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前沿学科的脑科学,正“大踏步”走入教育领域,并对教学实践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而作为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核心素养之一的计算思维,我们对其脑机制及认知基础仍缺乏了解。从脑科学角度,我们应如何理解、培养和评价计算思维?这无疑是一个新颖且值得关注的话题。
本期对话邀请到浙江大学耿凤基教授,从脑科学的最新研究出发,为我们揭示计算思维的认知本质和认知过程,进而对中小学生计算思维培养和信息科技课程教学提供一系列的教学启示,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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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凤基
浙江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BIE课题组负责人,主要从事教育、心理与脑科学的交叉研究。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担任多本学术期刊审稿人及编委,并受邀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审专家和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教育学)函评专家。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校级科研项目,并作为骨干参与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研究”浙江大学队列建设。现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儿童发展与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教育神经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研成果获第二十二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青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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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宁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修员,《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特约撰稿人。
魏宁:耿教授您好,近年来,脑科学在逐步地走出象牙塔,走进中小学课堂,通过各种途径,中小学教师也接触到大量的脑科学知识和研究结论。老师们一方面会觉得脑科学很神秘,另一方面又觉得脑科学离课堂教学很远,不知道如何用脑科学知识来改进教学。您认为,作为中小学一线教师,该如何面对脑科学知识?如何借助脑科学知识帮助自己改进教学?
耿凤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如您所说,我们也经常看到,不少的专家会向中小学教师介绍脑科学的知识乃至前沿的研究成果,但老师们会感觉这些知识和课堂教学之间难以建立联系。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脑科学对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实践到底能提供怎样的帮助?中小学教师应该如何借助脑科学的知识为自己的课堂教学服务?
我觉得,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教师要想让脑科学知识服务于课堂教学,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要认识学生,基于脑科学、心理学与教育学原理和机制去了解、认识学生;其次是理解学习,能够从脑机制层面解释学习现象与问题;最后是支持发展,在认识学生、理解学习的基础上,做出教育判断与决策,促进学生发展。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要想让脑科学有效地指导、改进教学实践,需要教师具备整合并运用脑科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理解学习与发展规律,并据此解释与支持学生发展的专业素养。
它大概有三级台阶:
首先是需要具备脑智知识基础。脑科学不是孤立发展的,应将脑科学与心理学、教育学融合起来。脑科学涉及大脑发展与神经可塑性、脑结构与功能、脑机制与行为表现的关系等;心理学涉及认知过程与信息加工、情绪与动机、自我调节与执行功能、社会认知与发展等;教育学涉及学习理论、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教育评价与反馈、学生发展与教育规律等。
其次是要努力构建自己的脑智解释能力,也就是运用脑科学知识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它包括分析教学问题、将教学问题与相应原理建立连接、评估原理的适用条件和影响因素。
最后是要形成脑智决策能力,也就是基于科学理解与分析,做出教学判断,并采取教学行动的能力。这一能力要求能依据脑科学原理生成对应的教学策略、评估教学策略、将原理迁移应用到教学决策中,以及实现跨情境的应用与优化,最终目标是促进学习与发展。
层级加工理论假说:计算思维的认知本质
魏宁:当前,计算思维被认为是21世纪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养,它同时也是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的核心素养之一,但我们对计算思维本质的认识仍然不足,这也导致在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对于如何落实计算思维的培养依然存在困惑。您从脑科学、心理学入手,提出了计算思维的“层级加工理论假说”,以揭示计算思维的认知本质,这一理论假说是如何形成的呢?
耿凤基:在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思维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计算思维的培养也成为一个教育热点。但是,至今我们依然没能揭示出计算思维的认知基础,这也影响到了在教学实践中对计算思维的理解、培养和评价,层级加工理论假说就是为了回答有关计算思维的认知本质等关键问题而提出的。
一般认为,计算思维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思维方式,它强调通过抽象、分解和算法思维等心理过程来生成一系列算法步骤。而在计算思维的诸多要素中,“抽象”无疑是计算思维的基石。这是因为,在各种有关计算思维的界定中,抽象都是核心要素,计算思维的关键就是创建抽象对象并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作为一种认知过程,抽象能够有效地支持计算问题的解决。
但在真实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又很难描述清楚“抽象”是如何体现的,很难将它操作化,因为抽象往往是通过信息隐蔽的方式来实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中经常会用到图形化编程,现在有一个任务,通过编写指令来引导蜜蜂移动并采集所有的花蜜。如果只是顺序列出所有代码指令,假定采集一朵花的花蜜指令为“移动”—“采花蜜”—“移动”—“采花蜜”—“移动”—“采花蜜”—“向右转”,那么整个指令序列就是上述指令重复N遍。可以认为,这样的指令序列的抽象水平无疑是低层级的。但学生稍加思索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任务就是这几个基础指令的循环。我们无需列出所有指令,只需将采集一朵花花蜜的指令序列让计算机重复执行N次即可,而这一新的循环结构的抽象水平无疑提升了。再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在采集一朵花的花蜜过程中,存在另一个循环结构:“移动”—“采花蜜”重复执行了3次。因而,整个任务可以形成3个层级,随着新的层级的建立,抽象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从本质上来说,可以把计算思维中的抽象看作层级的建立。层级越高,涉及的指令代码越少,同时具有更高的效率。
不只是编程如此,我们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例如,要从学校去火车站,中间会经历骑行、坐地铁等,同时还要兼顾速度和路途成本,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案里面就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层级。只不过有些层级的信息因为我们对它的加工已经习以为常,会被“包裹”在某个层级里,通过隐蔽的方式抽象化了,如在上述出行问题中,就没有提及骑行的自行车从哪里来,它可能需要扫码获取,但它被我们抽象化了。
因此,在计算思维的培养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层级”这一概念,可以看出,计算思维的关键就在于定义和处理不同层级的抽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魏宁:由处理层级抽象切入,层级加工理论假说又是如何解释计算思维的?
