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程然/李白：翰林且作读书处

大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盛世长安笼罩在一片祥瑞氤氲的氛围之中。朝堂之上，官员田同秀向唐玄宗奏报了一桩旷世奇事：他于大明宫丹凤门亲眼目睹老子元神显圣，耳畔传来太上玄元天帝的秘语，言昔日尹喜故居之中，藏有传世录符。玄宗即刻派人前往探寻，果然在旧址觅得一枚宝符。天降祥瑞、古符现世，令龙颜大悦。玄宗以此为吉兆，遂下诏改元，将沿用多年的“开元”改为“天宝”，取“天降宝物、福佑大唐”之意。

新元初启，朝野欢腾。文武百官纷纷上表称颂圣德，黎民百姓额手相庆，整座西京长安都浸润在改元迎新的祥和盛大之中。恰逢金秋时节，长安城内金桂满城、暗香浮动，在这盛世盛景之下，半生漫游、心怀青云的李白，满怀壮志豪情奔赴帝都长安，得到了唐玄宗的破格礼遇与隆重接待，自此入职朝堂，就任翰林供奉，开启了他短暂却刻骨铭心的长安仕宦生涯。

翰林院坐落于大明宫西侧、麟德殿重廊之后，自唐太宗营建大明宫以来，这座宫城便是帝王理政、决断朝纲的核心之地。而翰林院与大明宫宫门相通、毗邻中枢，地理位置的特殊，足以彰显其非同寻常的朝堂地位，是大唐王朝文化圈层的核心机构。入职翰林之后，李白真切窥见了盛唐王朝的多元气象：唐玄宗的治国格局，不止局限于朝堂政治、天下经济、边防军事，更极度推崇华夏文脉的传承与繁盛。

彼时的翰林院，群英荟萃、百家齐聚。这里有潜心修道、参悟道法的道士，有诵经弘法、通透禅理的僧人，亦有精通风水推演、星象占卜、金丹炼制的方士；更有一批深耕翰墨、丹青妙笔、善书能画、工诗善赋的文人雅士。四方贤才齐聚禁苑，日夜待命，只待帝王召见，倾尽毕生学识与一身才华，辅佐圣朝、点缀盛世。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一首《饮中八仙歌》，精准描摹出李白初入长安的名士风姿。入驻翰林院不久，李白便以嗜酒豪放、交游广泛、诗才绝代的盛名轰动长安。他生性疏放，常常纵酒酣畅、酩酊忘形，即便身在体制之内、身负翰林公务，依旧难改随性洒脱的本性。

杜甫笔下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一个“呼”字极尽精妙，道尽了李白彼时的处境与心境。此“呼”是帝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皇权之呼，彼时的李白，早已不是山野闲散之人，身为朝廷翰林，身有职、负有责，再也无法复刻往日的自由恣意。他不能再像独居山野时那般，“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于独醉中忘却尘世纷扰；也不能再与幽人对酌时随性放言，“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随心而行、无拘无束。

曾经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满怀青云之志奔赴长安，一心想要辅佐君王、建功立业。可朝堂规矩森严、官场桎梏重重，日复一日的拘束生活，渐渐磨去了他初见盛世的欢欣。除了与知己好友纵酒放歌时能短暂舒展心怀，在肃穆压抑的翰林院中，他日渐沉默、难得展颜，满心皆是无人共鸣的寂寞与壮志难酬的无聊。

就在这份郁郁寡欢的仕宦时光里，书卷成了李白唯一的精神慰藉。他曾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写下心声：“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朝夕待命、值守禁苑的枯燥岁月中，唯有埋首古籍、探寻至理，偶遇一言会心、一语通透，方能让他掩卷浅笑，在笔墨书香中寻得精神寄托，暂时消解朝堂纷扰与内心郁结。这一抹释然一笑，是他翰林生涯中难得的轻松与澄澈。

紫禁书城，古卷浩繁，究竟是何等笔墨经典，能让半生漂泊、胸怀丘壑的李白掩卷会心、悠然浅笑？细读李白的人生轨迹与诗文风骨，答案早已藏在他的笔墨初心与时代底色之中。

最能触动李白心底的，必然是《庄子》。闲坐翰林书斋，他总会轻展书卷，轻声吟诵那句震烁古今的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字句恢弘、气象万千，每每读来，都让他心生快意、心神激荡。

