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大勇,丹东宽甸人,今年五十四。十九年前我三十五,那年春天我在自家后山那片坡地上埋了一根参。
那根参是我父亲留下的。他以前在长白山那边跟人学过种参,回了宽甸以后在自留地里试了几年,攒了几根不错的。临终那年他把我叫到炕边,从炕洞里摸出一个红布包,搁在我手心里。那块布旧得发白,边角起毛,里面包着五根晒干的山参,根须完整,每根都有小拇指粗细,最大的那根比我的拇指还粗一圈。他攥着我的手说:“这五根你留着,别卖。等你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拿出来用得上。”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几样东西之一。他说完那句就合上了眼睛,红布包搁在我的膝盖上,余温还在。我在炕沿边坐了很久才站起来,把那五根参重新包好,放进衣柜顶层的铁皮盒子里。那一年,我三十五,我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声音尖尖的,在院子里追鸡追得满身是土。
后来那五根参我陆陆续续用掉了三根。一根给我岳母看病,一根给我哥急用,还有一根换了钱给家里翻新了屋顶。剩下两根我一直没舍得动。二〇〇五年春天,我听说附近有家参行在收老参,价钱给得高,我想着手里那两根放了好几年了,兴许能卖个好价,就带着去了。人家看了我父亲留下的那根,说年份不够,根须也有断,值不了太多钱。我空着手回来的路上,站在后山坡地边上,看了看脚下那片被野草盖住的荒坡地,忽然想起我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老参要种在地里,埋几年,让土里的气养着,年份才足。我想了想,回去把那根参用红布裹好,又在外面套了一层塑料袋,拿铁锹在后山坡那棵歪脖子松树底下挖了个坑,把它埋了进去。我用手掌把土拍平,又盖了一层枯草和松针在上面,在那棵松树的树根上刻了一个浅浅的记号,一个向右弯的钩,像是怕以后自己找不着。
我以为过个三五年就会把它挖出来。后来我出了趟远门,去丹东城里打工,在后厨洗碗、在工地搬砖、在物流公司看仓库。日子像一件被反复搓洗的衣服,布料越洗越薄,那道我亲手刻在松树根上的记号,被树皮新长出来的部分一层一层地裹住了。我不再回那后山了,那片坡地荒了几年,后来被邻居家圈成了放羊的场子,羊群踩来踩去,把地皮踏得平平整整,原来那棵松树还在,矮墩墩的,被羊啃掉了一层底下的树皮。我每次路过它的时候都绕过它走,像绕过一个慢慢沉没的念想,眼看着水面一层一层地合拢,把它盖住了。
去年秋天,我儿子打电话来说要结婚了。他谈了女朋友三年了,我见过,瘦瘦的,戴一副圆框眼镜,在县医院当护士,说话声音不大,但做事稳妥。我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看着墙角那只放旧物的铁皮盒子,里面还剩下些票据和几本旧存折,我翻来翻去也翻不到当时埋参的具体位置了,它已经像一滴墨落进了水里,边缘被时间反复晕开,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正在消散的轮廓。直到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院子里修那把劈柴的旧斧子,邻居老刘来串门,站在篱笆外面聊起了他家的羊圈要挪地方的事。他随口说了一句:“后山那片坡地我打算明年不养羊了,翻一翻种点果树。”
我手里那把斧子的木柄忽然停了下来。我抬头看着他:“你说后山那片?就是那棵歪脖子松树底下?”
他说:“早没了。那棵树前几年刮大风刮倒了。”
我攥着那把旧斧子站起来,从门后摸出那把生了锈的铁锹就往山上走。老刘在后面喊我,我没有回头。风从山坡上灌下来,吹得地上的枯草贴着地面倒伏。我找到那棵松树曾经待过的位置,树根已经翻出来了,腐烂的木屑混在泥土里,像一块正在被风化拆解的文字。十九年了,那棵树倒下去以后,上面的土层被雨水冲刷过无数遍,地表起伏的轮廓变了又变,土的颜色在日晒雨淋中反复地加深又变浅,那道我亲手刻上去的记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蹲下来,从当年记忆中的大致方位开始往下挖。那把旧铁锹的边缘已经卷了,每一次下去都只能铲起薄薄一层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换了好几个位置,土层越来越深,天色也在慢慢地暗下来,我弯着腰,铁锹的木柄在我掌心里被攥出了汗。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那个坑,坑壁上的土一层一层地向下延伸,每一层都像是时间落下的沉淀,又干又硬,像一段我已经快要忘掉的旧话,被地气重新泡胀了。我把铁锹搁在坑边,蹲下来用手扒拉坑底那把碎土,指腹碰到一个硬邦邦的、圆滑的东西,不是石头,没有石头的棱角,表面带着一种被埋了太久之后特有的滑腻。
我把它从土里抠了出来。塑料袋还裹在外面,原本透明的塑料已经被泥土浸成了土黄色,但里面的红布还透出一层暗色的影子。我用袖口把那层塑料袋擦了擦,解开扎口的绳结,红布露出来——颜色还在,只是变得更深沉了。十九年过去了,它长胖了一圈,比我的手腕还要粗,主根笔直,分叉均匀,上面的纹路像一张被反复折叠过的地图,皱褶里藏着十九年秋天和春天交替的暗痕。我把它托在两只手的手心里,在掌心里掂了掂那根参的重量,比我记忆中的重得多。它的表皮经过漫长的缓慢生长已经呈现出一种深褐色,泛着柔和的光泽,像一枚刚刚出土的老器皿,表面的纹理在光线的角度变化中微微起伏,每一道起伏都对应着某一年的雨季或霜冻。那些痕迹不是匆忙留下的,而是一层一层堆叠出来的,像缓慢积累下来的时间本身。
我蹲在那个坑边,把那根参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合拢着把它圈住。它的形状跟十九年前大不一样了,它的须根比以前长了两三倍,其中一根最长的弯弯曲曲地绕过了主根的背面,像一条细长的、正在慢慢收紧的手臂。
后来我去县里的参行问了一圈,人家说这根参按年份和品相看,已经超出了普通园参的范围,价格至少是当年那根的五倍不止。我没有卖掉它。我把它带回家,用新买的红布重新包了一层,放进柜子最上层那个铁皮盒子里,搁在我父亲当年放那五根参的同一个位置。
我把铁皮盒子搁回衣柜顶层的时候,站在凳子上多停了一会儿。我的手指搭在盒盖上面,指尖能感觉到铁皮表面微微的凉意。然后我慢慢把盒子推回原位,关上柜门,从凳子上下来。那双搭在盒盖上的手指,指腹上还残留着泥土的涩感,像一枚正在慢慢干透的印记,被留在了盒子的边角上。我把它搁回那个位置,柜门轻轻合上了,锁舌卡进门框,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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