耿凤基:从层级加工理论假说出发,计算思维就是个体通过层级加工的方式生成和理解一系列算法步骤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此同时,计算思维层级加工依赖认知控制系统来调控工作记忆,以实现对高层级信息的持续性维持和层级跳转信息的选择性更新。这些认知活动将使认知控制脑区被激活,消耗大量认知资源,从而导致认知负荷的产生。
回到“蜜蜂采蜜”这个例子,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他要想实现高层级的信息加工是有一定困难的,这就与学生的认知控制能力有关。例如,当一个指令序列要重复多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始终保持若干信息,时刻都要想着“已经重复了几次”,而在指令运行到某个转换节点,如“向右转”时,大脑需要快速做出决策:“次数够了吗?”“下一步该做什么?”脑科学实验表明,当处理这些嵌套结构的信息时,大脑的认知控制网络,包括额顶网络、突显网络等会在瞬间被激活,这也意味着投入了额外的认知资源进行信息加工。上述时刻都会大量调用工作记忆,从而导致认知负荷的产生。
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认知负荷就是个体在执行任务时所需要付出的心理努力或消耗的认知资源。研究表明,随着任务层级复杂性的增加,个体所产生的认知负荷也会增大。特别是当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维持高层级信息,或者在不同层级跳转信息并快速更新低层级信息时,也就是在信息转换的关键节点上,伴随着认知过程对认知资源的消耗,认知负荷将会不断产生。
这就提示我们,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往往用抽象化的方式与学生沟通,默认了学生知道某个层级的信息,但实际上学生不一定知道。
魏宁:在中小学信息科技教学实践中,对于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层级加工理论假说可以为教师带来哪些教学启示呢?
耿凤基:层级加工理论假说从脑科学、心理学角度揭示了计算思维的认知本质及其背后的心理认知机制,有助于解释计算思维问题解决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的教学原则,用来指导计算思维的相关教学与测评实践。
在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过程中,层级加工理论假说带给教学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中小学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在开展一个涉及计算思维培养的教学任务时,教师要充分理解学生产生困难的根源,根据学生的认知控制和工作记忆发展水平开展教学,设计相应的学习任务。学习内容的组织应循序渐进,遵循从较低抽象层级逐渐过渡到较高抽象层级的原则。在编程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考虑不同编程概念的抽象程度,并通过灵活组合这些概念,创设出更加复杂的问题情境。
其次,在层级加工的关键节点上,也容易产生认知负荷,教师要为学生提供适当的教学策略或学习支架,通过提示、分步引导等方式支持学生对层级信息的加工,从而降低不必要的认知负荷,促进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例如,在教授类似“嵌套循环”这样的编程概念时,可以在内外层重复控制的跳转处设计学习提示,以减轻学生在工作记忆维持和操作当前重复次数上的认知负荷。
魏宁:如果跳出具体的教学环节,从层级加工理论假说的视角看待计算思维以及信息科技课程教学,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耿凤基:从层级加工理论假说的视角来观察计算思维的培养及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的教学,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它的底层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知能力的习得。学生在计算思维的培养过程中,不仅习得了一种技术、工具,还获得了一种元认知能力。
例如,编程的学习和写作的学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写作文的时候,学生必须考虑总体的目标、文章的结构、段落之间的衔接,以及每个段落的子目标、具体内容等,这同样体现出了层级加工的鲜明特征。
这也说明,计算思维说到底是人类理解世界、解决问题的一种底层思维方式,而不是让人类简单地像计算机一样去思考。我们可以借助编程环境来培养计算思维,但计算思维在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它们在底层原理上是相通的。周以真教授曾经对计算思维下过一个定义,即构思问题,并以能被智能代理(人或计算机)有效执行的方式来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思维过程。对信息科技课程来说,技术路径对于习得计算思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计算思维并不是只能作用于计算机,它可以服务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计算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脑科学证据与教学启示
魏宁:您曾经从脑科学的研究出发,考察了计算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思维都是当前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元素,也是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的重要培养目标。计算思维是课程核心素养之一,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具有创新创造活力同样是课程的重要导向,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耿凤基:计算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同属于21世纪科技创新人才的关键素养,都是高阶思维能力,都以问题解决为目标。计算思维强调用计算机科学知识和技能来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则强调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并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
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又有密切的关联,如它们的思维过程都包含抽象、模式识别等要素,都体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性,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跨学科技能。但同时这两种思维也存在差异。传统行为研究只能揭示二者在任务表现上的相关性,无法深入底层认知过程。因此,从脑科学出发,考察并揭示计算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可为培养学生的这两种高阶思维提供有益的启示。
魏宁:您的研究揭示出二者怎样的关联?