李白自幼博览群书，早年便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学识，早已囊括诸子百家，孔孟之儒、杨墨之论、管韩之法皆有涉猎，而老庄道家之学，更是深深根植于他的骨血，远超其余诸家。究其根源，既有时代大势的熏陶，更有个人天性的契合。李唐王朝尊老子为宗室先祖，追封“圣祖”，先后册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太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帝”，极力推崇道家道教。与此同时，庄子被尊为南华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亦各有封号，四子著作皆被朝廷奉为真经，《庄子》自此更名《南华真经》，成为盛唐世人必读的经典。

时代崇道的氛围，让李白自幼浸润老庄文脉，而他自由不羁、志存高远的天性，更是与《庄子》的精神内核完美契合。这部千古经典如同深邃黑洞，牢牢吸引着李白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开篇《逍遥游》一篇，更是贯穿他一生的精神图腾。庄子笔下的大鹏，以一个“大”字立尽世间极致：形体之大，背逾千里、翼若垂天之云；气魄之大，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志向之大，自北冥启程，扶摇万里、奔赴南冥，无拘无束、自在逍遥。

大鹏，是庄子的理想化身，更是李白一生的自我写照。半生以来，大鹏无数次闯入他的梦境，与他灵魂相融，大鹏即是李白，李白便是大鹏，《逍遥游》仿佛专为他这般绝世异人而作。早在二十岁年少轻狂之时，李白拜见渝州刺史李邕，便写下《上李邕》明志：“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自认天赋异禀、卓尔不群，不惧世人冷眼、俗人嘲讽，恰似北冥大鹏，面对蜩与学鸠的浅薄嗤笑，淡然置之、不屑争辩。因为他深知，一旦与凡俗口舌相争，纵使身形依旧壮阔，胸襟已然狭隘，再无扶摇九天的凌云气魄。二十四岁那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一如大鹏乘风启程，踏遍山河。峨眉烟雨、三峡惊涛、荆门江流，一路山河壮阔，皆有大鹏之志相伴。他作诗自勉：“北冥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陵随海运，燀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

漫游途中，李白偶遇高道司马承祯，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比，抒凌云壮志。二十余年岁月流转，历经求学、漫游、干谒、婚嫁、立业的层层历练，当年的少年终于乘风而上，入驻翰林、侍奉帝侧，站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身居禁苑书斋，再读《逍遥游》，回望半生沉浮，李白已然褪去年少青涩，心境、格局、阅历皆非往昔可比。重读旧作，只觉当年笔墨“未穷宏达之旨”，不足以承载半生胸襟与人生感悟，遂提笔重撰，打磨出洋洋六百九十二字的《大鹏赋》。

惯于短诗抒怀的李白，耗费心血铸就这篇长篇巨赋，字字皆藏人生沉淀。四十余岁的他，阅尽世间百态，深谙世事浮沉，再度品读庄子经典，终于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天地至妙。《大鹏赋》囊括了他少年的初心、中年的历练、未来的期许，是他人格风骨、人生追求、生命理想的终极凝练。大鹏之志，贯穿李白一生，即便日后辞别翰林、漫游江湖，二十年间笔墨少提大鹏，可在六十二岁人生终章，那只翱翔九天的大鹏再度入梦，催生绝笔《临路歌》。一生逐鹏、一生似鹏的李白，终以大鹏自况，挥笔写下“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他俯瞰世间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只觉天地渺小、万物皆微，却终究壮志未酬、力竭中天。一句绝唱，道尽了千古诗仙的博大胸怀，也藏尽了一生求索的不甘与遗憾。

让李白掩卷会心的，除了老庄道韵，还有史家风骨。翰林书斋之中，他亦常展《史记》，在千古史笔中追寻先贤气节、笃定人生初心。读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一段，李白每每颔首动容、心生共鸣。

李白一生嗜读史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传世典籍，皆烂熟于心、融会贯通。千古风流人物之中，他独独倾心两类先贤：一类是心怀天下、功成身退的鲁仲连、范蠡，以才济世、淡泊功名；一类是重义轻死、行侠仗义的荆轲、聂政，肝胆相照、不负本心。他欣赏陶渊明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气节，却不认同其功未成、志未酬便归隐山林的避世之举；他鄙夷苏秦贪恋权位、奔走干谒、炫耀六国相印的功利浮躁。

天宝元年的李白，年届四十，早已成家立业、历经世事，可根植心底的建功立业、安定天下的初心，从未有过半分消减。这一年，他数次作诗赞颂鲁仲连，字字皆是自况。《别鲁颂》中“谁道太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盛赞鲁仲连顶天立地、凛然不屈的气节；《齐有倜傥生》中“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直言自己与鲁仲连心性相通、志趣相投。

