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信里的罗生门，“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旺兴瞎话一箩筐？

一、引言

2015年3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发《河南成功调解一涉外知产案》，通讯员是主审法官赵筝。报道称收到“德国拜耳（中国）有限公司”的感谢信，却又表示调解方案“得到了德国拜耳公司总部决策层的充分肯定”。一封子公司的感谢信，何以等同于总部的肯定？“先后几十次与双方当事人电话沟通”——这几十次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拜耳（中国）与本案有无法律关系？法官绕过代理律师联系案外第三方，程序上是否合法？

关键信息是：本案二审由河南高院民三庭组成合议庭审理，宋旺兴担任审判长，赵筝为合议庭成员。公开信息显示，宋旺兴负责与德国拜耳方面沟通，赵筝则负责与被告漯河药企沟通。 也就是说，真正与德国总部沟通、促成其接受调解的核心人物是宋旺兴，而非赵筝。一篇由赵筝以“通讯员”身份供稿的报道，将合议庭集体工作成果高度集中于个人叙事，而身为审判长、顶着“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头衔的宋旺兴，为何对此保持沉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代表着“审判领域最高荣誉”——这样一个精通法律程序的专业人士，难道看不出报道中程序事实的模糊与漏洞？

二、核心疑点：拜耳（中国）不是当事人，法官“几十次沟通”于法无据

（一）拜耳（中国）与德国拜耳：法律上的“两个人”

感谢信来自“德国拜耳（中国）有限公司”，而本案原告是德国拜耳公司（Bayer AG），总部位于德国，是受德国法律管辖的独立法人。拜耳（中国）是在中国注册的独立法人，两者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的主体，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报道从未提及拜耳（中国）是本案的共同原告、第三人或任何诉讼参加人，它完全是一个案外第三方。一封来自“外人”的感谢信，却被当作案件成功的“铁证”——这本身就是第一重“罗生门”。

（二）宋旺兴负责与德国沟通，感谢信却来自拜耳（中国）

既然公开信息表明宋旺兴负责与德国拜耳方面沟通，那么他应当最清楚：调解方案的“充分肯定”究竟来自德国总部决策层，还是来自拜耳（中国）的中国区团队？感谢信的发函主体为何是拜耳（中国）而非德国总部？如果德国总部确有书面肯定，为何报道中拿出的只是一封子公司的感谢信？宋旺兴作为沟通德方的直接责任人，对这些矛盾之处不可能不知情。一个被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的资深法官，对最基本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证据来源问题，理应有着远超普通人的敏锐——但他不仅在报道刊发后未予纠正，反而与赵筝一同接受采访、分享办案心得，客观上成了这场“叙事注水”的背书人。

（三）法官与案外第三方沟通，法律依据何在？

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规则是：法院的沟通对象只能是案件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报道中“先后几十次与双方当事人电话沟通”——这“几十次”中，多少次是和德国总部决策层？多少次是和拜耳（中国）法务团队？多少次是和代理律师？一概语焉不详。宋旺兴作为实际沟通人，对通话对象和内容一清二楚，但报道选择了模糊处理。这种“选择性沉默”绝非无心之失——因为一旦写清沟通对象，一个根本性的程序问题便暴露无遗：法官凭什么与一个案外第三方进行几十次实质性沟通？

如果沟通对象并非代理律师而是拜耳（中国），那就构成严重程序问题：法官在已有代理律师的情况下，为何绕过律师联系案外子公司？这违背了诉讼代理制度的基本设计。作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旺兴不可能不懂这些基本的程序规则。

（四）“邀请案外人协助调解”不能成为挡箭牌

有人辩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可邀请案外人协助调解。但此抗辩不成立：报道从未提及“邀请”或“协助”，表述是“与双方当事人沟通”“起草调解方案”——这是法官在描述与“当事人”的沟通。即便算作“协助”，法官直接与拜耳（中国）实质性沟通、起草方案、由对方向总部汇报批准，这种深度介入远超“协助”范畴，是将案外人当作了事实上的谈判对方。

三、感谢信为何来自拜耳（中国）而非德国总部？

逻辑链条至此清晰：如果沟通对象主要是中国代理律师或拜耳（中国）法务团队，而非德国总部决策层，那感谢信来自拜耳（中国）就说得通。但报道称调解方案“得到了德国拜耳公司总部决策层的充分肯定”——这是亲耳听到总部决策层说的，还是通过中国团队“转述”？如果是转述，写成客观事实就是误导。作为沟通德方的直接负责人，宋旺兴对此心知肚明，却任由报道含混其辞。

报道将“减少赔偿金额”和“扩大保护范围加重侵权责任”并列称为调解方案——权利保护范围的扩大，岂是法官在调解中能“起草”和“决定”的？这暴露了报道在法律专业性上的粗糙。而一个“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对此竟毫无异议，更令人费解。

四、“总部充分肯定”与“使馆赞誉”——口头转述还是事实？

报道还声称“德国驻华使馆的赞誉”，同样经不起追问：赞誉内容是什么？什么形式？有无书面照会？均语焉不详。最关键的矛盾：若德国总部真的“充分肯定”，为何发感谢信的是拜耳（中国）而非总部？靠“转述”支撑“总部肯定”和“使馆赞誉”，真实性令人严重怀疑。宋旺兴作为与德方沟通的直接法官，若真有这些赞誉，拿出书面证据并非难事，但至今未见。

五、结语

这篇报道最致命的问题不是细节省略，而是刻意模糊基本事实——模糊沟通对象是谁，模糊感谢信来源与总部肯定的法律区别，模糊拜耳（中国）与当事人的法律界限。

现在，焦点从赵筝转向了宋旺兴：真正与德国总部沟通的是他，最清楚感谢信来龙去脉的是他，对“总部充分肯定”这一说法的真伪最有发言权的也是他。 如果沟通对象是拜耳（中国），程序不合法；如果是德国总部，感谢信来源无法解释；如果是代理律师，报道为何不写明？这个两难困境，宋旺兴作为审判长和实际沟通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答案。

而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个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的法官，代表着“高层次审判人才”与“审判领域最高荣誉”，本应是司法专业与程序正义的标杆。然而在这起案件中，面对感谢信来源的混乱表述、沟通对象的刻意模糊、程序问题的讳莫如深，宋旺兴不仅未予澄清，反而在事后以“颇感欣慰”的姿态分享“成绩”。究竟是“专家”看不出问题，还是看出了问题却选择“选择性失明”？司法公信力不需要“注水”的功绩。靠模糊基本事实维持“成功”叙事的报道，即便调解结果本身成功，也会因程序事实无法自圆其说而丧失公信力。“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旺兴与赵筝二人，一个提供稿件，一个默许背书，共同编织了这筐经不起追问的“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