耿凤基:我们的研究采用了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并计算被试大脑各网络内部及其之间的功能连接,并基于功能连接强度预测它们在计算思维(采用Bebras挑战赛任务)和创造性思维(采用TTCT图画版测验)任务中的行为表现。
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额顶网络内部的功能连接越强,计算思维的表现越好。额顶网络被认为是个体在工作记忆中主动维持和操纵信息的神经基础,通俗地说,我们的执行控制、调节能力越强,计算思维的表现越好。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刚好相反,额顶网络内部的功能连接越强,创造性思维的表现反而会下降。用日常生活体验打个比方,人在精神紧绷的状态下,创造力反而不易得到发挥。
语言网络内部的功能连接越强,计算思维的表现越弱。因为当大脑处理复杂的认知任务时,有限的认知资源会在不同脑网络之间进行分配,语言网络内部的连接增强,可能将消耗更多的神经资源,从而导致学生在计算思维任务中的表现变差。
此外,带状盖网络和默认网络之间以及带状盖网络和语言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会抑制创造性思维的表现。
这些结论说明,计算思维更依赖结构化推理、规则维持与信息更新。而创造性思维更需要开放、联想,过强的认知控制反而会抑制新想法的生成。
魏宁:通过上面的研究结论,对于计算思维的培养,会对教学带来哪些启示?
耿凤基:通过上述研究,对于计算思维的培养,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教学启示:
第一,应降低不必要的认知负荷。在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中,经常会将计算思维培养融入编程教学中,那么在编程教学中,应当降低问题解决过程中处理复杂编程语法的认知负荷。采用可视化编程环境,用拖拽的方式像搭积木一样构建程序,规避过于复杂的语法细节;提供“运行”按钮,直接呈现出程序的执行过程。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使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推理算法逻辑。
第二,应融入适当的认知控制策略。例如,在编程教学中加强计划、监控、反思与测试,帮助学生提升抽象、分解和算法设计的能力。
第三,要兼顾创造与规范。在计算思维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前期应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尝试多种方案,后期引导学生比较、评估与优化,实现创造性思维与计算思维的协同发展。
通过对计算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关系的分析,我们也对编程教学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编程教学不仅可以教学生“学代码”,还能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
计算思维发展的个体差异:从年龄、性别到社会文化背景
魏宁:在中小学阶段,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是否存在个体的差异性?从脑科学研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它们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耿凤基:当前,计算思维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中小学生必备的高阶思维能力,对计算思维的培养也已经贯穿了整个K-12教育阶段。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间上长周期、群体上全覆盖的培养过程时,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
重要的是,在计算思维的培养过程中,我们应认识并尊重计算思维发展的个体差异,只有了解并强调个体差异,才有助于把学生从“整体”和“普遍”印象中解放出来,呈现出一个个独立、鲜活、各具特征的个体。
总的来说,在计算思维的发展上,学生的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性别和文化背景三个方面。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不断接受教育,知识的积累促进了认知发展,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表现出不同的计算思维特点。性别是个体的基本属性,性别差异表现在儿童的兴趣爱好、自信心和学习参与度等方面。而每个学生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也有所差异,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和思维习惯等。
因此,在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过程中,有必要认识和尊重学生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个体差异,进而根据学生的个体特征调整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地开展计算思维教学活动,帮助学生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学习资源,最大程度发挥个人潜能,体现公平教育。
魏宁:您能从年龄、性别和文化背景这三个方面,为老师们逐一分析一下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在计算思维发展上的具体差异表现吗?首先,年龄差异对计算思维有何影响?