李白满腹经纶、学贯百家，却无腐儒卑躬屈膝、趋炎附势的媚态；其父为商贾之人，他却不染市井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俗气。在鲁仲连身上，他读懂了士人风骨的真谛：读书人的初心，从来不是追名逐利，而是心怀家国、勇担道义。鲁仲连挺身而出、助赵退秦，只因秦国弃礼义、重军功，以权术驭士、以苛政虐民，此举与李白的处世价值观不谋而合。也正因这份家国担当，日后安史之乱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李白毅然投身李璘幕府，只为平定叛乱、安定天下，践行士人济世安民的初心使命。

世人皆道“千里做官只为财”，可李白的仕途，从来与名利浮华无关。二十四岁出蜀远游，初至金陵的他，便散尽随身三十万金，接济贫寒、结交贤士。纵使日后囊中羞涩，亦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绝不卑躬屈膝、折腰求人。这份洒脱，不止是文人气节，更是挣脱金钱桎梏、超越世俗功利的自由精神。也正因如此，身处盛唐最繁华的帝都，身居近侍帝王的清贵之位，锦衣玉食、风光无限的李白，终究难容于浑浊官场。他不愿攀附权贵、曲意逢迎，不屑与奸佞同流合污，纵使仕途坦荡、盛名在握，若不能实现济世报国的人生抱负，便宁可舍弃荣华、拂衣而去，最终落得“赐金还山、辞别长安”的结局。

滋养李白笔墨心境的，还有楚辞汉赋的千古风流。李白自幼痴迷辞赋、酷爱诗文，年少便深耕经典、落笔惊人。他曾在《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自述：“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亦在《赠张相镐二首》中直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楚辞汉赋韵律铿锵、辞藻绮丽、描摹繁缛、抒情张扬，一如蜀地繁花似锦、蜀锦绚烂华美，深深惊艳了年少的李白，为他的诗文之路埋下浪漫壮阔的伏笔。十五岁时，他便落笔写下《拟恨赋》，自此赋思泉涌、佳作频出，先后创作《明堂赋》《大猎赋》等传世名篇。《明堂赋》中，他未曾亲见洛阳明堂盛景，仅凭绝世才情与超凡想象，便将明堂的巍峨壮阔描摹得淋漓尽致：“观夫明堂之宏壮也，则突兀曈昽，乍明乍蒙，若大古元气之结空。巃嵷颓沓，若嵬若嶪，似天阃地门之开阖。”笔墨恢弘、气象万千，尽显盛唐气度。

少年所作的《拟恨赋》，更是直白袒露了他早年的壮志与遗憾。文中直言“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没”，他所憾者，是项羽垓下被围、雄志难酬，是荆轲图穷匕见、奇谋未成，是屈原遭谗被放、魂归江湘。这份憾恨，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是贤才不得所用、初心不得所偿。只要能为家国大义、平生理想奔赴，纵使身死，亦无怨无悔。

在诸多前贤中，李白对屈原尤为推崇，一生数次赋诗感念。《行路难》中“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中“屈原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皆寄寓着对屈原忠贞不屈、高洁自持的敬仰。他更是以千古绝句盛赞楚辞风骨：“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他心中，屈原的诗文如日月高悬、万古不朽，远超世俗繁华与王朝兴衰。

楚辞赋予李白的，不止是诗文的滋养，更是浪漫不羁的想象、自由洒脱的情怀、恋国思君的赤诚与委婉含蓄的笔法。他作《相逢行》，一改乐府旧题男女相思的本意，效仿《离骚》香草美人、托男女喻君臣的手法，暗藏自己心系君王、渴望报国却不得重用的怅惘；《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千古名篇，驰骋天马行空的想象，穿梭神话与现实、九天与尘世，瑰丽奇绝、震撼古今，皆是对楚辞浪漫风骨的传承与升华。

纵观李白一生，读书之处各有风情：匡山清幽，他于山水静谧中潜心苦读；安陆温馨，他于家庭暖意中涵养文心；而大明宫翰林院，是他唯一在朝堂闹市中读书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读书时日最短的居所，短短不足两载。可这短暂的翰林岁月，却让他于朝堂喧嚣中阅尽古籍真谛，于世俗桎梏中看清本心所向，以书卷为媒，锚定了一生的鲲鹏之志、士人风骨与诗魂初心，成为他人生轨迹中无可替代的珍贵篇章。

（原载《河南文学》202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