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2月27日在杭州作出的那一段关于战犯问题的批示，后来很多人提起的时候常常会有误解，这件事并不是发生在他生命最后的弥留阶段，但是当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明显变差，公安部原本上报的报告里面，列出全部在押战犯一共293名，其中圈定了13个人，认为这一部分人暂时还不能够特赦，建议继续关押改造。
新中国从1959年开始，先后分六批特赦过战犯，杜聿明、王耀武、溥仪这些人都是在前几次的特赦当中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到1966年之后，特赦工作就停下来了，剩下的两百多人一直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一关就是将近十年。时间拖到七十年代，两岸之间的局势、国际上的环境都已经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中央内部慢慢又重新把战犯释放这件事拿出来讨论。
1974年12月，周恩来当时已经重病，就交代公安部，先把所有还在押战犯的完整名单整理出来，准备在四届人大开过之后，启动新一轮的特赦工作。四届人大在1975年1月开完，公安部很快整理完成报告交到中央，报告里面先统计全部293名战犯的情况，经过内部一番评估之后，报告当中写明，其余的人可以特赦，还有13个人，认定改造还没有达到条件，应当继续关押，把这个方案上交等待批示。
这份报告送到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手上的时候，他看完这份材料，没有顺着报告里给出的方案批复，直接写下了一段很长的批示，里面留下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这些人放下武器已经二十五年了，一个都不要杀。他还顺带提到报告里写的这13个人，也不要单独留下继续关押，全部一起释放，不用单独把他们挑出来区别对待，同时还交代了释放之后的安置细节，出去之后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每个人发一百元的零用钱，全部给予公民身份，身体有病的，医疗待遇跟干部一样，愿意去找工作的可以安排岗位，年纪大没有劳动能力的就养起来，如果有人想要回台湾，也给足路费，来去自由。
这个批示传回到北京之后，当时不少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心里是有顾虑的，之前六次特赦，一直都有一条很明确的标准，必须确认战犯本人已经改恶从善，才能够释放，这一次要一次性全部释放，连原本挑出来打算继续关押的13个人也一起放掉，打破了沿用十几年的特赦标准。中央先研究形成落实指示的整套方案，再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走法定流程，同时安排各个地方先梳理清楚所有在押人员的资料，不能漏掉任何一个人，不要私下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关押。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3月19日，各地战犯管理所同步召开特赦大会，293名战犯全部拿到特赦通知书，新中国的战犯改造工作到此全部收尾。
这件事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释放之后，有十名特赦人员提出想要前往台湾跟家人团聚，大陆这边按照之前定好的政策，给他们安排路线，发放路费。但是台湾当局设置了十分苛刻的入境条件，要求他们公开发表特定言论才准许进入台湾，这十个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没有一人能够登上台湾，一行人只能滞留在香港，之后有的人辗转去往美国，有的人最后选择返回大陆，这件事也让外界看清了两岸当时不一样的态度。
这么多年持续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六次分批释放，一步一步试探，等到1975年这最后一次全部释放，背后并不是一时之间临时起意。从五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讲过，这些战犯不杀掉，对于争取台湾方面的力量，会起到不一样的作用，如果直接杀掉，起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二十多年里这个大方向一直没有变过。到1975年做出全部释放的决定，也是站在统战大局上面做出来的选择，想要用这样的姿态，向海峡对岸传递信号。
很多人后来会把这件事和他生命最后的时光混在一起，其实这次批示发生在1975年2月27日，距离1976年9月他离世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并不是临终那一刻的决定。只是当时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也清楚，这是处理这批遗留战犯最后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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