先后在山东省立师范学院、齐鲁大学任副教授。

“四大公子”之四的吴鸣岗，1916年出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在正谊中学、山东省第一临中任教。吴伯伯为人坦率、口无遮拦，上课时公开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被当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由济南教育界进步教师联名出具“保状”，他才被当局释放。

这场风波之后，几经周折，吴伯伯到齐鲁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他知识面广，口才极好，上课时经常旁征博引，深受学生欢迎。

不久，济南解放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政府下令济南各大院校必需迁至杭州，对在教育界极有影响力的“四大名教”不断施加压力，催促他们做南迁准备。然而他们却毅然决定：不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留在济南迎接天亮，迎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