耿凤基:在年龄上,总的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计算思维的能力是不断提升的。8~9岁的儿童计算思维发展较快,这一阶段是培养计算思维能力的重要时期。特别是,10~11岁的儿童的前额叶和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在快速增强,儿童正处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转变时期,这一阶段是对计算思维进行教学干预的“黄金阶段”。
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黄金阶段”呢?它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年龄阶段,学生的计算思维会自然得到快速发展,或者说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失去了培养计算思维的机会。而是说,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处理复杂层级任务的能力正快速发展。从教学上来说,此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去分析一些更加抽象和复杂的问题,完成一些具有适度挑战的任务。
对计算思维的培养,并不只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家庭教育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向家长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计算思维发展的“黄金阶段”,家长在与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让其主动参与到日常家庭事务甚至是一些复杂事务的分析和决策中,从而培养计算思维。
魏宁:性别的不同对计算思维的发展有何影响呢?
耿凤基:研究表明,对于计算思维而言,男女生有各自擅长的方面。一般来说,男生在空间导向类和动手操作类的活动中表现更为突出,女生更擅长合作和写作。
还有研究者用计算思维量表对中学生的计算思维水平进行了测量,发现男生在创造力、合作学习、算法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表现优于女生,而女生在问题解决方面展现出了优势。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对计算思维相关的学习内容的兴趣和信心方面,有研究发现,男生在计算机科学、工程领域的学习兴趣比女生更高,到了青春期以后,女生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职业的兴趣低于男生。另有研究表明,在编程学习中,男生在兴趣和信心方面都强于女生。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表明,这种性别差异在儿童早期是不存在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差异越来越显著。因此,环境因素可能在性别差异的产生及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如何激发女生对相关领域的学习兴趣,促使她们积极投入其中,是中小学教师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魏宁:您在研究中提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对计算思维的发展水平有明显影响,您能进一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耿凤基:是的,很多研究都表明,社会环境、家庭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的差异,对儿童的脑发育产生影响。那么,计算思维的形成同样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大量的研究结论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发达国家学生的计算思维发展水平比发展中国家学生更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也就是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其孩子的计算思维水平通常也较高;等等。
其实,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计算思维学习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等方面。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由于所处环境的限制和社会偏见的存在,在计算思维领域缺乏归属感和自信心,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计算思维学习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学生在进入高中和高中毕业时对计算机相关职业的兴趣水平较低。社会文化背景对计算思维发展水平的影响,再次印证了计算思维的培养需要家校社的协同。
AI时代的计算思维教育:从编程教学到思维测评
魏宁:当前,AI辅助编程技术发展迅猛,已经对中小学编程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您认为AI生成代码对中小学生编程学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AI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削弱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
耿凤基:AI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削弱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计算思维,如何看待作为培养计算思维重要途径的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教学以及编程教育。
如果把通过编程的学习、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的学习而培养的计算思维看作是对一类知识或技能的习得,那么AI的大面积应用确实会带来“认知外包”的现象。但如果转换一种思路,意识到计算思维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底层的认知能力,AI反而会成为发展计算思维的有力的脚手架。
从培养认知能力的角度来说,AI的出现让学生在计算思维的发展上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也降低了计算思维的门槛。例如,那些编程能力较弱的学生,就可以借助AI降低编程学习的难度,通过参与到编程活动中,来提升自己的计算思维。所以,教师可以主动设计真实的问题解决活动,让学生在与AI对话的过程中设计方案、解决问题,发展自己的计算思维。
此外,在计算思维的培养过程中,还会涉及学生个人的情感、态度,与他人的协调、沟通,与社会的连接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更不是AI可以替代的。
魏宁:关于计算思维的测评,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测评工具都过于专业化了。对于如何在课堂上对学生开展计算思维的测评,您有什么建议?
耿凤基:计算思维的测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它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当前AI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我的建议是,教师可以借助AI智能体开展计算思维的测评。
简言之,教师可以创设计算思维测评的AI智能体,然后,把学生在课堂上解决计算思维相关任务过程中的交流、发言以及问题解决中的表现收集起来,由智能体进行评判,从而辅助教师进行计算思维的测评。
目前,国内很多研究团队也都开发了相应的计算思维测评工具,教师都可以尝试去应用。当然,对计算思维的测评,我们也不能过于依赖某个工具,而应该通过多种方式综合评价学生在计算思维发展中的表现。
魏宁:今天,我们从脑科学的研究出发,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形成与培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信广大中小学教师会从中得到启示,也再次感谢耿教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老师们分享。
耿凤基:感谢《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多年来对中小学信息科技教育、对计算思维培养的关注,真心期待未来脑科学的研究能够为中小学教学实践提供更多的助力,期待脑科学能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刊登于《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26年第21期
引用请注明参考文献:
耿凤基,魏宁.计算思维与信息科技教育:来自脑科学的启示[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26(2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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